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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图书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图书馆汇聚古今图书，集中先哲智慧，其建设与发展是文化昌达的重要标志。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可算是源远流长。
要说近代图书馆的兴办，还得从清末说起。随着国门被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大清乃世界之中心的唯我为尊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破了，比较于外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急需科学技术人才，清廷不得不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点滴改革。清同治初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第一所洋务学堂，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京师同文馆只设荚、法、俄三个馆，挑选八旗子弟入馆读书。1867年增开天文、算学馆，招收部分举人和下级官员，先后开设天文、算学、化学、物理等课程，外语等自然科学课程由外籍教员担任。由于要向西方学习，清政府就从同文馆里派出了一批年少有为的留洋学生，远渡重洋，到国外学习，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在这批留洋学生中，有一位年仅28岁的八品官 —— 张德彝。他随同文馆的同仁和英国人赫德出洋游历了英、法、俄等欧洲10国。在游历欧洲时，他参观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除了大开眼界，还惊讶地发现图书馆内收藏了共八十余万卷中国图书，这些著作中有满、汉、回各书，而且保存在玻璃橱窗内。也就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非常热情的英国人，此人见中国入光顾图书馆，随意地从书架上取下许多中国图书给张德彝展示。在图书馆内英国人可以自由地取书阅览，抄录，这使张德彝非常新奇，并对英国对文化的保护表示敬佩。
1864年秋(清同治三年)，张德彝随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英国。他再次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他发现：图书馆新增了(大清律)一部、印度贝叶经三卷。同年冬，张德彝专程拜访了馆长德格尔，他俩共同讨论了中国文学与汉字。后来，张德彝发现图书馆又收藏了许多中国、日本的新图书，其中甚至还收藏了太平天国军的告示一张。
1867年(清同治六年)，张德彝又以译员身份随清政府派遣的出访美国的外交使团出访，一行官员考察了美国民办大学图书馆的情况。美国在校内开设的图书馆专人管理，任其浏览的管理方式，提供资讯、以广见闻的作用让他们大开眼界。可以说，张德彝是第一个关注西方图书馆的大臣。
实际上，极力倡导兴办国家图书馆的还有三位使臣。1875年2月(清光绪元年元月)，郭嵩焘被任命为首任驻英钦差大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大使。郭嵩焘在出使欧洲期间，精心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科学、教育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宗教、历史等社会状况。郭嵩焘极为重视西方近代文化的传播，博物馆和图书馆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参观了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彼得来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郭嵩焘对图书馆的珍品收藏、书库布局、占地面积、进书方法、目录检索、装订技术、借阅管理、防火防霉、馆内开支、缴送版本制度等，都具细考察。1878年(清光绪四年)，郭嵩焘赴法参观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发现该馆除各国图书分室储藏外，还将收藏品分四个院：古钱、图画、钞书、刻板书。中国书籍入藏两万四干部，共有书本式目录四大册，其中明朝的上佳版本居多。考察后，郭嵩焘曾致信给清政府，信中说道，西方立国之本在于知识、科技和政教，而不是专恃武力。他呼吁中国留学生全面学习近代西方所长，不能只着眼于军事。因郭嵩焘激进的新潮思想为保守派所不容，1878年，郭嵩焘被罢免归国。
