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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北京，无55论是胡同街巷，还是大道通衢，犹如棋盘，纵横交错，横平竖直，布局完整，十分规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大概也是北京的骄傲之一。
我国很多城市的街道布局比较杂乱，特别是那些沿河流走向而发展起来的城市，街道很难有正南正北之说，你要打听道儿，再热心的人也不会指点你东西南北，只告诉你前后左右。离北京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天津就是北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老天津卫，也很难正确区分东西南北。而到了北京，除非叫斜街，否则大街小巷全都排列整齐，绝无方位错讹之虞。
不过，这说的可都是现在，过去的北京，街巷纵横不一定交通便利，排列整齐不见得四通八达。据元代《析津志》记载，当时的大都城有“三百八十四条大巷，二十九条胡同”，明代的《京师五城坊胡伺集》记载，明代时北京的街巷总数是1170条，其中胡同459条，到了清代，北京的街巷已经增加到了2000条左右，其中胡同有960多条。胡同固然是北京的地方特色，街道的皇城色彩更浓。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和皇城，这是禁止平民通行的禁地。皇帝老儿住在中央，老百姓住在四周，不但龙行不便，而且给老百姓的出行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住在东城的人要到西城去，就必须绕过皇城，得费上半天的时间。东西两侧的城门相对但不能直通，而城南三座城门，城北两座城门，城门不相对，则更无直通大街可言了。
“天子脚下”规矩众多，“衣、食、住、行”一切均有定制。就拿街道来说，分为大街、小街、斜街、道、路、巷、胡同、夹道等不同标准，例如前门大街、东四南小街、李铁拐斜街、白广路、锣鼓巷、国强胡同、养蜂夹道等。街、路、巷、胡同虽然都是通道，但规格不同。元大都时规制：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胡同宽6步，当时的一步为5尺，约合1．5米，由此估算当时的大街宽度为36米，小街宽度为18米，胡同宽度为9米。不过到了明代，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规制。例如从正阳门到永定门的这条中轴线上的主干道，它的宽度是25—28米。元、明时期的地安门大街，到了清末只剩下15．7米宽了。前门大街西侧的珠宝市街、粮食店街原来是前门大街的一部分，由于摊贩到街头摆摊，久而久之，竟被隔成了两道街，街道的宽度自然也就减少了许多。前门大街东侧与大街平行的果子胡同等大概也是这样形成的。
元大都时期北京的街道有严格的规划，所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赞道：“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从《析津志》中提供的数据，可以知道元代的大街、小巷、胡同都是很宽阔的。到了明代，大街宽度约为25～28米，小街约为12—15米宽，胡同约为5～6米宽。到了清末，一般的街道只有9—12米宽了，在东城铁狮子胡同西口，联接着一条不长的街道，名叫宽街，这条街实际上并不宽，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在当时在这一地区内这条街是最宽的了。当时一般的胡同也就是3～5米宽，最窄的胡同竟然只有55～65厘米宽。巷有大有小，东西交民巷比一般的小街不窄，但锣鼓巷则只能算是胡同。道、路的含意与街相同。
其实，街道的定制从名称就可以略知一二，北京的地名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指代名称”，即地名，二是“标志字”，即街巷的规格，例如“前门大街”，“前门”是指明其所处的位置，“大街”表明了道路的规格。
北京的街道一般是横平竖直的“棋盘”格子形，大街小巷纵横交错，整齐是整齐，但由于“棋盘”的格子是交错的，就为后来发展交通，修建大道造成了困难。比如宣武门外大街，到了菜市口就“断头”了，只能向东西分行；再比如车公庄大街，到了官园就变成了小胡同，成了“卡脖子路”；鼓楼前的左右分道，游泳池、太平街向北顶头的丁字路口莫不如此。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原来的皇家禁区相继废除，北京的城建日渐发达，向着现代城市的功能靠近，交通也就方便多了。例如东西长安街牌楼拆除，道路被打通。景山前街不再封闭，东西城之间可以直通，平民百姓往来也就再也不用绕行了。