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夫子一样的“遗民”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生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那时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三年七个月，中国东北已在日本鬼子控制之下，日本鬼子导演的“满洲国”也成立了三年多，所以，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

　　从阴历生日到阳历生日

　　我出生时候，还流行用阴历计算，所以一直是乙亥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时（上午七至九点），乙亥年生的属猪，三月二十三日的生日一直按阴历过，直到我二十岁前查出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此后我就放弃阴历生日了，阴历太落伍了。

　　六女二男

　　妈妈生我时候，已经一连生了四个女儿，这种情形，在那时代，已经有点岌岌可危了。中国汉朝就有“盗不过五女之门”（生了五个女儿的家，连小偷都不去偷）的话，一个媳妇，不老老实实生儿子，却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生女儿，这像什么话？幸亏我应运而生，使妈妈立刻从“败部复活”，帮了她的忙不少。在生我以后，妈妈又故态复萌，连生了两个妹妹，那时我在家中地位如日中天，直到最后弟弟出世，才算两权分立。六女二男，就是我的同胞情况。

　　妈妈学历与女人友谊

　　妈妈名叫张桂贞，吉林女子师范毕业。她在辈份上是爸爸的学生，爸爸在吉林女子师范教高班的，妈妈却在低班，没教到。教到的高班学生里面有申若侠，后来嫁给庄严。那时候，流行高班学生同低班学生交朋友、合照相，申若侠和张桂贞就合照过，照片至今还保存，可是友谊早就“简直没有来往”了！女人之间的友谊真不可靠。

　　尹女士

　　妈妈是以“媒妁之言”同爸爸结婚的，那时爸爸离婚不久，前任是一位尹女士，因为这位女士不生男的，也不生女的，所以难安于位。爸爸给她找来医生诊断，但尹女士是旧式的中国妇道人家，非常“羞医”，不肯让医生看她的妇人病，最后郁郁以死，这当然是“礼教杀人”的一个例。我小时候，逢年过节要同姐姐们折锡箔，装入大纸口袋，烧给死去的亲人，其中一袋，就是烧给尹女士的。

　　不生男的不怪女的现代的生理学证明，生不生男的，原因在男方而不在女方，但是以前人不知道，尤其以前的婆婆不知道也决心不知道，所以旧式的中国小媳妇会因“无子”而被“七出”，她们真可怜！

　　示范的婆婆

　　给尹女士最大精神威胁的，不幸是她碰到一个最会示范的婆婆—我的祖母（我们叫奶奶）。奶奶生了十二个小孩，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其中四叔、大姑、二姑、三姑、五姑虽都“寿禄不永”，但是还剩下十二分之七，剩下五男二女，成绩也足以骄四邻、骄媳妇、骄媳妇之母。尹女士的困境是：不单是她自己不能生，又加上婆婆太能生，她的可怜，自然也就加了一倍。

　　大爷

　　十二个小孩中，爸爸在男孩中排行老二。老大（我们叫大爷）李孟谦，是个村学究，为人谦和得有点怕羞。太太（我们叫大娘）是三姑六婆型的，有一男一女。儿子（李纯仁，我们叫大哥）很伪善。有一次大爷去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位先生，妻不贤，子不孝。”说得大爷满脸通红，连忙说：“差一点，差一点。”

　　籍贯的自由与不自由

　　大概大爷的村学究使我祖父（我们叫爷爷）不满意，大爷自己也愿成全弟弟念更好的学校，于是，在父兄的帮助下，爸爸考上了国立北京大学。本来籍贯是山东省潍县，因为领吉林省公费，籍贯就改为吉林省扶余县。当时只是爸爸一个人改，所以只他一个人是吉林扶余，爷爷和我们仍是山东潍县。这种情形，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到了台湾，才被户政机关命令统一，从此我也是吉林扶余。这件小事，反映了籍贯自由的嬗变。在政府权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点小自由也都不容于台湾了。

　　吉林扶余

　　吉林扶余在金朝元朝叫肇州，明朝初年叫三岔河卫，后来被蒙古人占领了。清朝初年安抚蒙古人，设了伯都纳站，所以又叫伯都纳。康熙年间在南边盖了砖城，叫做新城，光绪年间叫做新城府，民国以后改为扶余县。扶余位在松花江东北岸，在哈尔滨与长春中间，成为东北北部交通的要冲。

　　吉林三宝

　　吉林的特产是东北三宝，所谓“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在传说中，是一种“土行孙”式可在地下行走的植物，去挖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围捕，方不被它跑掉。人参每次出土，有的相隔十多年、有的相隔二十多年。人参总在地下隐居百年以上，它虽在地下隐居，却要在林间、岩下、腐土、低温、背阴向阳、倚水又排水良好、每日阳光三至五小时等条件下，才有珍贵的结果。东北土话说“七两为参，三两为宝”，表示大的人参来之不易。乌拉草做的鞋叫乌拉鞋，可以保暖，是寒冷地带最需要的。

　　乌撒

　　根据“李氏宗谱”，我的远籍实际是云南乌撒。据“元史”地理志：“乌撒者，蛮名也。所辖乌撒、乌蒙等六部。后乌蛮之裔，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至元十一年始附，十三年立乌撒路。”乌撒路包括现在云南镇雄县和贵州威宁县；到了明朝，改为乌撒卫，就是现在的威宁县。“李氏宗谱”上说是明太祖洪武年间自乌撒迁到山东潍县的。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秋天，明太祖曾派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带兵三十万征云南，那次人民的北移，是强迫性的。我的祖先，很可能是苗族。

　　爸爸在北大

　　爸爸名叫李鼎彝，字玑衡。一九二０年（民国九年）进入北大国文学系。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后第一年，正是北大的黄金时代。蔡元培是他的校长，陈独秀、胡适、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等是他的老师，他的同班同学，后来较有成绩的，有搞中国文学史的陆侃如、冯沅君，有搞国语运动的魏建功，同届的同学有冯友兰、周德伟、陈雪屏。爸爸本人书念得并不出色。他讲过北大的四则见闻：第一是关于蔡元培解决学生打架事件的（我另有专文记录，题目叫“真教育家的评判”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六期“神仙．老虎．狗”里）；第二是关于鲁迅上课情形的，鲁迅上课，把讲义一丢，态度倨傲已极；第三是关于魏建功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中国来，大家捧他，魏建功独持异议，说“我们不能盲从”，引起鲁迅等人的抨击，魏建功却大大出了名；第四是关于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到日本讲学，蔡元培想请他顺便到中国来，传说爱因斯坦开价多少多少钱才肯，蔡元培筹不出这些钱，只好作罢。事后蔡元培大骂犹太人爱钱云云。对这一项，我感到很可疑，因为爱因斯坦并非爱钱的人。