接任郭嵩焘的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78年8月(清光绪四年七月)，曾纪泽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荚、法钦差大臣。两年后，又兼任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出使期间曾几度参观荚、法图书馆，并和馆长深入探讨了中国藏书与西方图书馆的问题。他公务虽忙，但依然勤奋读书，这些书大多是从当地的图书馆里借来的。曾纪泽在日记中写到：“初至西洋，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倚，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又“以为各国之士路，尽善尽美矣”。后入政治学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方知：要强国需有书。”他的这个认识，可谓入木三分。曾纪泽任满回国后，大力倡导西学，并向政府力倡兴办国家图书馆。
薛福成是晚清时期，风气略开以后的洋务派人物。他于1889年5月(清光绪十五年四月)，被清廷委任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次年初赴任，为期四年。薛福成在出使活动中，极为重视对西方各国文化教育的考察，尤其偏爱图书馆。1891年3月(清光绪十七年)，薛福成参观了梵蒂冈教皇的书库。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了考察书库的情况：书库每天向社会公众开放一定时间，也有长年在这里阅览的读者。书库有藏书有数百种，印板书上万卷，其中抄书还不计在内。东方各国的藏书有阿拉伯的、土耳其的、中国的、印度的、俄罗斯的等。薛福成考察了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的图书馆，在考察德国时，他发现馆内藏有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并藏有梵文书籍和蒙古、日史和吐番书籍。薛福成之所以如此重视西方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一是因为当时洋务运动风潮乍起，薛福成是洋务运动的新派人物；二是因为他的认识先于许多国人，明白近代文明与改善社会教育的相互作用。
薛福成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着力介绍，不但得到国内许多学者的重视，也引起清政府的关注，以至于20世纪初实行“新政”时，将薛福成的出使日记列为应试必读的参考书。
由于张德彝、郭嵩焘、曾记泽、薛福成这些具有新潮思想的人物对建立近代图书馆的大力倡导，终于引起国人对“西式藏书楼”的极大关注。
追溯起来，中国自古注重资料、图书的收藏、管理。相传，周代设有“盟府”，老子就做过周的藏书史。但中国古代的藏书馆与今天的图书馆有着根本的差别。中国古代藏书分私人藏书和皇家、官方藏书，这种藏书形式以私有为体，以封闭为要，虽多宝贵秘籍，但高存于皇家内阁，官宦书房，寻常之人很难见到，就是读书人之间，也很难进行图书的交流。很多人视书本为财产，期望子孙妥善保管。保管的结果往往是尘封土埋，实际上等于付之蠹鼠。若遭战乱水火，单凭个人之力很难使图书得以保全，即便皇家亦难免厄运。英、法联军入京，清皇室藏书就惨遭掠夺。官方藏书楼虽多，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文澜阁、文渊阁等，但这些地方只有骚人墨客能观光，白衣秀士连边也沾不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心源丽宋楼所藏之天下奇书，由其子陆树藩以10万元的价格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文库，国人虽然痛心疾首，但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日本人将书籍舶船载以东，徒唤奈何而已。随着国门的洞开，国人发现西方的图书馆里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藏书越来越多，文化珍宝的外流，成为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又一罪证。
北京在金、元两代的皇家机构内，就已设有专门的藏书馆。明代国子监的文渊阁，是作为国家书库专藏《永乐大典》的文楼。清代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文源阁也是皇家藏书馆。清朝末年，北京的公共图书馆终于逐步发展起来。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是1909年设在什刹海广化寺的京师图书馆，1927年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迁至中南海居仁堂，1931年北海西岸文津街新馆落成。以后又陆续建造和设立了京师通俗图书馆、北海松坡图书馆、北平市第一普通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北京国剧学会图书馆、北堂图书馆以及几座高等院校的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大学图书馆随校外迁，图书、设备和建筑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图书馆整体日趋衰落。到1949年，北京可供利用的只有三个公共图书馆和四个大学图书馆，总藏书量仅有356万册。
