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先生演讲

中国台湾网4月1日山西消息 为期三天的第九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1日在山西介休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100多名学者嘉宾汇聚一堂，就共同关心的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开展研讨。

    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

 王石：罗主席、饶主席，各位，大家下午好！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和主办地的安排，能让我回到家乡来过清明节，我是山西长治襄垣县人，回到山西来我特别高兴。

    刚才我忽然想到，也许寒食、上巳、清明也是一个聚会的日子，杜甫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那就是丽人的机会，我刚才看了一下日历，三月三日就是上巳节，和清明节就是一天，即阳历4月5日，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这种历史的延续。

    我是服务于中华文化促进会，文促会在节日传统方面可以说不仅坐而论道，而且是起而行之，我们的主席、名誉主席非常注重传统节气活动，对中国的节日现状作了一个普查，然后要求各位专家作了一个评估体系，然后在许嘉璐委员长的亲自关心下，和中央文明办共同讨论、报告，最后形成了节庆中华奖，一共办了三次，分别在青岛、宁波和重庆，它的重点就是传统节日，当然也包括现代节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中国的节日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个，就是说每天都有几百个节日在全国各地举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空间、非常大的领域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前不久我们还在中央电视台公布了七个传统节日的标识，许嘉璐副院长一个一个审查，一个一个提意见，非常重视，所以今天我们还来了两位副秘书长和几位理事，我特别想介绍的是原大名鼎鼎的红牛CEO，他现在放下红牛做我们的传统节庆，希望多交流。

    今天我根据大会的议题，准备了几个和节日相关的想法，叫“节外三想”，在这里作为一个很不成熟的意见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我想说的是“中外之想”。从2005年起，国家五个部委就联合发文倡导中央传统节日，凝聚民族精神，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践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提起，就是是否应当将弘扬传统节日和抵制洋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甚至和维护文化主权等等等同观之？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觉得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清楚我们目前的文化境遇，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文化境遇之中？从前我们在很长的一个时间里，我认为是比较天真的，也比较一厢情愿地认为文化和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应该是同步的，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讲新民主主义，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中央同志就提出进入社会主义文化，那个社会主义文化和现在的提法还有点儿区别，中国的文化就等于社会主义文化，因为是制度变了，所以中央同志当时有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创造这些文化，不是封建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这和主席讲的“一张白纸”的思想一样，我们的文化就是社会。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看法下，我们对于不同质的文化，其他的文化就往往采取不接受，甚至排斥的态度。

    现在我们终于认识到文化的存在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稳定性，这种状态不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就相应地转变，唱红歌是现实，唱周杰伦、明月几时有、窈窕淑女都是现实。我们今天在相当广泛和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很多人仍然习惯性地认为一元化的文化存在是正常的，而多元的、多样的文化存在往往认为是异常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平和地去对待身边发生的文化现象。

    另一点我想说的就是，全球化的含义不仅仅是地球村，也不仅仅是全球视野，这个话不可避免地就带有一体化的意思。科技、信息和经济均有一体化的倾向，比如说WTO，那么在文化上，有没有一体化的趋势？我认为是有的，在全世界范围内非常广泛的文化接触、交流、碰撞中间，实际上是产生了一种国际性的共有文化，这个我觉得不应该回避。我们有一位老先生叫周有光，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了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周先生提出，他觉得不仅仅是中国，所有的国家都进入了一个一面是国际现代文化，一面是本国、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都进入了一个双文化时代。有人说国际现代文化是西方文化，甚至是美国文化，我们觉得这样的说法也是片面的，西方文化的元素在国际现代文化中间是很多的，但是国际现代文化是许多国家所共创、共有和共享的，比如我们说中医和西医，在我们说西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说人类医学科学。东方国家对于人类医学科学也是作出重大贡献的，比如周先生就提到了腓尼基人的问题，他说在公元前2000年，腓尼基人生活在现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就是地中海东案的北部，腓尼基被马克思称为“了不起的商业民族”，主要是航运和中介商，那么在腓尼基人的时代，他们就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和埃及的象形文字，也不同于楔形文字，就是字母文字，后来被希腊人沿袭下去，被罗马人传承下去，原来在22个辅音字母上增加了几个元音字母，就变成了现在欧洲国家，也包括印度这些国家，包括维吾尔语的字母，这个字母我们一般说叫“罗马字母”或者“拉丁字母”，但它并不是欧洲人创造的，是腓尼基人创造的，腓尼基人不是欧洲的文化部分。

    现在我们确实有了这样的一种国际性文化，应当很平和地把它看成是一种文化现实，而不把它看成是我们要去战斗的、排斥的、竞争的一种文化，当然包括竞争，但是不应该把这个文化看成对我们来说具有敌意的文化。

    我想我们应该从正面和和谐的意义上看到国际文化，而不是在负面和冲突的意义上去排斥，我们更不应该排斥那些亿万人在实际上已经融入其中的文化，中国传统节日有文化内涵，而国外的节日也同样有文化内涵，同样给人带来快乐和祝福，中国节走出去是友好，外国节走进来也是友好，不能动不动就说“文化入侵”，许多国家我们都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不能理解为“文化入侵”，今年12月中华文化促进会按照文化部的部署，要在尼泊尔举行中国节，我们也不能理解为有文化入侵的意思，我觉得不应该这么敏感。

    有的朋友说中国的孩子过洋节，好比是到别人祖宗牌位前磕头，这说得不完全错，可是没有这样严重，起码孩子们不是那样想的，他们想到的更多的是欢乐和祝福，有一个大学生告诉我，他看到一个漫画，天空的部分是五星红旗，上面有五个星星，在许多下面的建筑屋顶上都有圣诞老人往烟囱里放礼物，这个漫画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很多家庭也在过圣诞节。他说他很喜欢这幅画，我认为他有理由喜欢。