　　军阀尊敬知识分子

　　爸爸在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北大毕业，吉林省政府想公费送他留学，他那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急于回家乡养家，所以就拒绝了。因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回到家乡，非常拉风，他立刻被聘为吉林四中（六中？）校长，当时的待遇极好，远非日后的穷教员可比。当时对教育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重视与尊敬，也远非日后的风气可比。爸爸说：军阀张作霖，在孔夫子诞辰的时候，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打躬作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军阀们是不敢向教育界人士致训词的，也不敢颁发训词教教师研读的。

　　爸爸的著作

　　爸爸除在吉林四中做校长外，也在吉林女子师范、吉林大学兼课。他唯一一部著作——“中国文学史”，也写在这个时期。这部“中国文学史”，后来由我加上长序，由文星书店印出来，当时我的长序惹起大风波，经文星书店撕掉长序，才免于被查禁。文星垮后，改由传记文学社出版（这篇长序，题目叫“爸爸．我．文学”，收入“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三期“奇情．上吊．血”里）。

　　大学校长最佩服的人

　　爸爸在吉林大学当讲师，吉林大学校长是张作相，挂名的，不管事。校务由副校长李锡恩（纶三）负责。李锡恩后来做了立法委员，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肯开会，去了美国。这比起在台湾的万年国会的黑心委员，高明得太多了。此公德国留学，书念得不错，但他生平，却佩服一个没念过一天书的文盲——我的爷爷。

　　李凤亭

　　爷爷名叫李凤亭，他不大会写这三个字。他生在山东省潍县，时间约在清朝咸丰元年（一八六二）前后，也就是中华民国前五十年前后。他小时候，赶上荒年，跟着母亲去做乞丐。一天碰到狗来咬，他母亲怕他被咬到，就用身体保护他，母亲却被咬致死。他流浪一阵，无以维生，就替“下关东”的人赶马车，也去“下关东”。

 　　下关东

　　所谓“下关东”，是专指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朝山海关外的东北偷渡。东北是满洲人的老家，满洲人入关建立清朝后，把东北划为禁区，除了发配罪犯，禁止汉人去东北。所以当时中国的东北，就像英国的澳洲一样，只是罪犯的大本营。顾贞观“金缕曲”中“季子平安否”所指的吴汉槎，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囚犯。但是，东北地大物博，它的富庶，对山东、河北等省的穷人，的确构成大诱惑。这种诱惑，使禁区禁令成为废纸，大量的汉人纷纷“下关东”，在白山黑水之间，驰骋犯难，就像美国“去西部”一样。

　　日俄战争以后

　　一九０四年，日本和俄国打仗，千古怪事是，这两个国家打仗，战场却在第三国—中国的东北。东北这时候，已经有四百万人口，这些人口的压阵，使日本、俄国在瓜分东北上，产生了不少阻力。满洲人再也没想到：禁止到他们老家的汉人，却在阴错阳差之中，替他们看住了老家！这些看家的开拓者中，有一个满口山东口音的壮汉，就是李凤亭先生。

　　名目繁多的行业

　　爷爷活了八十三岁，其中有六十年在东北度过，他的一生，充满了行动与传奇。他做过赶马车的、工人、农民、打更的、看坟的、流氓、土匪、打土匪的、银楼老板等等，名目繁多。爷爷虽然不识字，但是胆大心细，头脑清楚，是有名的厉害角色。有关他厉害的一个故事如下：

　　独战土匪

　　七十多岁以后，他和大爷大娘住在郊区，一天晚上，来了一伙土匪，把家包围，在墙外高叫开门。大爷大娘已吓得面无人色，但是爷爷却镇定异常。他下令大爷大娘在室内大声吹警笛，自己却拿起一根丈八蛇矛，从前门跑到后门、从后门跑到前门，向土匪呼啸叫战。土匪们弄胡涂了，他们绝没想到：居然有这么一个倔强不怕死的老头子，手拿丈八蛇矛，坚持保卫家园，毫无让步之意。大概他们被这种从来想象不到的英勇行动震慑住了，最后他们决定撤退，一个土匪从墙头朝爷爷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窗上玻璃，打碎了窗台上的花盆，最后打到衣柜上。这个衣柜，一直跟着我们，最后运到故都。柜上一个圆坑，就是子弹的旧痕。这个旧痕，表示了人间大勇是什么。

　　慓悍的庄家

　　另一个有关他厉害的故事是：他做流氓时代，一天在农田里设赌局，做庄家。聚赌的人里，有一个流氓某甲，手气不佳，每局都输，现金先输光，接着马输光，接着行囊输光，接着外套输光。最后他输火了，拔出刀来，在大腿上割下一块肉——开始“肉赌”。肉赌是一种无赖的赌法，赌徒赌火了，一割肉的时候，庄家若不巧输给他，不能赔钱，只能赔肉。明朝大宦官魏忠贤，年少无赖，做赌徒输了，就表演肉赌，他割的不是大腿，而是他的生殖器！（庄家若输，也得割生殖器！）一般说来，赌徒一表演肉赌，庄家必须大量赔钱，破财消灾，免得万一一输，就要以肉赔肉。某甲这次表演肉赌，大腿上肉血淋淋往抬面上一摆，大家都相顾失色。不料这时做庄家的李凤亭先生，却面不改色的说：“好小子！你来这一套！割起腿上的肉来了！你有种！可是你给我搞清楚，这一套别人吃你的，我李凤亭不吃！你肉赌，按规矩，不是我输了才赔你肉吗？不是我输了以后再割都不迟吗？不是我赢了就不割了吗？可是为了不怕你，为了比你小子还有种，我先割给你看！割下来，我赢了，就算白割了！”说着，就拔刀朝自己大腿上割下肉来。这个以狠对狠的故事，我没法证实，但听说是爷爷的杰作。这一杰作，使我想起“吕氏春秋”中“齐之好勇者”互相割肉下酒的故事。

　　“丑妇刁民”

　　爷爷和奶奶结婚，也有一段故事。爷爷做土匪，受了伤，躺在山洞里，被奶奶看到了，大力救他，后来就结了婚。奶奶是热河人，也姓“李”，因为中国传统同姓不婚，所以用瞒天过海，改姓“吕”。奶奶长得不怎么样，爷爷一骂她，就骂“穷山恶水，丑妇刁民”