解放后，图书馆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作为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地级以上行政单位，基本都有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其中与群众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图书馆。北京的政府部门首先对原有图书馆进行了清理、整顿，在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在原北平市立图书馆和分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市属首都图书馆，又在原北平市立图书馆儿童分馆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以后，这些公共图书馆曾多次进行改建、扩建，藏书量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全市各区、县也陆续建成了一批图书馆，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北京文化事业的发展，兴建了一座现代化大型北京图书馆新馆，现改称国家图书馆。到1997年底，北京已有各类公共图书馆二十三个，总建筑面积25．7万平方米，总藏书量2789万册。此外，高等院校图书馆、科技情报及专业图书馆、基层企事业单位图书馆以及各乡、街道和中学的图书馆也有了较大发展。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建筑标准、设备水平、藏书种类和数量以及服务范围等方面均有迅速提高。
国家图书馆是1975年分期建设的，其前身就是建于清代的京师图书馆。20世纪初，在变法图强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有识之士力奏清政府兴办图书馆和学堂，以承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科学。1909年(清宣统元年)9月宣统皇帝御批兴建京师图书馆，四品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为首任监督，馆舍选在北京广化寺。新中国成立后，在北海西侧的古建筑里扩建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则坐落在西郊紫竹院公园的北侧，由书库楼、社科阅览研究楼、报库、视听资料楼、展览厅、报告厅、业务行政楼等十几座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可藏书2000万册。书库楼是一座双塔形高层建筑，地上十九层，地下三层，高64米，位居中央，形体突出，气势雄伟。书库内设有先进的通风、空调、除湿和消防设备。全馆共有三十七个各种类型的阅览室，总阅览座位三千个，每日可接待读者7000—8000人次。其中，目录厅设有完备的目录体系、咨询工作台和计算机检索终端装置。出纳厅与书库之间，采用了先进的借阅单气力输送系统和自走台车运书系统，大大缩短了借书时间。借还书籍均采用书卡光笔扫描、电脑存储，方便了借阅手续。视听资料阅览室内，则装有先进的录音、录像设备和电视设备，也可放映电影、录像或举办小型学术讲座等。报告厅有一千二百个座位，讲台上设宽银幕，厅内还配有同声翻译室及录音、录像和音响设备。全馆设有以消防、空调设施为主的集中控制与管理系统——中央控制室，以成套自动化系统的微型电子计算机与区域控制盘配合，联成网络，负责全馆的监控。新馆建成后，使国家图书馆的总体规模一跃而居世界先进行列，馆内的全套现代化图书管理设施亦属世界一流水平。国图二期工程总建筑面积7,7万多平方米，其中图书馆为6．4万多平方米，数字图书馆为1．2万多平方米、总投资12．35亿元。扩建后的国家图书馆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工程预计2007年投入使用。从中标的设计方案看整体体形简洁，建筑高度较低，运行成本较为经济，与现有国家图书馆建筑体量相协调。设计方案最打动人的点腈之笔，是将(四库全书)的展示厅设计在标志性中厅，给读者创造了文化和读书氛围。展示厅不仅展示《四库全书)，还要展示其它馆藏珍品。当华灯初上的时候，数字图书馆会通体透明，底层的“四库全书”造型凸显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中间则是宽敞的读者活动空间，充分展示了设计师“过去、现在、未来”的设计思想。
国家图书馆的二期工程，是为了缓解图书馆书库爆满，读者剧增的压力而启动的。当年国家图书馆设计每日接待读者在5000至6000人，馆藏图书2000万册。而现在国图的日读者量已达1．3万多人，藏书已达2737万册，远远超过了当年所设计的容量。二期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将会满足未来30年的藏书量，新增读者座位2900个，其中普通单独坐席2100个，电子阅览室坐席800个，日接待读者能力8000人。可以说，国图的二期工程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集研究型、开放式、公共性于一身，特别是二期工程中的国家数字图书馆，建成后将使国家图书馆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数字资源基地、国内最先进的网络服务基地，可以极大拓展图书馆的服务内容。
