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震：台湾教育发展的省思

　　中国台湾网7月11日长沙消息　在11日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拓展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专题研讨会上，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孙震发表演讲，以下为孙震演讲稿：

　　教育是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重要投资。个人藉教育增益智能，培养健全人格；国家藉教育造就人才，提升科技，发展经济，丰富文化。台湾自光复以来，经济快速成长，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教育发展成功是一个重要因素。

　　1949年大约150万军民渡海东来，为台湾以后的建设增添生力军。根据户籍统计，1946年底，台湾人口总数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只有0.3%，1950年底增加为1%。

　　直到1950年，台湾的高等教育学府只有一所大学、三所独立学校和三所专科学校，学生总数只有6500人。1950年代和60年代教育发展主要为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提升。6岁到11岁儿童的就学率，1950年代初期不到90%，至1960年代末接近98%。从1968年起国民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包括小学6年和中学3年。19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正是台湾发展劳动密集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国民教育的普及和延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素质优良的人力。

　　1960年代后期，台湾采用人力规划的理念，将人力计划纳入经建计划之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规划人力供给。在高中教育方面，将一般高中和高职学生人数的比例从1960年代的6:4至1970年代逐步调整为3:7。五年制专科学校的前三年计入高职之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据经建计划的成长目标、产业结构，预估对不同教育阶层(大学或研究所)、不同系所人力需要的数量，作为教育部门增设系所和招生人数的参据，主计部门并据以编列预算。

　　此一政策的优点在于以最少必需的教育经费，达成最大可能的经济成长，其缺点则在于完全将教育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虽然人在社会不免要受名缰利索的驾驭，成为达成社会目的的手段，然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组成社会，社会为其组成分子的利益服务，社会的目的只是一种中间目的(intermediateend)，个人的目的才是最终目的(ultimateend)，个人是社会的主人而非仆人。对个人而言，教育虽然会产生经济利益，但并非只为了经济利益。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随了经济成长，所得增加，人民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增加，大家都想读大学。然而大学提供的名额有限，学生必须通过层层入学考试的关卡。第一关是初中毕业到一般高中的入学考试；第二关是高中毕业到大学的入学考试，由所有大学组成联合招生委员会，举办联合招生考试。虽然高中、高职3:7的分流已经将大部分初中毕业生排除于大学入学竞争之外，但考生仍然逐年增加，增加了考试命题、阅卷与评分的难度。考试领导教学，影响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教学的内容。传统德、智、体、群、美的理想教育内容被扭曲，五育并重成为独尊智育，教学只为升学作准备。青少年快乐成长的机会被剥夺，很多家庭为有子女升学而改变正常生活方式。至于其对青少年人格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影响，尚未见严肃的学术研究。

　　1988年教育部门决心改革大学入学联考制度，与各大学院校校长研商，成立“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大考中心”邀集专家，经三年研商，提出多元入学方案，包括推荐甄选、预修甄试与申请入学，教育主管部门将“大考中心”改组为“财团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董事会”付诸实施。根据新制，高中毕业学生可凭在“大考中心”之学测成绩申请理想之大学，大学可依学测成绩选择理想之学生。此外亦可接受推荐，再经甄选决定取舍。不过如大学招生名额有限，而想进入大学的学生过多，则不论入学制度如何改变，都不能使名额以外的学生进入大学，也不能解除激烈入学竞争所造成的社会伤害。

　　1994年“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成立，由中研院李远哲院长担任主任委员，全面检讨台湾的教育问题。“教改会”于两年后提出《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其中最主要的改革意见有三：(1)大学供给应增加，以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大学院校应分殊化，以顺应学生的适性发展，并为社会培育多样的人才。(2)降低高职及五专比例，以拓宽升大学之通路，大学采多元入学以消除联考之弊端。(3)创造有利环境，使国民教育阶段学童得接受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之教育，快乐学习并养成健全人格，以奠定做人、做事、终身学习的基础。在这三项改革建议中，最具关键意义的为第(1)项，如大学的容量不增加，大家争挤大学教育的窄门，则第(2)项改革纵然做到也无济于事，而第(3)项目标在升学第一的要求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大学供给增加，使大学从菁英教育转变为普及教育，使大学教育从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转变为人民应享的权利，大学供给增加也改变了教育市场与就业市场供需的形势：

　　不过上表只考虑数量问题，未考虑价格问题。就业市场的价格是薪资水平，教育市场的价格是学、杂、生活费用。不容许价格调整，只期待数量调整，使全面均衡的达到遥遥无期；何况此外尚有不同职业的薪资差距、社会之职业观念等因素，也影响对大学教育的需要。

　　如今(1)、(2)两项意见大抵已经实现，至少形式上是如此。目前台湾的大学院校超过160所，足以容纳所有高中、高职毕业想要进入大学的学生。然而大学的质量有很大的差距，并且有公私立大学费用高低的不同，学生争相进入质量高收费低的公立大学，因此升学竞争依然激烈，国民中小学五育并重、教学正常化的理想依然无法达到。“教育改革”后的新形势反而引发新的疑虑和问题，包括：(1)大学增加，学生素质下降的问题，(2)毕业生失业的问题，(3)学生来源的问题，(4)教育经费的问题，(5)高中以下教学正常化、学生健康成长、快乐学习的问题，以下分别简单加以检讨。