从1923年开始，皇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被先后拆除，最后拆的南城墙，从此再没有城墙挡道。紫禁城南侧的东西长安街、北侧的景山前街、东侧的南、北池子和西侧的南、北长街。这四条大街的开辟对当时疏通京城的交通，方便市民出行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道路的打通是一回事，道路的质量又是一回事。明代永乐年间修建北京城的时候，街道是规矩而宽绰的，充分显示出京城的气派，但经过了四五百年的漫长岁月，到了清朝末年，城市道路已经变得面貌全非。由于北京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商业的发展，北京的街道被大量挤占，例如原来宽达28米的地安门大街，仅剩下了15．7米宽，一般的干道仅有9—12米宽。最窄的胡同如前门外的高筱胡同、小喇叭胡同、钱市胡同分别宽65厘米、55厘米和40厘米，只能供一个人通行，人们到了胡同口要先停下脚步。向胡同里望望，打个招呼，见对面没有来人，自己才能通过，因为胡同里有些地方窄得两个人根本无法错身，倘若两人走了对头时只能有一方先退回去，否则谁也无法通行。就现在那些大胖子，恐怕只能侧身而行。
北京城的街道原来都是土路，后来虽然部分路段的路面进行了改造，例如把东西长安街、前门、打磨厂西河沿以及朝阳门、安定门、西直门的瓮城的道路铺上了缸砖或石板，把鼓楼大街、王府井大街、东单大街、西单大街改建成了石渣路面，但其它地方仍是土路。这些土路因年久失修而坑洼不平，不是坑洼相连，就是状如搓板。那时候，大街的路面中间部分叫作“甬道”，又高又宽，而两边的路面则又低又窄，如同现在的“便道”。这种中间高两边低的路况是如何形成的呢？原来在封建社会里，皇帝出行的时候都要走道路的中间，而且还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净水泼街”是怕皇帝的车马大队经过时扬尘，“黄土垫道”则是为了使路面平整。历代皇上都把黄色特别是明黄色加以“垄断”，北京又有的是黄土，正好拿来垫路。皇帝出行，需要大量的黄土垫道，早年时是到城外去运，后来为了节省人力和财力，就从甬道的两侧直接挖垫到甬道上，久而久之，在甬道的两侧就形成了沟状，有的地方深沟竟达到了七八尺深。当然，平时民间的车马、轿子一般也走甬道，行人则走甬道的两侧。不过，是车也不好走，人也不好走。“无雨一街土，有雨一街泥”就是旧街道的形象写照，“香炉”、“酱缸”则是对道路状况的“雅”称。特别是春季，北京经常刮风，大风一起，满城风沙弥漫，暴土扬烟，真有“黄尘千丈”之“景观”。没风的时候干燥的路面上则是一层厚厚的浮土，一脚踩下去，浮土能没过脚面。有车辆和马匹经过的时候，行人都要躲着走，因为马蹄和车轮所扬起的灰尘如一条黄龙一般，弄得行人满身是土。如果遇上了下雨天，那么道路就更难行走了，满街泥泞，一脚踩下去有半尺深，向上拔脚时非常费劲，弄不好会把鞋粘下来。“晴天是香炉，雨天像墨盒”，是对老北京街道的形象比喻。
黄土铺就的道路本来强度就不够，加上沉重的拉货、坐人的马车反复碾压，更加凸凹不平。有的市民擅自将铺路的黄土挖走，用来做煤球，贫民在路边的小摊上吃完饭后随手将残汤剩菜倒在路上，小贩在路边卖菜卖鸡鸭也难免扔下一些菜叶、鸡毛。更有甚者是一些市民随意在街道边、胡同里大小便，使得路边屎尿遍地，臊臭难闻。年久失修、坑洼不平的街道，也使坐在驴车、骡车上的乘客颇受颠簸之苦，难怪每当皇帝出行之前，都要先用黄土垫地，净水泼街。
其实，北京早在元代就已经修建了排水设施，在主要街道和居民区的地下都修有长长的暗沟，上边与一座座的砖砌渗井相连通，雨水和污水进入渗水井以后，慢慢地渗入暗沟中，再从暗沟流向城外的河道里。明清两代仍然借助元代时所修建的渗井和暗沟排放污水，由于历经了数百年，暗沟之中淤积了大量的秽物，流通不畅，严重堵塞，而且暗沟砌在地下，疏浚掏挖十分不便，从而使得城市污水排不出去。居民区里百姓之家的生活污水出门就泼，弄得胡同里肮脏不堪，大街上甬道两旁的深沟里积水很深，特别是下雨之后，沟中经常有行人溺水的事情发生。明朝成化十年(1474年)，宪宗皇帝朱见深下旨，“京城水关去处，每座盖火铺一，设立通水器具，于该街衙门拨军两名看守。遇雨过，即令打捞疏通，其各厂大小沟渠、水塘、污槽，每年二月令地方兵马通行疏通。”从此之后，每年一过春分，北京城就要掏挖下水道了。据记载：道路一经表土刨开，掀开暗沟盖板，秽气冲天，臭不可闻，经常有掏夫被熏倒，甚至中毒而亡的消息传出。满街的污泥秽物随意堆放，臭气四散，过往的行人不得不“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说京城三月“污泥流到下洼头，积秽初通气上浮。逐臭当须掩鼻过，寻常三月便开沟。”有意思的是春季北京城掏挖暗沟的时候，恰好是朝廷开科取士的殿试之期，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天下举子们，纷纷涌向了朝思暮想的京城，都想在这里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可京城迎接他们的却是满城臭气，一街污泥，“臭沟开，举子来”就成为了北京城流传下来的一条民谚。