    关于“入侵”之说和“文化主权”、“文化安全”之说，我认为都有它们的前因，这些说法有一个前提，就是把文化完全放在“冲突”的位置上来考虑，而不是放在“和”的位置和“融合”的位置来考虑，比如文化主权，我们现在很难去界定，我们可以说火药、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这样的界定除了增加自豪感之外，我觉得还会增加屈辱感，因为我们的指南针被人家用来航海，来打我们；我们的火药被别人用来制造枪炮，我们只知道放鞭炮、拿指南针看风水。所以最重要的还不是文化主权问题，比如茶，茶是中国的，这没问题，但是茶在我们国内炒作得这么热闹，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茶在国际市场上，打不过一个“立顿”品牌。他们做的红茶、花茶，很便宜的小袋子，那个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比我们要厉害得多，因为它是一个品牌，而我们的茶只有品种，没有我们的品牌，有些人说中国人喝茶是在喝原料，而不是在喝产品，所以重要的还不是去认定文化主权，是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

    总之，我们希望以一种和谐的、博大的胸襟去看待传统节日中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在咸阳讲过一个观点，有很多朋友说“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和”，我勉强同意这个说法，为什么“勉强同意”？“和”不是中国的历史，也不是中国的现实，所以中国的思想家们是如此地呼吁“和”，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历史上失和的故事太多，我们在现代生活中失和的故事太多，我们在经济竞争中失和的东西也太多，所以我赞成“和”是中国的核心思想，但不是中国的历史，中国没有这么好的传统。

    说到“和”，我在这里还想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把中华民族七大传统节日定为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重阳，还有中秋，这七个里面都是汉族的节日，当我们解读中华民族的时候，我们会说中华民族是汉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共同的称谓，但是我们在说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时候，一个少数民族的都没有，我觉得起码可以在自治区中间的一些节日应该纳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比如说藏族的雪顿节，维吾尔自治区的古尔邦节等等，它们也应该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有一个愿望，如果有一天他们的节日也放假，某一天下班的时候，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对少数民族的员工说“明天是古尔邦节，公司给你放一天假，并且送你一束花”，那是很美好的事情。

    我们已经把传统节日立为文化遗产，这是非常恰当的，文化遗产和今天的文化现实是相区别的，冯骥才先生曾经说过关于文化遗产的状态，我就不再多说了，他说有些是活态传承的，有些进入了博物馆，还有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等等，还有很多论述。那么关于清明，不少学者是清明是三合一，清明、寒食、上巳合为一个，各有渊源和风俗，现在清明影响最大，我认为这是删繁就简，是历史的选择，留下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认为一些节日习俗的消亡、失传是正常现象，我觉得我们不必要费很大的力气去复制，比如和“清明”相关的“寒食”是介休这里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活动，但是从全国来说，并没有像介休这样的传承，还有关于介子推，介子推的历史记载很少，《史记》、《左传》里有一些记载，介子推的人物和事迹大多是后人的附会，而不是历史事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所讲的介子推的故事和他的思想，如其说是他的，不如说是后人，是历代人附会给他的，甚至强加给他的。如其说他是介子推的精神，不如说是附会者的精神和意愿，所以我认为介子推精神在今天能否被今人接受，能否被青年接受，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坚持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我认为介子推最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而不是一个崇高人格的偶像。

    我曾经问过很多大学生，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接受介子推，他们觉得过于矫情，不自然。当然，这个看法也许是可以讨论的，所以我在这里提一下，过去的历史有他的意义，那么如果离开具体的背景仍然有价值，那么它就是可以被后人所传承的。

    最后一点，我讲一下“文经之想”。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冯骥才跟我讲到了政绩文化的问题，许多政府把文化作为政绩来考量，我也认为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我注意到一个提法，我本人是反对的，就是说既要看到文化的产业性，也要看到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我不认为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产业性，都有意识形态性。有一些，但不是全部。有一些文化不仅没有产业性，而且是和产业性相敌对的。目前在创作文化上最普遍的一个做法叫做“违约”，就是花钱买作品，买画、买音乐作品、买张艺谋那样的大型创作，我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作曲家叫（朱渐尔），在上海，有人让他写一个交响乐作品叫《走进新时代》，他说我不能写。有人说，你不是写过《唱支山歌给党听》吗？他说那是我要写，和你让我写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学生画家，画商有一次对他说，你把这幅画的屋角改一下，我要了。我的学生说我画不下去了，因为屋角是我得意的地方。这些让我们想到，现在我们有钱了，政府也有钱了，企业也有钱了，但是我们能不能认为我们有了一个体制改革，再加上有了足够的钱，我们就有好的创作？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最后我还想说一件事情，也是经常被人说到的，我们拍了一部电视剧，是写一个聋哑女孩的故事，钟老师看过，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中央电视台可能不会放，前不久正如你所说，中央电视台说王老师你不知道，现在越烂的片子越有收视率，越好的片子越没有人看，千真万确是这样。我就又想起钟老师说，马克思说，艺术不仅生产自己，还生产欣赏对象，也就是说他生产欣赏者，那么我们老是给观众看烂片，最后观众成为烂片的知音了，好片子没有人看，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收视率、票房、发行量已经成为了我们媒体和文化发展的毒药，如果不信，我敢在这儿断言，虽然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罗富和先生是国家领导人，也坐在这儿，还有这么多专家学者在这儿讨论这么重要的问题，但是结束这个会议之后，我们的重要性就在这间房子里，出了这间房子，我们的会议就不重要了，不信你查一查我们博得的版面，我们会很多倍地低于大S低调地结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