　　奶奶的个性

　　“丑妇刁民”很有个性，她在七十多岁去世前，还跟八十二岁的丈夫斗气不讲话，他们在儿孙包围下，合照了相，可是尽管照相，话还是不说。

　　“要把我给磕死了”

　　爷爷去世前，同我家住在一起，我常到他屋里玩，那时候我四至六岁，看他在后院亲自动手搭棚子、看他烧鸦片烟（烟土太贵，抽不起，只把鸦片烧成小黑丸吞服），跟他的感情极好。他过的最后一个旧历年，我从大年三十就不断的给他磕头拜年，一会儿就去磕一次，然后相对大笑。爷爷说：“这小子今年怎么回事？怎么老是向我磕头，磕个没完？看这样，要把我给磕死了！”

　　死得清醒利落

　　年过了以后，在奶奶去世第一百天那天，爷爷到庙里看给奶奶做佛事，佛事做完了，他向和尚们说：“我不会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你们了！”当天晚上，大爷到我家来，陪爷爷过夜。爷爷向大爷和爸爸谈京戏，谈得兴高采烈。谈完了，要睡觉了，爸爸回到房里。不久大爷过来敲门，说爷爷说他不行了，大家赶过去，想找寿衣替爷爷穿（寿衣很多件，穿起来很麻烦。习惯是在人咽气前穿好，一咽气，就不好穿了。但人咽气前经这么一折腾，实在有速死的可能），慌乱之下，寿衣没找到，这时爷爷说寿衣在那个箱子里，大家找出来，替爷爷穿好，他就死了。他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

　　寿材

　　不久运来棺材，这棺材是爸爸在爷爷生前订做的，用千百年柏树为材料，是上品。那时候，流行生前备好寿衣寿材，老人家都要试穿试躺一次，爷爷奶奶都试过，爷爷试的时候，很高兴，他们那时代的人对“慎终”、“送死”都极重视，也毫不忌讳。只有后来的人，才那样远离死、漠视死，死得那样没有准备。

　　大出殡与男尊女卑

　　出殡时候，爷爷的子孙媳女大排长龙，大爷是长子，第一名，依次为爸爸、三叔、五叔、六叔、大哥、我，全部男性领先。在我后面是大娘、妈妈、三婶、三姨（即五婶，因她是妈妈的妹妹，所以只叫三姨）、六婶等。这种排名次序，充分看出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

　　三叔、六叔

　　三叔名叫李湘岱，中法大学毕业，三婶是他同学。这一对夫妇，软弱、和善而小气，有一男一女。六叔最有个性，圆圆的脸，两眼机警有神。他从小有反叛性，十几岁就去了苏联。抗战时做共产党地下工作，和三叔一起被日本宪兵捕去，这时我们才明白三叔并非软弱之辈，他原是有理想的。六叔更不消说，他在地下工作方面，反是三叔的上司。我们到他们被捕，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们两家一直不同我们来往，也不同爷爷奶奶来往。直到他们被日本宪兵放出来，整个李家才有一番大团圆的景象。

　　六叔聪明而多艺，他受过地下工作专业训练，通俄文、英文、日文、会拳击，写了一手好毛笔字。六婶是上海人，六婶妹妹我们叫老婶，很漂亮，后来做六叔的姨太太。姐妹对生，共有八个儿女，给六叔很大的负担。六叔是整个李家唯一讨姨太太的人，也是唯一和南方女人结婚的人。

　　五叔

　　五叔是最宝的一位。他在大学念物理系，可是没毕业。他看中妈妈的大妹，按大排行算，我们叫她三姨。三姨原嫁给蔡宗尚，蔡宗尚不上路，最后离了婚。那时抗战开始，爸爸为全家老小所累，不能去后方，就叫五叔去。五叔热恋三姨，他走到汉口，就不肯走了。又回到家里，爸爸大失所望。五叔不管，同三姨结了婚。在所有叔叔中，五叔和我家走得最勤。此公喜说笑话，为人没大没小的。他去天津，我家老妈子托他办事，他偷偷赚了老妈子的钱，把赚到的钱，又全部买了茶叶，送给老妈子，然后欣赏老妈子对他歌颂之辞，引以为乐。

　　四姑做妖姬状

　　四姑聪明而漂亮，生存能力又极高强。从小就偷嫂子张桂贞女士的化妆品化妆，照镜做妖姬状。她的婚姻不美满，她就解决了它。离婚后，正值抗战胜利，她跟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丁锡庆打得火热（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丁锡庆为四姑所迷，同元配离了婚。他同四姑结婚后，生了两个小孩。大陆丢掉，丁锡庆做民航空运公司曼谷总经理，后来病死了。四姑住在香港，失掉联络。她从香港寄过一次照片，一派电影明星打扮。我每想到她，就想到她是我们李家最走达尔文路线的人。

　　老姑跟进

　　老姑（小姑、六姑）一直以老幺地位，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爷爷奶奶在一百天内先后死去，她住在空屋里一阵，很可怜。她后来走四姑路线，但条件不如四姑，男朋友也不如四姑多。妈妈们在背后叫四姑做“四妖精”，老姑做“老妖精”，姑嫂之间如何，由此可见！

　　旧式家庭三大战

　　中国旧式家庭有三大战：婆媳之战、姑嫂之战、妯娌之战。这三大战，都跟媳妇有关。妈妈是我们李家媳妇，当然无役不与。李家正赶上中国大家庭的解体时代，所以大战的程度极轻，只限于背后的一些女人是非而已。做为一个媳妇，妈妈对奶奶不错，奶奶临死前，缠绵病榻，每天给她擦身体的，就是这位二媳妇。

　　老人跟谁住？

　　爷爷奶奶一直跟老二和二媳妇一起住，但奶奶却说老二以外的儿子和媳妇最好。奶奶会对整年养她的老二和二媳妇有微词，却对平时聊拔几毛、只在年节生日送点小礼的其它儿子媳妇大加称赞，这种是非不明，是旧时代老太太的一个特色。爸爸妈妈身受委屈多年，想不到妈妈老了以后，也有这种倾向，也变得抱怨“养生派”而偏心“送礼派”，谁说历史不重演！

　　张人权

　　外祖父（我们叫老爷）名叫张人权，这个名字倒满有时代意义。他长得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威严无比。他有一张大照片，一直挂在家里，照片中的眼睛不论你从那个角度望去，好象都一直盯着你，教人为之生畏，为之想到乔治．欧威尔《一九八四年》中的“老大哥”。