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到了清末，街道破损的情况愈加严重。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结果导致北京城的暗沟年久失修，淤泥堵塞，再加上车碾压踏，许多地方的暗沟盖板塌陷，全城的地下排水暗沟几乎全部毁坏。而城外的护城河也因为多年没有疏浚，泥沙越积越多，河道越来越窄，河底则越来越高。昔日里绿柳成荫，河中舟船往来的景象见不到了，雨水泄之不畅，冲毁了道路，道路的毁坏又使雨水滞留城中，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大概都还记得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龙须沟”，那就是北京城市道路悲惨状况的写照，只不过艺术化了而已。
城里的道路如此之糟，城外的道路也好不到哪去。当时的城外道路只有几条是石砌路面，例如从朝阳门到通州的道路是石头铺的路面，因为这是京城粮食的主要运输线。西直门到万寿山是石路，因为咸丰之前的几代皇帝经常要到圆明园去居住，后来的慈禧太后也经常要去颐和园，路面当然要修得好一些。从广安门到宛平城也是石路，因为这是自雍正帝葬在河北易县的清西陵之后历代皇帝拜谒皇陵的“京易御道”的起始路段。除了以上官方修筑的几条“官马大道”外，京西门头沟到北京的运煤大道，因为城市人民生活必需，康熙三十二年曾奉旨拨款着户、工二部整修从以益于众。但修缮后却不见多大起色，依然是一条土路，而且由于运输量大，运煤的大车、牲口日夜不断，使路面上碾出了两条深深的道沟，整条路面坑洼不平，煤灰遍地。
道路的改善需要国力的强盛。虽然为了方便交通运输和人们出行，人们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善老北京街道上“晴天能卧驴，雨天能养鱼”的土质路面。但终因国运不昌、财力枯竭，加之官吏盘剥，乘机揩油，始终收效不大。老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叫作“一尺道路五两三”，是说铺石板路耗资巨大，据《燕都琐记》载，“从正阳门外天桥(从正阳门到天桥是明代铺的石道)至永定门甬道，雍正七年(1729年)奉旨修垫，始一律用石铺墁。”虽然石头是廉价的，中国的采石技术古已有之，但北京城地处北方平原，石料缺乏，从元朝到清朝末期，北京城仅修建了八条石板路，大都是皇帝出行时所走的“御道”，所以又称之为石辇路。据有关资料证明，在清朝雍正年间，修一条6．6米宽的普遍街道，平均每尺道路的费用为5．3两白银，修建一条5 000米长的道路，竟然耗费白银8万两，其根本原因不是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私囊，是很难得到其它合理解释的。
当时的北京人，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无不对京城道路的恶劣状况怨声载道，但是政府要征收交通税用来修路，王公贵族带头反对，平民百姓也不愿交。小贩沿街卖货、挤占道路的情况十分普遍，清政府对此状况也无可奈何，随地便溺更是积习难改，一些街道两旁屎尿横流，臭气扑鼻。城市卫生情况恶劣到了极点。
直到1904年，清政府才开始在王府井、东华门、东长安街等处铺设了十几条石砟路，于是在民间留下了“清末修道’’的口碑。这举措大概也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另外在皇城门前和东交民巷也修建了低等级的柏油马路，共修筑道路88条，总长75公里。其余的街道仍然都是土路。 ，
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内，修建了一些市区的马路和通往外省市的公路。1917年修建了京通公路，这条路西起朝阳门外大黄庄，东至通县新城南门，道路宽6米，长10公里。后来又陆续新建、改建了北京通往天津的公路，北京通往山海关的公路，北京通往承德、保定、张家口的公路。这些公路的质量不高，标准也低，路面狭窄，凹凸不平，遇上下雨，常会翻浆。从民国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北京的公路里程总共不过215公里。
从1913年起，由市政公所主持，逐步拆除了皇城，开辟了多条贯通南北、东西的大道，填筑了明壕，改修了暗沟，到1918年已修筑道路120余段，大多是土路，1915年修筑了第一条沥青马路。
可以说，在旧北京，提起道路是让人最头痛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古城已是破败不堪，风雨飘摇中的北京，强撑着伤痕累累的身躯，焦急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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