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

　　巴金这样说过：“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从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阴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爱生命。他一生探索着生的意义。他用笔，用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确认的人生目标走着。
            　　
　　对生命意义的最初教育来自母亲。
            　　
　　巴金把母亲称做“我的第一个先生”。母亲教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母亲教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仆人……巴金记忆中，母亲永远对他温和地微笑，让他感受爱的温暖。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是根底，一切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由此展开。
            　　
　　1937年的美丽西湖，一条小船上坐着几个焦虑的男子。他们是三位作家：巴金、王鲁彦、靳以。此行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是为营救一个姑娘而来。
            　　
　　几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说，她和后娘关系不好，受巴金的《家》的影响离开了家庭外出工作。因为失恋她来到杭州准备自杀，她遇到一位远亲；便改变主意，到一座庙里带发修行。她渐渐发现，远亲与庙中的和尚有关系，而和尚对她存心不良。她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希望巴金来搭救她。
            　　
　　巴金一直在用作品温暖读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给读者。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向一个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巴金冒充这位姑娘的舅舅，替她付清八十多元的房钱，交给她一张车票，让她到上海去找自己的真舅舅。那位姑娘最终逃离了陷饼。巴金在用具体行动来体现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为此而问心无愧。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
            　
　　从母亲那里，从卢梭那里，从克鲁泡特金那里，从托尔斯泰那里，从许许多多思想家、人道主义者那里，巴金学会如何认识生命的真谛，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
            　　
　　广东的这棵大榕树，因巴金的描写而出了名。三十年代初，巴金来到这里，游览之后创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鸟的天堂》，从此，这里的人们便称它“鸟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来到朋友们主办的乡村师范，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谈心会。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巴金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讲，但他的真诚仍然感动了学生。
            　　
　　他说到自己的生活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应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这正是巴金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态度。
            　　
　　1985年，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苏某乡十位小学生的来信。他们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询问“寻找理想”的问题。很巧，这与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谈心会，无疑是一个完美的历史衔接。尽管其间人事茫茫，岁月悠悠。
            　　
　　虽然年老体衰，巴金仍如当年一样对理想充满激情，甚至显得十分浪漫。他在与孩子们平等交流，实际上，他的一席话，可以看做他对自己漫长人生道路的历史总结。还是那个真诚、热情、浪漫的巴金：还是那个用生命拥抱理想、拥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巴金承认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艰难，但支撑他与命运抗衡、执著地走向生命终点的，永远是对理想的热爱和坚信：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远给我指路。”
            　　
　　漫长的人生路就是这样在理想的照耀下走着。
            　　
　　理想和信仰是火，点燃巴金心中的激情，也点燃巴金的道德勇气，年轻时如此，年老后仍然如此。
            　　
　　没有一种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一种对完美人格的追求，老年巴金就不会写下巨著《随想录》。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想想看，他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写出这些篇章的。身患美尼尔氏综合征，手发颤，写下每一个字都十分艰难，外界种种压力，让老人一次次感受到不被理解，甚至被歪曲的精神痛苦。然而，他没有放下笔。
            　　
　　他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他直面“文革”给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以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履行着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应尽的历史责任，达到了他的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有《激流三部曲》，有《寒夜》，有《随想录》，有云与火，有真实的人格，这样的生命，永远与历史同在。
            　　
　　梦
            　　
　　无论年轻时，还是晚年，巴金爱做梦，也爱在作品中写梦，这仿佛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这样说：
            　　
　　“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吗？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梦看做是巴金的忧郁、敏感气质的外在表现，梦是清醒的延续，梦是心灵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被判处死刑，应该被押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他却主动前往。一个友人陪同他。他被投进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听到的只有修建断头台的声音。他等待着死亡。一天，他被带出来，他看到天井里绞刑架已经矗立起来。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突然，他看见了那位友人。她惊恐地叫着他的名字，眼里含着泪花。已经失望的他感动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绞刑架。
            　　
　　这个梦很长。最终，那位友人用飞机把他营救了出去……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巴金没有说。不过，他说过这样一段关于梦的话：
            　　
　　“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定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感觉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景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真实的我。”
            　　
　　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这是上海奉贤“五七”干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艺界的同行在这里接受监督改造。
            　　
　　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
            　　
　　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被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背诵“最高指示”。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于是，在巴金这里，叙述梦不再是写作的一种技巧，也不是文学想象的补充，而是痛苦心灵的真实再现。
            　　
　　因为梦，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实。
            　　
　　梦对晚年的巴金，无疑是一种生活的补充。重病缠身，行走不便，言谈困难，他越来越难以与社会交往，这样，他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任思绪飞翔。
            　　
　　晚年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病床上的巴金，继续做着他的梦。也许清醒，也许懵懵。生者与死者在这样的虚与实的场景中对话。
            　　
　　梦中，巴金又回到了他在武康路的家门。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写下这个梦是在1984年。时间又过了十几年。巴金又做过多少梦，只有他知道。恐惧也好，忧虑也好，怀念也好，沉思也好，都装在心里，然后，走进梦中。
            　　
　　这便是一个老人的生命状态。有点儿无奈，却又十分真实而可贵。
            　　
　　一个97岁老人的生命，以各种方式在这个世界活跃着，呈现着。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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