　　烧冷灶

　　老爷是哈尔滨警察局下一个分局的局长，他为人耿直，不喜欢拍马屁。他的上司在台上，他不理、不买帐；他的上司垮了台，他却跑去“烧冷灶”。

　　姥姥

　　外祖母（我们叫姥姥）是一位胖太太，胖的自然不会背挺得直，老爷是衣着笔挺背也笔挺的威严人物，经常对姥姥说：“老太太，把背挺起来、挺起来！”姥姥却不太理会他。

　　细姨问题

　　姥姥唯一理会的是老爷有爱讨姨太太的毛病。老爷喜欢讨姨太太，本来是说说的，后来真的讨了一个回来，但是不久姨太太就离去了。老爷本来还不死心，还想讨，但是不久他就死了。老爷死后，姥姥就同我们合住，一直到她死去。

　　张府三姐妹

　　姥姥只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这大概也是老爷要讨姨太太的主要理由。三个女儿是老大（妈妈，大排行是老二）、老二（我们叫三姨）、老三（我们叫老姨）。三姨嫁给五叔，生一男一女。老姨嫁给李子卓，生了一个儿子。李子卓是我的长辈中唯一一个国民党，并且还是“外戚”级的。我家同国民党素无渊源，在一党独大下，家世清白，于此可见！

　　老姨最漂亮

　　姥姥的三个女儿中，老姨长得最漂亮，身材又好。当时追求的人颇多。据说她在婚前，同爸爸的感情也不错。爸爸留下的日记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

　　离婚的代沟

　　三姨第一次婚姻，由于丈夫吸毒，很不如意。爸爸赞成离婚，可是老爷思想古板，不准离，直到老爷死后，才离了婚。

　　老爷的坟

　　哈尔滨是东北最进步的都市，因为有许多白俄住，许多地方，都很洋派。以老爷的坟为例，设计得很雅致，一点没有传统那种皇天后土式的恐怖。

　　全家十九口

　　从一九二六年爸爸北大毕业回到东北起，到一九三六年我一岁这十年间，是我们在东北老家生活的最重要十年。这十年间，爷爷退休、爸爸结婚、老爷死去、妈妈生了四个姐姐之后再生了我，全家局面已是浩浩荡荡。计开：爷爷、奶奶、姥姥、爸爸、妈妈、五叔、三姨、四姑、老姨、老姑、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和我，外加大爷、大娘一系四位，共达十九口之多。爸爸仰事俯蓄、平辈支持，负担之重，也就可想而知。

　　出满洲记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正是黄金时代；九一八事变后，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东北人民泪尽胡尘，饱尝做亡国奴的痛苦与辛酸。爸爸一直计画全家离开东北，进入关内，不受日本鬼子的统治，可是种种困难，未能如愿。到了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他终于做到了举家南迁的大手笔，十九口浩浩荡荡，迁到北平，完成了他的《出满洲记》。

　　从根到浮萍

　　北平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平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

　　找职业

　　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

　　两块面包

　　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它的人，都看着，不吃。

　　日本鬼子又来了

　　爸爸每天走路上班，经过北平的皇城，有一次在路边一棵树上看到有人上吊。北平，像东北一样，已经逐渐感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近，终于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卢沟桥有了事变。—日本鬼子进了北平，北平上吊了。

　　南下代表

　　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能力南迁了。他只好派五叔做“代表”，到后方去。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它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这一身分，他一直保持着，直到抗战胜利、直到别的团体数典忘祖为止。那时候，连马占山将军都不被看重了，他以下的，自然更别提了！

　　当了局长 

　　爸爸留在北平后，我们全家又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在法部做科员，养活全家。爸爸是极有办事才干的人，在法部的一次移交业务中，他的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

　　用人的度量

　　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越来越远了。万兆芝字符甫，江西南昌人。做过约法会议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代理秘书长等职务。

　　夜过娘子关 

　　爸爸在一九四一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平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

　　太原禁烟局

　　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

　　汽车阶级

　　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Ｔ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平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

　　挑水夫喝尿

　　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形很像丰子恺“漫画阿Ｑ正传”中的阿Ｑ。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我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不久他就死了。喝童子尿治病，本是中国的传统医术之一。看中国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可别忘了这一“喝尿文化”。

　　花园怪屋

　　主房旁边有一道门，门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后面，循阶而上，有单独一间高高的房子，冷清清的，有一点世外桃源，也有一点鬼气。我每天都到这间房子来玩，这间房子对我老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四十年后我写到这间房子，这种感觉还是存在。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鸦片烟成阵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女招待

　　二、局里的一个同事结婚，我参加了，第一次看到宴会搭的喜棚。爸爸的日文翻译俞秘书（当时日本鬼子势力无所不在，禁烟局受日本鬼子控制，所以有日文翻译）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女招待”类似今天的酒家女，特色是饭局中由女孩子来服务。刘半农说比照“吃馆子”、“听谭鑫培”、“写黄山谷”的简化语言，可叫“吃女招待”。国民党北平市长袁良曾想用大学女学生做“女招待”给日本鬼子吃，其媚功可想！

　　相扑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俞秘书带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ｎ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相扑是日本的国戏，但它却是偷自蒙古人的一种竞技。相扑的场地叫“土俵”，是有一人高的方形粘土擂台，中有圆圈。任何一人，被推到圆圈外面就算输，或者除脚底外，身体任何部分碰到擂台也算输。相扑前，力士进场，兜着五光十色的图案，表示身世。最后是总帅“横纲”出场，长得又壮又胖，他在台上，把对方根本给丢下台去，其巨无霸可想！

　　“先我而死”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做香的工厂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五脚牛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条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侨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条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纪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讯息。

　　太谷之游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温茂林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著裤角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戆，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平，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的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养鸟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平旧家的纨裤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

　　一笔画鸟

　　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小妹丈夫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份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姐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

　　严男女佣人之防

　　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卷入王克敏的政争

　　爸爸的禁烟局局长位置，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三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一九四０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而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

　　日本宪兵来了

　　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搭上自太原回北平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两个日本宪兵，同爸爸说了几句，就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日本鬼子的刑囚

　　华谷中将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俞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俞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

　　日本牢

　　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平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无罪释放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

　　研究土地问题

　　爸爸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走回老家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吴焕章仗义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我对他一直有所误会，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秘件，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这封秘件如下：