　　(1)学生素质

　　大学增加，招收的学生增加，入学考试的平均分数降低，而后段学生的分数更低是必然的结果；不久前有18分录取的报导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平均分数低和后段学生分数低并不代表前段学生比过去对应的学生成绩低。大学增加的重要意义在于让原本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有机会读大学。大学的任务在于提升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是因为他们的水平低而加以排斥。

　　进一步探究，我们以什么水平衡量学生的程度？人有不同的禀赋、不同的性向、不同的才华，社会对其组成分子也有不同的需要，社会因此应有不同的标准衡量天下英才。

　　(2)失业问题

　　大学普及化改变了大学的理念，从过去的经济导向转变为教育导向，从满足经济或职场的需要转变为满足人民追求知识的需要，就业不应继续成为教育发展优先考虑的目标。在长期中，大学程度的人力供给增加，使他们的薪资水平降低，因此使需要的人数增加，另一方面读大学的人数减少，使就业市场供需向均衡的方向移动。更重要的，知识进步是经济成长的活水源头，优质人力运用其获自教育的才能，创造自己的事业，也为他人提供就业。若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力委身于传统视为卑微的工作，改善工作的质量，并使职业的社会地位提升。教育发达，知识水平提高，不仅促进经济成长，也促进社会进步。不过大学必须分殊化，以因应社会需要，培育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样人才。

　　(3)学生来源

　　担心大学增加而人口出生率下降使学生来源不足的人士，很少注意到大学教育普及化改变了大学教育的理念，也改变了学生或大学“顾客”的性质。过去读大学大多数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的世俗目的，或者是为了更崇高的目的经国济世，也许只为学习卑微的谋生技能。然而大学教育普及后，可以容许更多人为了知识，为了求真、求善、求美，或者只是为了兴趣，甚至为了玩一玩，又有什么不可？因此大学的入学制度应改变，使各种年龄的人都有方便入学的管道，进大学读学位、读学程，或只读一两门喜欢的课。谁说教育只应提供给年轻人？知识不断进步，我们都需要不断接受教育。韩愈早就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4)经费问题

　　教育有个人的功能，也有社会的功能，个人与社会都从教育中获益，因此教育经费由个人负担或政府负担都可言之成理。不过教育经费如全由受教者负担，

　　则若干关乎国家发展和全民福利目的的教育可能投资不足，也会因社会所得分配不均，限制了经济弱者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在生涯发展的竞争中居于不利的地位，以致富者常富，贫者常贫，形成恶性循环。惟如全由政府负担，则涉及全民负担租税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对投资意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而且“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免费造成需要增加，更增加租税的负担。此外，政府不但收税需要支付成本，花钱同样需要支付成本，由政府支付教育经费不如由个人支付节省成本。

　　因此教育经费由政府和个人共同负担应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原则，纯粹为了个人目的付出教育代价更应是理所当然。不过高等教育是成本昂贵的事业，昂贵的成本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否则只能得到低质量的教育。政府如果限于预算，只能负担部分大学教育的经费，就不应管制大学收费，而由大学间的竞争自己节制。高质量的教育自有人愿付高代价，很多人付更高学费到外国念大学就是明证，而这些人并非一定富有。

　　(5)教学正常化

　　考试领导教学。国民教育五育均衡，让学童健康成长，快乐学习，只有隔离大学入学考试对高中教学的影响才能做到。现在台湾的大学虽然很多，应可容纳所有高中职毕业的学生。但大学质量的差距大，收费的差距亦大，而质量较优者都是收费较低的公立大学。学生想进入质量好、收费低的公立大学，特别是其中少数名校，因此增加大学未能化解升学竞争的问题，也未能达成国教教学正常化的理想。

　　社会由各个不同的部门组成，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任务。这些不同部门共同形成类似联立方程式的关系，单一部门的重要问题，并非都能以单一方程式求解。教育部门的问题也不是都能在部门内自己解决。例如所得分配不均，虽然与教育有关，但平均所得分配主要并非教育部门的责任，而且某种程度的所得分配不均为社会奖惩制度(incentivesystem)的一部分，自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再如社会对高等教育的热切追求也有其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背景，需要社会条件改变、职业平等、价值观、人生观、薪酬结构改变才能缓和，并不是光靠教育部门的改变可以奏效。

　　2006年9月12日《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的一篇报导指出，世界最成功的高等教育是美国，上海交通大学所作大学排名前20名顶尖大学有17所在美国。这篇报导说：“美国高等教育全世界最好，是因为没有制度。”这篇报导又说，美国大学的成功有三个原因：(1)联邦政府参与少，干涉亦少；(2)竞争，大学从学生到教授到篮球明星都竞争。教授竞争研究经费，学生竞争奖学金；(3)务实，即可以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台湾行政部门对教育参与甚多，干涉亦多，根本就是管制太多。上世纪90年代教改最重要的主张是“松绑”(deregulation)，可以说完全没做到。政府如果少干涉，学校就会有较大的活力，发挥较大的创意，寻求自己的生存发展之道，而大学的生存发展之道正是社会需要所在。政府纵然要管制，也应自知能力有限，信息不足，因而网开一面，让民间的无限生机可以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