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渊远流长，精深博大。但其中有一条几千年来衍续不断为中华儿女世代传承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和合”。李瑞环同志曾经提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和合’，强调团结。”“和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几千年来衍续不断的哲学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

    　所谓“和合”，是指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的协调、结合、统一、发展。这样的思维模式，我们把他称之为“和合”精神、“和合”思想、“和合”文化。最早的“和合”要追溯到中国有文字记载之前的神话传说。古代传说中华龙祖伏羲时代黄河中跃出龙马，背负“河图”，伏羲受之而作八卦。大禹时洛水中浮出神龟，背负《洛书》，大禹受之而创立包含“五行”思想的“洪范九畴”。有关“河图”、“洛书”的传说记载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史书《尚书》以及儒家视为经典的《易经》中，先秦的《管子》、《墨子》等典籍中也都提到。“河图”——八卦，“洛书”——五行，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源头。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大厅内的浓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圆壁浮雕就以河图洛书为第一组，以太极八卦为第二组。我们拂去神话和迷信的附会，可以看到八卦和五行都是把自然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多种性质、多种因素、多种成分的物质组合，并进而把构成自然的各种物质物象简括为阴阳二气。阴阳八卦和五行所代表的物质物象在运动中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相克相生、矛盾统一、协调发展。八卦和五行蕴含的这种富于辩证思维和整体系统观念的朴素的唯物的自然观，西周以后更被简约概括为“和”，同时也用于观察社会，做为人道教化的目标。以后更丰富为“和合”。由“河图洛书”到八卦五行到“和合”，是中华文化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最早在八卦五行思想基础上提出“和”的是春秋的史伯(周太史)。他把“和”即多种事物(各种不同的“他”)的相互作用和“同”即单一事物的重复相加对比，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

    　“和”就是并存的对立的不同事物的矛盾统一而达到平衡协调，这是推动事物发展、产生新质的根本，既是大道运行的规律，也是人道政教的目标。这个意义上的“和”，被古代各家各派先哲广泛认同和运用。由孔子创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年延续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深深渗透于我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思想领域，对中国的民族精神、意识形态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曾经是维护等级制度、宗法制度，维护封建统治的，但也有反映了普遍规律的思想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如儒家文化的协调思想和和谐意识，就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普遍意义。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可说是儒家协调和谐思想的概括。“中和位育”出自《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规则。儒家在政教制度上是强调“礼”、“乐”的作用的，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礼记·乐记》)，制礼作乐也是为了致和。中国历代对“和”有很多论述，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同寅协恭，和衷哉。”(《书经》)。还有《淮南子》：“天地之气，莫大于和……阴阳相接，乃能成和。”《中庸》：“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董仲舒：“德莫大于和”，“和者，天地之正也”(《春秋繁露》)。直到王船山：“阴与阳和，神与气和，是谓太和”(注释《正蒙·太阳》)等等。在不同因素、不同成分联系、组合、交感的意义上，“和”与“合”通。(《礼记·特牲》：“阴阳和而万物得”，孔颖达疏：“和，犹合也。”)和前引《淮南子》论天地阴阳的《苟子》“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合”与“和”同义。《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前后呼应，互相生发。《国语·郑语》已经出现了“和合”一词：“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管子》将和合并举连用：“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吕氏春秋》也说“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东汉以后，道教、佛教的典籍中也运用“和合”阐发其教义。“和”指和谐、和睦、和平等，“合”，指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联用，就更强调了协调、团结、融通、凝聚的含义。“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哲学概念和政教伦理概念，被广泛用于认识自然、治国处事，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和合”是我国独特的文化理念，我们称之为“和合精神”或“和合文化”。

    　“和合”是以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事物的差别与矛盾为前提的，史伯的“和同辩"和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都以承认并追求矛盾统一为“和”，以无差别的同一为“同”。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多种多样异质异形的成分并存对立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成分在矛盾共同体中相互作用、制约、相克相生，相辅相成，交感转化，达到相对平衡协调状态，实现多样性的统一，多元一体。这就是“和”，这就是“和合”。在这个意义上的“和合”，是自然变化、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称之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
 　
    　“和合”概念曾被历代各派各家所运用。儒、道、墨、法、阴阳、佛教等对“和”都有自己的内涵和附加，都有其不同的阶级的、时代的乃至政治的背景，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梳理、辨别、扬弃。中国文化中并未存在过一成不变的、一贯正确的、世代师承的和合学派。而且，“和合”本身也要和合，它正由于能融异纳新与时俱进而为各家各派所认同。在各家各派不同的内涵和附加中，我们可以从多样性中抽出一个共同的合理内核，即“和为贵”的和合价值观：天人(生态)和合、社会和合、家庭和合、身心和合乃至“协和万邦”(《尚书》)——天下和合。这种和合——和谐的价值观，是我们所要弘扬的和合文化的精髓。