　　吴主席焕章致中央调统局郭副局长紫峻原函径启者：

　　查李季恒同志，字玑衡，于九一八事变后，即与焕章商定潜在哈尔滨策动抗敌工作，组织黑龙江省青年抗敌会，并利用吉大同学数十人，散在各地中学，做抗敌工作。二十五年春，敌人对东北知识阶级大事残杀，李同志逃来北平，初在中山中学教书，继去南京，由焕章与吉林省党委刘守光（刘党委曾在哈与李同志共同工作）同志商定，仍请李同志在平负责工作。七七事变后，又商得焕章等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继由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付以委员名义，负责平津区抗敌工作，招致东北青年至后方求学，并掩护敌后工作人员活动，与后方工作人员在平眷属赡护等。李同志初在伪组织内充任法部科员，后以平津工作被敌人严密监视，而后方之经济上补给又时感不足，李同志遂转任太原禁烟分局长，局面即较扩大，抗敌工作自易进行，被掩护之同志亦较多（河北省工作人员尹金寿、王敬之、王馨阁等数部工作人员，均在掩护之列）。当时李同志一面完成焕章付与之工作，一面利用职务上之便利，做禁烟禁毒之宣传工作。后敌人侦知李同志行为可疑，遂假贪污为名，举行二百余人之大检举，幸李同志事前有所闻，将抗敌工作痕迹完全毁灭，使敌人无由发现。至所诬之贪污，虽经敌人半载之详密调查，与酷烈刑讯，竟未发现丝毫污浊之处，即当时伪华北组织亦认李同志为洁白。故此冤狱，虽经半载之久，而对伪太原禁烟分局长之职，终未派人。李同志出狱后，认为太原抗敌工作不能进行，遂托病辞职，辗转传递消息，拟去后方服务。焕章以抗战日亟，勉使仍在华北相机做抗敌工作，李同志遂闲居北平（二年），但仍继续推动抗敌工作，直至敌人投降时为止。焕章除将李同志十数年来抗敌工作，逐项详报中央外，相应将李同志在华北工作概况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中央调查统计局副局长郭

　　　　　　　　　　　前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现任兴安省政府主席 吴焕章

　　查李季恒字玑衡（学名鼎彝），本人当年任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常务理事，为李同志在敌后工作便利起见，故未用其本名委派。此一抄件，确为本人专函中央调查统计局郭副局长紫峻之原稿，特予证明。

　　　　　　　　　　　　　　　　　　　　　　　　　　　　　　吴焕章

　　吴焕章仗义执言，给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这封秘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沉二爷

　　老爷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叫沈铭三，大家称他沉二爷，也是东北人。他颇有家产，靠家产吃饭，也无什么职业，职业就是绅士吧。他年少荒唐过，爱上一名妓女，救她出来，结了婚，但没有小孩。夫妇两人，感情极好，沉二爷也从此不二色。他在北平内务部街和史家胡同中间，有一大片房屋，其中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就租给我们，我们住这座房子，前后十年，到一九四六年以后才搬走。

　　中国仕绅

　　沉二爷因为辈分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太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爱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国民党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气愤的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沉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沉二爷在大热天里，四处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

　　“呻吟语”

　　沉二爷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看的只是一部书—“呻吟语”。“呻吟语”的作者是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是明朝进士，做到山西巡抚等高官。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刊行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平实有力的书籍。“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把这部切身修业的著作，公之于世。“呻吟语”全书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七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甘坐失举之罪”，保荐他做刑部尚书。在他死后，明熹宗追赠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甚至把他从祀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沉二爷的立身行事，使我注意到“呻吟语”、使我对许多传统人格的形成过程，发生了兴趣。“呻吟语”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在沉二爷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

　　内务部街

　　沉二爷租给我家的房子，在内务部街中间。内务部街在北平东城灯市口附近。以前北洋政府的内务部，就在这里。后来内务部改成了市立第二中学，就在甲四十四号的斜对面。甲四十四号有一座大红门，大红门开的时候，正好是一间汽车间，平常不开，只开大红门中间的一扇小门。进门后，有“己”形的房子，前后相连，共有大小一二十间。我们住中间；前面房客住过、大爷大娘住过；后面爷爷奶奶住。

　　可怜的鸽子

　　我在内务部街甲四十四号的最早记忆是：一天晚上，飞来一只受伤的鸽子，我们把它包扎好，伤养好后，它也不再飞走了，就成为家里的一员。不料一天被猫扑上去，把它咬死了，我们都很伤心。那时家里不能不养猫，因为房子很旧，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过阴沟铁栅，去咬走过铁栅的小鸡。

　　卖小鸡的

　　提到小鸡，也引起我的回味。北平乡下人沿街叫卖小鸡，用扁担挑两个很扁很扁的箩筐，到了家门口，把箩筐盖打开，顿时一两百个鸡头攒动，毛胡胡的、黄登登的，每只都在摇、每只都在叫，可爱极了。卖鸡的随手抓出一两只来，放在掌心，特别介绍，痒得你非买不可。

　　猫与狗

　　养鸡以外，家里也有猫狗。养猫狗，都以实用为目的，猫狗也不像现在这样娇生惯养，那时候猫狗好象都是脏兮兮的。对猫也有很多传说，比如奶奶、爷爷、姥姥死的时候，猫都要关起来，因为传说猫跳过死尸，死尸会坐起来，就是“炸（诈）尸”，这是谁都害怕的事，谁都不敢冒险，所以只好把猫关禁闭。

　　盲肠炎

　　我六岁时候，得了慢性盲肠炎。一开始是肚子痛，家里人以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热水袋去腾，结果越腾越严重，脓化开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况不对，请关颂韬大夫来看，关大夫是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是中国第一名医，他断定是盲肠炎，必须开刀。听说肚子上要开刀，全家一致反对，爷爷、奶奶、姥姥等都坚信中医可以看好，为什么要给西医动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为难。幸亏关大夫说：“开个刀没关系，如果不是，缝起来就是了。”于是爸爸决定开刀。

　　开刀之前

　　我住进东华医院，开刀那天，医生把哥罗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数数字，我跟他数到三十多，才麻醉过去。开刀打开一看，盲肠已烂，割下后为了清脓，插入两条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时已经腿软得不能走路了。

　　中西医之争

　　爸爸高兴他的正确决定，使我大病不死。爷爷奶奶们对西医也没话说，只是认为，如果给中医看下去，照样可以看好。可见中医观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这种观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关颂韬大夫

