二是开展战地服务。抗战全面爆发后，新生活运动总会立即展开战地服务。1939年8月，经蒋介石批准，新生活运动总会与励志社联合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由总干事黄仁霖任主任，分设总务、慰劳、视察、巡回服务、军人服务等5组，先后在石家庄等地设立服务所31所，在南昌、武昌、成都3地设立办事处，为抗战将士提供食宿、书报，并派员赴各军医院、车站、马路为负伤战士和过路军人拆洗衣服、供应茶粥药品、代写书信、举办娱乐活动等。苏联、美国空军来华参战后，该团受航空委员会委托，增设空军招待组，并在西北、西南和河南、两湖、江西等地设立空军招待所。1944年在重庆设立盟军之友社，招待来华盟军人员。又以西北方面运输频繁，该团受军政部委托，于1939年5月接办西北公路招待所，自西安至四川广元一带先后设立18个招待所，办理军运人员招待事宜。到抗战结束时，该团所属的服务队、招待所、服务站儿遍及全国。

三是犒劳伤兵，救护伤员，协助兵役工作。1937年上海会战期间，蒋介石手令新生活运动总会成立伤兵慰问组，下设犒赏队5队，前往沪宁、沪杭沿线各地医院慰问伤兵，视察医院设施。南京沦陷后，于1938年4月调整组织，设立总务、犒赏、慰劳、视察4科，在陕、赣、湘、豫等8省设立办事处，办理各省犒劳事宜。服务工作则由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办理。1938年武汉会战之际，新生活运动总会联合妇女慰劳总会及战地服务团组织新生活运动医疗队，抢救伤员。迁往重庆后，又成立新生活运动医务委员会，迎接由上海前来后方参加抗战的医疗队转入内地。这些医疗队先后主办医院、诊所各4所，协助后方医院13所，其中第6医疗队还曾随远征军前往缅甸。从1938年春至1942年底，该会各种医护人员计治愈10余万人，敷伤60万余次，施行大小手术1万余次，矫治骨折839人。1938年伤兵之友社成立以后，该会积极协助扩大伤兵之友运动。为协助兵役工作，该会编印大量兵役宣传材料，广为散发。各县新兵出川之时，该会又多次举行欢送欢迎慰劳大会，等等。

四是救济难民灾民，抢救难童。自南京失陷以后，江、浙、皖各省不甘做亡国奴的人民颠沛流离，纷纷西上，武汉一时成为难民聚集之地。在流亡过程中，许多儿童走失，而日军为了充实本国人口，纷纷抢劫难童，运回国内。新生活运动总会为了救济难民，在武汉呼吁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救济、疏散难民。对于失散儿童，新生活运动总会在武汉派专员保育婴童，并大量征集无家可归者，送往重庆交给妇女保育儿童机关教养。一部分因交通关系未能西上者，转往湖南。1942年12月，新生活运动总会还联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中国战时服务委员会，开展侨胞难胞救济等事。战争期间日本空军对武汉、重庆等城市进行了狂轰滥炸，造成大批灾民。新生活运动总会在武汉时即以一部分人员进行空袭救济工作，以减少伤亡，安定灾民。1939年5月和1940年8月，敌机2次轰炸重庆，造成重大损失。事发之后，新生活运动总会曾派出救火人员，并设立茶粥站，救济灾民。[ii]

此外，“新生活运动”的不少领导人还亲自参加了具体的抗战活动，比如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表现出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投身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淞沪抗战开始后，她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一次遇敌机扫射发生车祸，不幸摔断了几根肋骨。她在抗战一周年的武汉献金运动中，捐献出了巨款和金银首饰。她主持抗战妇女运动，担任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会长，组织开办战时妇女训练班，亲自讲课，训练年轻妇女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她组织生产自救，安置难民妇女。她还担任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开展救助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难童的工作，开办保育院收容教养。她带头捐款，并和蒋介石认养一批难童，负担一批难童的生活费用，带动了各界人士掀起捐献和认养的热潮。她在赴香港治病期间，与二姐宋美龄重叙手足之情，共同投身抗日救亡事业；1940年4月一同返回重庆后，视察医院，慰问伤病将士，组织义卖义演，募集抗战基金等，表达了坚决抗战到底的意志。”[iii]

　进入抗战后，“新生活运动”的主题发生了转变，与培养民族精神和献身精神紧密联系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蒋介石1938年在《新生活运动四周年纪念训词》中指出，新生活运动提倡礼义廉耻，现在我们几千年礼义之邦，给乱寇来这样的蹂躏糟踏，乱军的残酷禽兽行为污辱了我们庄严的国土，残害了我们多少的同胞，我们生在这一个时代的国民，每一个人都担着无穷的耻辱，到今天来谈新生活运动，还有比“雪耻复仇”更重要的吗？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要复我国仇，雪我国耻，为全人类洗净文明的污点，同时也要求我全国同胞，一心一德。不屈不挠，奋斗到底，来求得抗战的胜利。[iv]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训词》中，蒋介石指出，在我们神圣抗战已进入第五年头之初，又逢到新生活运动的七周年纪念日，新生活运动在当年发起时所含的真义，实在就是“明耻教战”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在造成我们国民能耐苦忍痛，不畏饥寒，不惧强暴，整齐严肃，勤劳俭朴的战时生活，使我们整个民族，能在此生存竞争非常的大时代中，奋斗牺牲，而求得进步与发展，使我们国家能获得永久的独立和自由。我们抗战到今天，所以能愈战愈强，实际上得力于七年来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效果，确是不少。[v]于右任在《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中，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说：“今天来检讨新生活运动过去五年的成绩，我们不能否认新生活运动在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成效，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如七七以后，敌人以多年准备的力量，用最强烈的现代化武器来侵略我国，想在三月以内征服我国，使我屈膝。但我们以比较十分落后的武器仓卒应战，竟然支持到一年半以上，不仅把敌‘速战速决’的计划根本打破，并给敌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精神上以极大的损毁和打击。而我方无论在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都是愈战愈进步，愈战愈强，且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所以至此的原因，固然甚多，但最重要的，还得算全国军民都以同仇敌忾牺牲奋斗的精神，前仆后继英勇抗战所致。这种伟大民族精神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影响。”[vi]日本人也认为，新生活运动之后，（中国）军民精神振奋程度不可低估。新生活运动是1937年之后不可轻视的三件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