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会“没文化”缘于“商业化”
春节期间的庙会商业味越来越浓，文化气息越来越淡，这种现象已经引发众多游客的不满。然而，年复一年的批评并不能有效改变庙会主办方追逐经济收益的趋势。政府这时候需要出钱出力，将具有部分公共服务属性的庙会办成如同免票博物馆的新春乐园。
崔立勇
兔年春节的北京，12个大型庙会四面开花集体亮相，7天假期累计接待游客398万人次。与2010年的336.5万人次相比，又增加了60多万人次。北京的庙会人气依然很旺。
去逛庙会的人多，逛完回家骂庙会的人同样不少。庙会仍然没有摆脱广受游客诟病的困局――庙会没了文化味，而是变身小吃街和大集市，仿佛是“超市搬家”和“小商品市场搬家”。
如今，逛庙会如同看春晚，没看前总是惦记，看完后一直反胃。门票买了，庙会逛了，厕所门口队也排了，过几天回忆庙会，愣是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吃了比平时贵得多的东西，买了年年都差不多的小商品。
庙会好评不多，但庙会数量不见减少。其实，这正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庙会这种形式本身是广受欢迎的。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地方，本来就有庙会的传统。如今，忙忙碌碌一整年，全家老小在春节黄金周也需要有个地方一起去放松和热闹，体会节日的欢乐和喜庆。
然而，近几年的庙会经济因素无限制放大，放弃了对传统庙会形式与内容的挖掘和对其文化意义的坚守。正如作家肖复兴所说，庙会现如今演变成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个赚钱的饭碗。”
中国不是没有传统文化，更不缺乏多样的展现形式。庙会“没文化”，恐怕症结还是出在了“经济账”上。
不难发现，现在庙会早已没有了旧时的“庙”作为自发聚集的场所，庙会走进了公园、步行街和体育场。由此，庙会就产生了“门票经济”。
不仅游客逛庙会要买票，商贩进庙会同样要交钱。前几年，北京部分庙会对摊位进行拍卖。2006年，地坛庙会摊位的标王是8.6万，2010年飙升至30万元。熙熙攘攘，利来利往，摊位的价格上去了，摊位上出售的商品自然不会便宜。
在这种方式下，庙会上所售卖的商品是以资金量为准入标准的，而不考虑与庙会的氛围合不合拍。为何庙会上卖烤肉的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烤肉的制作速度相对较快，销售总量大。试想，吹糖人、捏面人这些民间的手工艺和绝活一天能做几个？在庙会如何和烤肉竞争？
这种尴尬同样反映在近年来北京一些商业街的改造上――本以为焕然一新的商业街为传统小吃改善了环境、提高了档次，但薄利多销的小吃店压根儿就交不起商业街的高昂房租，由此深受普通居民欢迎的小吃店铺只能“背井离乡”，越搬越远。
今年，北京的龙潭庙会和地坛庙会采取采用“竞价招标”取代往年的“摊位竞拍”，即为摊位设立最高限价，若是对某一摊位出价的商户太多，则以摇号方式确定摊主。这与过去相比，对于降低商品价格有所帮助，然而仍然无法给有特色的小吃和小手工艺更多进入庙会的机会。
庙会的主办方对庙会上的经营内容、经营形式缺乏评价机制和门槛，一切以经济利益来衡量，这也就失去了庙会本来的意义。尽管有的内容打着文化的招牌，但游客怎么看怎么不是味儿。
有观点将庙会的弊病归结为主办方的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 一方面通过摊位费的节节攀高和门票的收取赚得盆满钵溢，另一方面拼命压缩开支，导致庙会活动环境和文化品位难以改善。
但是，庙会质量的提升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主办方的觉悟。在我们还没有了解清楚庙会是由公园还是其他公司运营的前提下，如果简单希望主办方这样一个经济主体少赚钱或者不赚钱而去专注传统的挖掘和文化的弘扬，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
因此，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等主管部门就不能袖手旁观，而需要站出来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比如，在庙会分配出一定比例的摊位和舞台，由政府出资来邀请传统手工艺人和民族节目演员。或者，硬性规定主办方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来组织一批庙会的“规定节目”，而后由政府埋单。
毕竟，庙会这一具有部分公共服务性质的活动不同于生活中的餐馆或者服装店，不能将庙会纯粹变成一个经济载体，不能完全由着主办方自己说了算。
或者更进一步，政府出资办一场接近公益的庙会，大幅降低庙会门票价格，由相关部门和民间组织来负责组织原汁原味的传统庙会，让更多游客有机会欢聚一堂。近些年来，博物馆纷纷开始免票迎客，庙会没有拒绝的理由。
北京市在“十二五”期间更加注重文化，在这样的形势下，不妨将庙会作为弘扬文化的切入点，给人们一个少些商业味道多些文化气息的新庙会。
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距离龙年庙会还有接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还来得及仔细琢磨琢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