　　病好后，茂林陪我到关大夫家谢谢他。关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欢鸟，特别送“李局长的少爷”名鸟一只。听说关大夫晚年住在台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读胡适写的“丁文江的传记”，看到关大夫坐飞机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觉得特别亲切。到台湾后，有一两次，医生检查我身体，看到盲肠开过刀，听说刀是关颂韬开的，都会夸他是名医，可见关大夫在中国西化医学中的地位。

　　从大手术到小手术

　　我得盲肠炎的时候，还没有盘尼西林等名药，割盲肠还算不小的手术。如今已算是小手术了。

　　刘士豪大夫

　　另外一位名医，是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刘士豪，他算是我们家庭医生。听说他看死的病人很多，原因是他看病很贵，大家都不敢找他而去找便宜一点的医生，在便宜一点的医生看不好的时候，为了救人，只好再找他，但这时候，病人差不多都回天乏术了，最后都死在刘士豪手里。

　　周慕新郎中

　　我们的家庭医生也有一位中医，也住内务部街，叫周慕新。长得也跟刘士豪一样的白胖富泰、能说善道。我见过的中医都是能说善道的，中医博取人们的信任，这是噱头之一。中医看病外科全不行，内科又没有Ｘ光、心电图、听筒等器材，除了把脉，其它就全凭嘴巴看病了，所以嘴巴就是器材，不会吹是不行的。

　　四姐之眼

　　妈妈生下大姐、二姐、三姐后，怀了老四，全家一直盼望生老四是个男的，结果又是女儿，全家失望。为了平息这一失望，四姐从小便女扮男装，剪光头发，身穿短裤，一派傻小子的模样。也许是衣冠易人，四姐的作风也全部男生化，顽皮异常。一天她在两个沙发中间荡秋千，不小心摔个倒栽葱，得了脑膜炎，昏迷不醒，西医都说有生命危险，最后德国医院的医生为她打了一针，说如果再没效，就没救了。回家以后，没有起色，只好准备后事。这时候周慕新出现了，弄来蝎子、壁虎之类一大堆，熬了药，灌下去。到了半夜，四姐神志逐渐恢复，周慕新坚持是他的草药功劳而非西医那一针的功劳，大家也就信他。不幸的是，四姐此后每次吃饭，嘴嚼一下东西，就一只眼睛睁大，一只眼睛不睁大，同她吃饭，看她眼睛与嘴巴同步动作，十分有趣。四姐人很漂亮—当然是不再剪光头发以后，眼睛也漂亮，只是吃饭时候别具只眼，此周慕新之遗爱也。

　　中国人盼望男孩的时候，常把女孩子起名字叫“宜男”“招弟”之类，但像四姐这样索性女扮男装以为招徕，倒很少见。我出世后，四姐并没立刻还我女儿身，还是照旧护航老一阵子，才功成身退。至今我们还保留四个姐姐同我的合照，照片上四姐两目圆睁，精神无比；我却小智若愚，精神不振。

　　新鲜胡同小学

　　从内务部街东边街口，向左转朝阳门南街，再向右转，就是新鲜胡同。新鲜胡同有新鲜胡同小学。这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它共分两部分，胡同中间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级和操场；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级、音乐教室、校长室。校本部有纵五排侧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盖得最早，颇有巍峨的气象，原来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们原来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贤的生祠！

　　魏忠贤生祠

　　生祠是人还没死就给他盖祠堂，祠堂通常是纪念死掉的伟人的，但马屁专家认为魏忠贤活的时候就该享有这份荣誉。给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太监盖生祠，不始于魏忠贤，而始于“法门寺”的刘瑾，后来有刘璟、王堂跟进，只是到了魏忠贤时候，数量就大变了。为了拍魏忠贤马屁，全国大小官员都纷纷在各地为他建生祠，盖一所要花几十万，要砍多少树、占多少地皮，可是谁也不敢不盖。光在河南开封建生祠，就毁掉了两千间民房。为宦官遍天下建生祠，是中国政治黑暗的一个特色。据“明史”魏忠贤传，当时立生祠的情况是“海内争望风献媚”、“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佞词累牍，不顾羞耻。”再据“二申野录”小注，“礼部阎可升曰：二三年建媚献祠，几半海内，除台臣所劾外，尚有创言建祠者李蕃也。其天津河间真定等处倡率士女，醵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目中真不知有君父矣！”生祠的名号，据“两朝识小录”，有怀仁、崇仁、隆仁、彰德、显德、怀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报功、元功、旌功、崇勋、茂勋、表勋、感恩、祝恩、瞻恩、德馨、鸿惠、隆禧。马屁词汇，一应俱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丢举世之大脸。明思宗上台后，魏忠贤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鲜胡同小学在三百年后接收了这一生祠，真是谁也想不到的事。

　　郑板桥生祠

　　但是生祠也有例外，也有给好人建的。我的祖籍是山东潍县，潍县就有大名鼎鼎郑板桥的生祠。郑燮（一六九一—一七六四），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说：“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我真高兴我的老家有这么一位县太爷）。

　　 初次上学

　　新鲜胡同小学是北京最早的小学之一，梁实秋就是这个小学毕业的（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二日，梁实秋在“中央日报”写“忆周老师”，说：“这是七十年前的事了。那年我十一岁，我的父亲领着我哥哥和我进入京师公立第三小学。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新鲜胡同东路南，差不多就是城墙根儿了，相当僻静。门房肃客入校长办公室。校长赫杏村先生，旗人，矮矮胖胖的，声如洪钟，和蔼之中带着严肃。他略微测验我哥哥和我的程度，把我们编入高小一年级，什么别的手续都没有，令我们明天就去上学。”可以想见这小学当年的情况）。梁实秋以外，我的大姐、二姐、三姐也都是这个小学毕业的，四姐是史家胡同小学毕业的，史家胡同小学原是史可法的祠堂，比我们新鲜胡同的魏忠贤生祠光彩得多了，可是成为小学的历史却差得远哪！它原来是北京市立第二中学，改成史家胡同小学是很后的事。我是一九四二年进新鲜胡同小学念一年级的，当时我在家娇生惯养，胆子很小，初次上学，颇不习惯，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遥望的照应，我一边听级任老师上课，一面紧张的看着茂林，心有二用，绝不大意。一年级级任是位姓师的女老师，戴着没边的眼镜，和蔼可亲，人也漂亮。那时没有什么幼儿园，一念书就是小学一年级，我记得第一课只有三个字—“天亮了”。其实，我那时已在家里先背过“三字经”，也看过“小熊逃学”、“小狗回家”等儿童书，我的程度已经不错了。不过那时还有读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学生是读过私塾再转入小学的，所以会背“三字经”的，应该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里窗外式的上课，后来结束了，我也能完全适应了小学生活，并且很快学会了如何“我告老师去”。有一次小便时候，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后一推，我身子站不稳，两手陷到尿池里，我很快的报告了师老师，老师问是谁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过去，到他身边，把他揪出来。

