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贵州文化”
当今社会，文化越来越多地展现出它的经济功能，经济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取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生活在今天的黔人，要改变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现状，必须加强贵州文化的研究。在深化对贵州文化认识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贵州的文化资源，一起来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但当我们挖掘贵州文化这个主题时，却又不能不秉持科学与理智这两项原则。
如果我们研究“贵州文化”前设置这样一个前提，即：所谓贵州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和自身特点的，以今贵州省境为空间的地域文化。在这个前提下，愚以为以下一些问题颇具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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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贵州文化的特征
作为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高原，山岭崎岖，地势起伏，大山与峡谷交织，河流与瀑布密布，独特的地形地貌，使这片有着悠远史前文明的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几大族系的交汇地，铸就了独特的贵州文化。总体说来贵州文化的特点有四：一是它的多样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和谐性、四是进取性。
多样性不仅衍生出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彩，更造就了贵州大地的神奇，使贵州荟萃了无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令人神往的人间传奇，留下许多迄今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
包容性是多种文化在贵州大地并生共荣的基础。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境，先秦时期的贵州土著文化，与其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贵州都能找到扎根生存的条件，通过长期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促进自身的发展，进而形成以贵州行政区为范围的贵州地域文化。
和谐性是贵州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在其他省区不易找到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括各民族内部的和谐、族际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从贵州历史发展的进程、各民族的民风民俗、至今仍保存在许多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进取性代表了贵州人不懈的追求。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只重视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从未将贵州这片土地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点，加上贵州自身环境的封闭性与经济基础薄弱，致使贵州的落后一天天累积下来。但贵州自从列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之后，贵州人就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通过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
2
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毫无愧颜地说，贵州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进取性，正是中华文化精粹之所在。但由于学术界对贵州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浅表，贵州文化的诸多问题迄今未形成共识，对外宣传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仍远远不够，贵州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人提及，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得到认同。
回顾贵州自石器时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了。锐棱砸击法这样一种原始时代的先进生产技能，便始创于长期被忽视的贵州高原；观音洞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被裴文中先生誉为一种“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这种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贵州这片土地不仅是物种生存繁衍的乐土，而且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摇篮之一。无怪乎学者们在论及石器时代的历史时，会发出“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的感叹。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对贵州后世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贵州并没有从娘胎里带来的落后。春秋战国时期，雄踞西南的鬼方，是唯一能与周一起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座上宾，殷高宗用了3年时间才将其降服。其后的牂牁国，一度占据自西北到东南近二千余里的辽阔地区，更是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齐桓公称霸时，牂牁不但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还因其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也不断向南延伸，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秦汉之际的夜郎，是众所周知的强大政权。司马迁的《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那里的人们过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万”，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能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掌握了纺织麻布和制作陶器的技术。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贵州，与中原地区相比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差距并不是很大。
隋唐以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少与贵州密切相关。许多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或诞生在贵州，或流寓贵州。远至两千余年的唐蒙，其后的李白、王阳明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自隋朝用公开考试选拔官吏取代九品中正制以后，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1300余年。贵州虽然直到明朝才有开科取士之举，短短的400多年里，却考出了6000举人、700进士，还高中了3名状元。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思考。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发生于贵州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起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反洋教”斗争，最先在贵州揭开序幕。康有为搞公车上书时，签名的603人中，贵州籍举子就有95人。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1944年11月，独山城外的深河桥，成了日本侵略者疯狂军事攻势的终点。独山这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小县，一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城市。
上述历史事件或瞬间，对贵州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是一个省区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自然也是今天贵州摆脱“欠发达、欠开发”境况的重要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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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
我们常说落后地区的发展需要机遇，对贵州来说，世纪之交的西部大开发正是前所未有的机遇。这种机遇不仅属于经济领域，同样属于文化领域。我们从这些年贵州文化产业的崛起，由省里出台的一系列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措施，由多彩贵州风的劲吹及其影响的不断扩大，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近些年，有人说从贵州文化的特点和现实发展中看见了某种“贵州精神”，这是非常有创新的见地。是值得进一步思索的问题。不过，我们首先不能不弄清的，是关于贵州文化的概念，这是前提，丝毫马虎不得。
在笔者看来，现今常说的“贵州文化”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今贵州省境内各种文化的总和；另一种则是将今贵州省境的文化(从历史到现在)视为一种地域文化。如果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定位为贵州文化显然未必恰当，贵州作为省级行政区迄今仅止595年，文化的延续时间并不长，如果往前延伸，却又不宜以“贵州”冠名。故关于贵州文化这一概念，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有鉴于此，“贵州精神”的提出，首要的是给它找一个明确、具有科学性、经得起推敲的依托，而这恰恰是我们做得最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