    　“和”，尤其是社会的协调和谐，历来就是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宗教家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因而就提出各种致和之道。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中庸”、“兼爱”、“仁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等等。历代的变法，也大都是从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变革求得矛盾的缓解和协调。历代所谓的“治世”、“盛世”，也大都是矛盾相对缓解、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政通人和"，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理想，“政通”的标志是“人和"，“政通”的基础是“人和”。直至清代，清皇朝朝廷主体建筑紫禁城三大殿还分别以“和"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正门为“太和门”，东西两侧是“协和门”、“熙和门"。在民间，邻里和睦、家庭和美是世代称颂的美德。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两千多年来数十个民族共处于统一的国家而不分裂，本土的和外来的多种宗教并行不悖和谐共处而没有宗教战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向往和合、爱好和平和刚毅自强、勤劳勇敢一样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性格。

    　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岁月中，持久的真正的社会协调和谐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的和合和谐只能是一种理想。只有在现代的中国，人民民主制度已经确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己不再存在，社会主要矛盾已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而要摒弃“阶级斗争为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团结尽可能多的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奋斗，发展生产力。为此就要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社会的和合和谐不仅是举国上下一致的愿望，而且正在成为现实。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社会结构变化，利益格局调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各方面社会成员在具体利益、具体要求的差异和矛盾也有多样性的发展，通过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和合和谐，也是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现实要求。从世界形势看，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着世界面貌，多极化趋势在全球各地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即国际上的和合已有可能也有必要，正在我国的外交活动和国际交往活动中得到体现。总之，中华民族世代企求的“和合”的社会理想，正在社会主义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以及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实践中真正得到全面的体现。

    　研究和合文化，要研究易经和儒家文化以及其他古代诸子百家学说。但是，弘扬中华和合文化，不是复古，不是易经至上，不是儒学回归，也不是要建立新的文化体系，更不是什么主导地位的文化。我们是把弘扬和合文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紧密联系的。中华和合文化，应是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中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们认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和“和为贵”的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结合，可以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有助于在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中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大联合，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助于丰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也符合世界“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主流。

    　“和合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异形、异质、多种成分、多种因素的协调、结合与统一。也可称之为多的协调、多的结合、多的统一，称之为一和多的结合。“和合”和“一多”是中国很重要的民族智慧。如中国龙，也作为中国的文化标志。龙的形成，也很特别。有学者认为，是在原始公社时代部族的争斗、兼并过程中，一个部族战胜了另一个部族，并非将它的图腾消灭、废弃，而是把这个部族图腾的一部分吸纳、结合起来，最后形成龙。龙是多种动物形象、多种动物功能的结合、统一。龙，角是鹿角，爪是鹰爪，鳞是鱼鳞，翅膀是鸟类的翅膀等等。多种动物的形象统一成为龙，而且多种动物的功能也统一于龙。所以龙能升天，能入海。(中国的凤，也是多种鸟类的形象和功能的结合。)龙，作为民族喜爱的、民族体育、娱乐的象征。中国有龙舟、龙舞。龙舟，作为一种体育项目，必须要大家共同协作，形成合力，龙舟才能前行。龙舞，也是要很多人协调动作，龙才能舞起来。一和多，是民族的智慧。所以，在现代中国，不仅是政党制度，政治制度，很多方针政策，都是一和多的结合，是“和合”精神在新时代的发扬。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也可以说就是多党派、多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联合、协调，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中。

    　我国的政党制度，“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是一与多的结合。一致性和多样化，是一与多的结合。我国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存，是一与多的结合。一国两制，是一与多的结合。文学艺术的主旋律和多样化，是一与多的结合。甚至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也是提倡国际“和合”。中国的中医学理论，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部位要相互协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比如眼睛不好，不光治眼睛，还要看与眼睛有关联的部位，这是中医学一个很大的特点。“和合”始终是中国的民族智慧，中国独有的哲学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社会理想。中国历来提倡天人和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态平衡，人跟自然要协调)，社会和合，家庭和合，身心和合。中国古代提出的协和万邦，也可以说是追求人类大同，人类的和合。现在的世界形势，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历来对社会、对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假如人类不断地掠夺毁坏自然，人类不断地互相杀戮，人类自身就要灭亡。所以，天人和合，社会和合，家庭和合，个人身心和合，是中国很重要的民族心态，民族智慧，也是政治理论，政治理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结合。同时，对小平理论也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民族智慧。邓小平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最广泛联盟、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的统一战线理论，各民族平等互相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邓小平以“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构想，以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等，也都与多成分多因素的“和合"相通，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阶级基础上的运用和发展。我们研究和合文化，有助于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深厚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有助于坚定地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七十年代初和日本池田大作的对话时就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一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和“独特思维方法”，实际上就是对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以及自然万物的尊重、承认和包容，而通过沟通、协调而和平共存、和谐相处在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之上，共求发展与进步。这就是《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后世儒家学者所说的“民胞物与”，也就是“和而不同”，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协调思想和和谐意识。

    　在今年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闭幕会上，李瑞环同志讲话中提出：“协调的思想在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和衷共济’、‘兼容并包’、‘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许多人所熟知的成语，都有和合、和谐、协调的含义。强调协调的作用，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廿一世纪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要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协调、和谐、并存、共生：要提倡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交战：要提倡“和合”，提倡“和而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要有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才有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因此，弘扬中华“和合”文化，对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进中央副主席 楚 庄 ）

　　（来源：民进中央网站）

 编辑：姗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