　　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有一次，我在校门口向一位男老师敬礼，一边敬礼一边大喊老师早，男老师那天大概有什么毛病，忽然当面斥责了我，我大为伤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师原来是他学生，跑去骂了他一顿。这件事我四十多年后还能记忆，我相信办教育的人对小孩子的态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伤害的。

　　鬼迷

　　新鲜胡同小学因是古宅老屋，颇多鬼怪传说。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级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左后角的最后一个位子上，突然全身似为鬼迷，神志清楚，可是不能动弹，好一阵子才过去，至今记忆犹新。三十年后，我睡在警总军法处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现象，我知道这是一种“梦魇”（nightmare）经验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乱神，但新鲜胡同小学的许多教室，倒颇有一股阴气，有时令人发毛。

　　洋车与洋车夫

　　崔老师不久得肺病死去，来了一位女老师代他。全班恢复了活泼气氛。图画课上，我总是画汽车，女老师很欣赏我画的汽车。我对汽车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时很少小朋友像我这样“现代化”过，他们要画，大都画洋车（ricksa）。洋车据我考证，起源于十九世纪法国（所谓the old French brouette），自日本传来，北京人叫它“东洋车”，后来简称洋车，天津人叫它“胶皮”（一开始没有打气的车胎，只是以硬胶皮卡在车圈上），上海人叫它“黄包车”。它是马车与三轮车之间的交通工具，靠人力来拉，是最能显出北京文化的一个特色。北京拉洋车的，都很有教养。大一点的胡同口，都有一批拉洋车的，聚在一块等客拉，可是绝没有地盘之争。喊车的若是生客人，说明要去的地方，他们算算有多远，开出价钱，谁认为合适谁拉。喊车的若是某一位拉车的熟客，绝没人去跟他争，谁的老主顾谁拉。拉车的在路挤的时候，嘴里不停的说“借光，借光”、说“您让一步”、说“靠边啊！往里，您哪！”都看出他们的教养。他们有时要小费，也出之以客气委婉，比如讲好八块钱，拉到目的地后，他们也许会说：“先生，您瞧，三伏天，这天儿多热，真跟下火似的，浑身全湿啦！多花您两个吧，多吃您个窝头。”他们从不恶形恶状的。老舍有“骆驼祥子”写这一阶层的中国人民，是最动人的一部。

　　音乐老师

　　三年级起到校本部上课，开始有两个特色，一个是音乐课有音乐教室，一个是开始学日文。音乐教室主持人是杨老师，是这小学的资深老师，前额又秃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风琴来，更精神十足。学校太穷，买不起钢琴，风琴也别有情调。我们学的第一个歌是“飞”，歌词是“飞飞飞蝶飞飞飞，飞到鸳鸯天芳草地，飞飞飞蝶飞飞飞”一共三句。也学过刘复（半农）赵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风”——

　　好大的西北风啊，飞到一座树林里。

　　它叫树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对树林大声说：现在已经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劲儿，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这首歌，唱得热气在寒冬里直冒烟，非常有劲儿。

　　炉子与摇煤球的在唱“好大的西北风”的季节里，教室里冻得要命，只好一教室一个火炉，但是学校只供应火炉，燃料是供应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学每人每天带煤来。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学负责。一般北京人的炉子，有两种，一种是烧煤块的，用于洋炉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烧开水之类；一种是烧煤球的，用于土炉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饭、取暖。这种炉子，生火时候，要在院子里，早晨零下几度，在院子里生火，左生不着、右生不着，两手就冻成红萝卜，要跺着脚，放在嘴边用热气哈个不停才成。用这种炉子，在续煤的时候，可不能偷懒，若是续上煤球，偷懒不端到屋外，或还冒着蓝火苗就给请了进来，大家就有煤气中毒的危险，用北京话，这叫“煤熏着了”，被害人轻则到院子里吃西北风透气，灌酸菜汤；重则一命呜呼。这种炉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胶质的黄土摇出来的，就像摇元宵一样。摇煤球的工人，外号“煤黑子”，他们摇煤球的时候，先做好两三坪面积的煤糊，然后再用铁铲子切，横切成一寸多宽的距离，这面切完后，再掉换方向，还是横着切，这样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后放在筛子里去摇。摇的时候，先放一个花盆在下面，再把筛子放在花盆上。摇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交互摇将起来。筛子下的花盆好象一个轴，一边摇还要一边注意将粘在一起的散开，又得随时洒些煤沫子，摇到后来筛子里的小方块渐渐摇滚成了黑乒乓球，晒干以后，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担一百斤，前后各五十斤，小担五十斤，前后各二十五斤，大部份用户都三五百斤的买，或找摇煤球的到自己家里来摇，穷苦的人家也有一次买五十斤的。再穷苦的人家就无所谓买多少斤了，而变成了“捡煤核儿的”。所谓煤核儿，是不论烧煤块或煤球，都会在拢火后留下残渣，残渣丢到垃圾堆里，捡煤核儿的便去废物利用了。他们遇到一块煤，认为中有文章，便用家伙，敲打一阵，把炉灰敲掉，如果中间有点还没烧完的黑心，便放进小竹筐里，这样子积少成多，也够自己家里烧个一天半天的。因为有这点剩余价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著又脏又破小棉袄棉裤的小孩子，缩着脖儿，冻得流出两行青鼻涕，在翻腾垃圾堆。当然这些小孩子是没钱念书的。

　　日本顾问

　　日本人侵略中国，在台湾、在东北，都从小学一年级起有日文课；在华北，则从小学三年级起。当时每个小学都有一名日本顾问，新鲜胡同小学日本顾问叫“施掘”（？），我们给他外号，叫“屎橛”。这个日本人态度还友善，写了一手好毛笔字，经常写出来，做为每周重点。我记得他写过“姿式”两字，贴在布告栏上，要大家注意“姿式”。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师，我那时恨日本侵略中国，不喜欢学日文，成绩很坏。成绩单拿回家，爸爸说：“恨日本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一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于是我开始发愤，最后考了一百分。爸爸告诉我一个故事，说顾维钧在外国学国际政治的时候，学校排出课程表，有一门是矿物学，而且要必修。顾维钧跑去问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多枯燥？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又没用又枯燥的学科，去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这真是一个好故事。