建于南三环华威桥东南侧的首都图书馆新馆气势宏伟，造型独特，整座大楼行似一本打开的书本，极有民族特色。这是近年来北京投资1.7亿元兴建的大型图书馆，建筑面积达3.7万平方米。1999年竣工后，成为新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区域性的公共图书网络在北京已经初显端倪。以西城区为例：西城区以社区图书馆为主，利用电脑网络实现彼此相连、资源共享、建成图书统一配送的全新图书馆，大大满足了居民的读书要求，同时突显了以社会热点为特色的小型主题图书馆作为大型图书馆的有益补充作用。一个覆盖全区的社区图书馆网络正在基本形成。针对西城区的旅游特色，西城图书馆建立了旅游资料馆，拥有藏书及各种影音资料，除了拥有国内出版的全部旅游类书籍外，还有部分旅游期刊，并与国内知名旅行社定期更新旅游信息，每日接待大量读者。崇文图书馆注意求专、求全、求新、求适用，而且自成体系。该馆已建成“包装企业和产品信息”数据库，这是目前国内反映包装工业的最具权威、最有实效、最全面的数据库。东城图书馆也与服装纺织行业协会共同建立了北京服装资料馆，该馆拥有中、法、意、日、英、德、瑞士等服装服饰类图书及期刊，是北京市公共图书馆系统一对社会开放的服装资料馆。
文化的发达并不只是表现在图书馆的规模与数量上，图书的发行也是一个重要的窗口。当年的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是全国经营规模最大的新华书店，因为城市改造而拆迁时，受到了读者的高度关注。当时最后一名读者走出书店时受到经理率领全体员工的欢送，玻璃窗上贴出了感谢读者、期待再见的标语。很多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通过各种形式呼吁尽快重建书店，以显示对文化建设的重视。政府承诺会在王府井重建一座更好的新华书店，如今，这家书店早已矗立在王府井金街之上，读者如云，繁华依旧。
除了重建，还有新建。位于甜水园的、中关村的图书批发大厦是书商聚集的场所，而位于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于1998年正式营业，仅仅用了四、五年的时间就确立了北京人“购书首选”的地位，它不仅是一个购书场所，更成了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里培养了无数“潜在消费者”，不同时机有不同卖点，“月月有主题，天天有活动”，使图书大厦在红火热闹的气氛中取得了丰硕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提前实现了全年销售额数亿的经济目标。可以说，图书大厦不失时机寻找的卖点、不断策划的新活动，成了企业保持青春和活力的发展动力。北京图书大厦丰富灵活的企划精神，表现在经营方式的科学和经营内涵的开掘上，例如他们精心组织的以“京韵、京味、京风、京情”为主题的文化节，被市委宣传部列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8大文化庆祝活动之一；以“汲取科学知识，创建小康生活”为主题的科技文化节，引导市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吸引了广大群众热心参与。周末逛图书大厦，经常能看见长长的队伍，有时甚至从一层大厅一直“婉蜒”到地铁站边，因为这里轻常有名人出席的首发和新书签售活动；每次活动除了热闹的声势之外，当然还有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平时图书大厦的绝大多数顾客都是习惯亲自去逛书店的，但大厦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却一直设有停止，所以在关键时刻，网上书店的销售又让图书大厦大显身手，形成了实体经营与网上经营的互补关系。
目前，北京图书大厦现有28万种出版物，大厦已同全国58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关系，图书品种与全国实际出版品种之比始终保持在85％以上。也就是说；全国最新出版物8成都能在这儿买到，而且是最先见到最新的图书。大厦已经成为国内最理想的图书“试水”场所，各出版单位十分重视对它及时提供图书货源。出版社想要了解市场，就把最新出版的图书首先发到图书大厦，因为这里的市场反应很快，出版社可以很快了解读者的关注程度，对策划出书选题很有好处。大厦与出版商的这种直接供货关系，使新书到货非常及时，比一般的图书馆新书到货时间提前三至六个月，难怪京城人买书就首先想到了北京图书大厦，这里不仅满足了买书人的需求，也满足逛书店人的需求，它担当了部分图书馆的职能。据了解，图书大厦现有28万种出版物，2002年销售突破3．2亿元；2003年已经连续刷新全国图书零售业销售纪录，创下单日销售307．2万元的历史新高。图书大厦现已成为中国图书出版业的一个楷模。
说到图书，说到图书馆与图书市场，就不能不说到北京的书市。北京的书市源于改革开放，如今每年以季节命名定期举办，成为广大读书人的盛大节日。
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到地坛公园，书市虽几次迁移，但热闹不减。一些常年光顾书市的爱书族早就翘首以盼，有备而来，相当一部分人是打算在这里寻找价廉物美、又可做新年礼品的图书品种。为了满足读者的趣味，方便读者淘金，书市除品种多数量大价格低的特点外，还策划了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交流会；双休日推出“科技、健康、旅游”等主题日的销售活动，其中一些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卖书的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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