　　咬奶头

　　被日本顾问整天顾问的中国校长是弭敬瑭，这名字比照五代时候的石敬瑭来，倒颇有汉奸味。他长得老老的，很和气。每次集会，就讲“咬奶头故事”，故事说一个小孩在他的同学那里，偷到一册课本，带回去给他母亲看。她非但不打他、不骂他，反倒称赞他。第二次他偷到一件披肩，带给母亲，母亲更是称赞他。因此这小孩成人后，进而偷更值钱的东西。后来他在行窃时候，被人捉住了，反绑双手，带到刑场上去。他母亲在人群中跟着，伤心得捶胸痛哭。在这时候，这儿子说：“我愿在死前能够再吃一次母亲的奶。”于是这母亲就把奶给他吃，他却把奶头给咬了下来。他母亲骂他不孝。他回答说：“唉！在我初次偷了那册课本带给你的时候，如果你痛打我一顿，那我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了。”弭校长这个故事，后来我查出是来自《伊索寓言》的，只是《伊索寓言》咬的是母亲耳朵，不是奶头。

　　詹永杰

　　我进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抗战胜利了。在沦陷区生活八年的遗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们这些做小学生的，也不例外。这时候，一个最优秀的小学生出现了，他的名字叫詹永杰。詹永杰长得极好，圆圆的脸、红红的脸蛋、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脱颖而出，在四年级的班上，风靡了我们。原来詹永杰知道最多的八年来被封锁的一切，他会背“国父遗嘱”、他会读“三民主义”、他会唱“中华民国国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他把他的名字改成了詹永“杰”，说外交部长是王世杰，不是王世杰，所以他要以杰随之。在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甚至发动同学，一齐抵制一个叫齐凤鸣的大块头，说齐凤鸣欺负我们，动辄动拳头，我们“抗齐八学期”，如今要随抗战八年一起胜利才对。我因在二年级时被齐凤鸣动过拳，久思报复，今逢詹永杰发难，自然首先响应，于是群起而斗齐凤鸣，齐凤鸣见人多势众，气为之沮，级任老师鲁小姐事后责备我，说：“没想到你那么凶！”其实我也没想到我是那么凶的人，詹永杰启发之功，实不可没。詹永杰家里有不少杂书，常跟我交换看，使我在读物的广度上，进步不少。后来詹永杰和我，还有一个脑后留“坠根”（“坠根”是脑后留眼镜片大小的头发，这种从胎毛就留起的头发又叫“孝顺毛”，留长后可编小辫，因为很短，据说鬼都抓不住，可以长命百岁，所以也叫“鬼见愁”）、左耳戴“金圈耳环”（满月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环”，意谓套住了、安全了，结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来，这当然是受了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影响。爸爸很喜欢詹永杰，说他长得真好，他乐见我们拜起把兄弟来，还叮嘱我们不要“拔香头子”（把兄弟决裂之意）。

　　王恒庆老师

　　五年级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后面的一间教室，隐蔽而阴森。级任老师是王恒庆，是一位乐观、口才好、又循循善诱的好老师，她除了生小孩时候由她哥哥代课外，一直跟我们到六丙以至高小毕业。她在正课以外，还教我们念“陋室铭”、“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秋声赋”、“卖柑者言”等古文，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于王恒庆老师的开导。五丙以后，我的课外书读得越来越多，成绩已脱颖而出。六丙时候，我当选班上自治会主席，又是学校图书馆馆长、又是模范儿童。那时詹永杰在六甲，已经成绩不如我了。王恒庆老师跟我们同学感情极好，但有一次被我们气得赌气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来。王恒庆老师是我小学时代最怀念的老师。我小时候，长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老太太”，王恒庆老师也这样跟着叫，她能和学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见。王恒庆老师生小孩时候，她的哥哥来代课，此公身材很高，写了一手整整齐齐的黑板字，为我生平仅见。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长，允称佳作”，给我最大的鼓励。他最喜欢讲“聊斋”故事给我们听，陆判也、织成也，把“聊斋”人物讲得鬼气森森，最令我们倾倒。

　　“老头”

　　教劳作的老师外号“老头”，是齐白石的学生。他宿舍里琳琅满目，艺术奇珍甚多。他教我们刻印，第一次我刻“竹报平安”四个字，刻得不错。有些顽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朱笔偷偷描成印文，去骗“老头”。“老头”一看，劈头就揍。顽皮的男生们个个恨他，在劳作课前，常常用毛笔画“打倒老头”图文在镜子上，再用镜子反射日光照在墙上，好象电影一样，全班大笑。不久“老头”进来，追查此事，又是一个个狠揍一顿。

　　初恋

　　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在新鲜胡同小学中，有我神秘的初恋。这女孩子叫张敏英，北平人。长得清秀脱俗，长形的脸，眼睛不大，但是晶莹而有灵气。她身材高瘦、性情温和，是最最可爱的小女生。功课也好，尤其写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级的时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级后，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师排座位，一度还并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快乐。六年级后，她和我较熟起来，下课回家，偶尔走在一起。童子军在校门口站岗时候，她也和我一组过，她穿著女童军的制服，姿态优美，令我心动。我只看她哭过一次，是一次考试没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泪眼、看她楚楚可怜，非常喜欢她。我做图书馆长的时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错，我开玩笑，拉住她的手，轻打她手心，她装得很疼的样子，给我的快感，令我毕生难忘。对张敏英，我从来没有表示出我对她的情爱，我把一切都遮盖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牵梦萦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视同我的初恋情人，虽然这次初恋，实在没有什么实绩可寻，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满了美丽的回忆。我一生忧患，所存美丽的回忆无多，但是对张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温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这样清纯的、单一的回忆，而不掺杂任何俗情与尘网，洵属罕见，而它却是罕见中的极品。我一生中的许多经历，都不想重过。但是如果时光倒流、少年可再，我梦魂所依，除此而外，却无复他求。—只为了她是我第一个小女生、只为了她是我永恒的小情人、只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为了那一场春梦无痕的初恋，我愿在时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并不希冀她做我的朱丽叶（Juliet），但我若能长眠在她怀里，我就宁愿不活十三岁以后的我了。

　　一九八一年狱中作

　　来源：李敖网站  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