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拜年常用“拜年帖”
记载：“拜年帖”出现在唐代
“拜年帖”的出现，根据现有的记载应该在唐代。当时春节已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拜年活动不但普及到民间，也逐渐“程序化”、“仪式化”了。
随着纸张的普及，“文房四宝”成为上流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广泛使用的日常用品，这些都为“拜年帖”的流行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人们再也不用拎着竹片、木片到处跑了。
唐代科举制度鼎盛，支撑其运作的关键环节就是“门生”制度。各地举子进京赶考，官方不设“资格审查”，但你得拜访名人，投身某个老师的门下做门生，从而获得推荐，才能打着老师的旗号去考试。这个时候就需要用“门帖”了，谓之为“门状”。
其间往来，尤其是录取放榜之后，必须上门拜谢，专用的“拜帖”随之产生。而春节表达心意的“门状”，无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拜年帖”了。
盛行：宋朝广泛使用“拜年帖”
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文字记载，“拜年帖”的盛行在大宋王朝，地点是当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催生“拜年帖”广泛使用的直接原因，除了显示身份、联络感情之外，还因为当时的人们越来越懒，疏于往来走动和面对面交流。当时的汴梁文人云集，官员众多，是上层人物聚集的地方。需要走动拜年的人实在太多，带来几个问题：一是时间不够用，不该拜的拜了，那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拜的没去拜，那问题就大了；二是见人磕头实在太累，就是作揖也会胳膊酸疼，不磕头不作揖又不够礼貌。怎么办呢？于是程序进一步简化：用专用的帖子拜年。
宋代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得很清楚：“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对于那些平时往来较少的亲戚、关系一般的朋友、应酬不多的同僚或者生意伙伴，写张“拜年帖”派人送去，也就算是过节没有忘记你，如此而已。
北宋年间，开始出现名帖收藏家，并将所藏选刊刻石。如《游宦纪闻》记载的《元祐十六家墨迹》，就是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贺年片”，也就是“拜年帖”。
此外，“拜年帖”的用语也有严格的讲究，尤其表明身份的词语不能用错。
泛滥：“拜年帖”盛行过度包装
到了明代，投谒拜年成为普遍的交往形式，礼仪的成分多于情感的内容。
当时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他的一首题为《贺年》的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 ”由此可见，“拜年帖”当时已经被大众广为使用了。
与此相应的，就是“拜年帖”的高度形式化、华美化。宋明时期，“拜年帖”的制作越来越复杂，投递的讲究也越来越多。有的在红绫制成的帖子上，撒上赤金为字，有的用整幅织锦做帖子，上面的吉祥用语是预先织成的。
“拜年帖”泛滥的主要标志，是逐渐盛行“过度包装”：给帖子加上底壳，用不同颜色的包装区别不同的帖子。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老师，用红绫制底壳等。
到了清代，“拜年帖”已经彻底变味。从文人雅士的酬酢、民间亲友的礼节，变成了官场交易的工具，乃至于皇家色彩的“规定礼数”。帖子上不但署名，还要用印，而且专门发明了一种拜匣，用来盛放“拜年帖”。拜匣的出现，让“拜年帖”跟木头扯上了关系。
拜匣的出现除了礼仪的程式化之外，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使然。拜匣用料名贵，工艺精良，雕刻花纹、配饰金银等，内中除了一张帖子，通常还有古玩玉器、珠宝金银，乃至直接的银票。从流传至今的拜匣就可以看出，仅拜匣的红木材料就已经价值连城了。 据《华商晨报》报道
故事
三十张“拜年帖”让李鸿章惊出冷汗
李鸿章负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时候，有一项职责就是代转海外使臣给皇上的奏折，其中当然包括每年的“拜年帖”。当时给皇上的节日奏折，也叫“请安折”，是最高等级的“拜年帖”。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因此邮件传递得走海路，慢得很。因此，派驻各国的使臣要早早把“拜年帖”寄来，临到过节再由李鸿章转呈上去。
这时大清朝派驻美国的使臣是崔国因，此人不但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还是李鸿章一手提携上来的，甚至连崔国因出使美国，也是由李鸿章保荐的。
崔国因的外交业务水平没有问题，就是和朝中大臣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太好，有时也不太注意细节。临到“封印”(春节放假)的前一天，李鸿章才发现，崔国因寄来的“拜年帖”出了大问题———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盖反了。再一检查，他寄来的三十个文件上的印花都是反的。按照大清公文管理规定，印花倒盖是“大不敬”，严重的话是要被杀头的，说不定还会牵连到李鸿章。
李鸿章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种“拜年帖”递上去自然不行，不给皇上“拜年”更不行，更换又来不及。幸好李鸿章不但会做官，尤其是“应急处理”水平一流。他马上找到奏事处打通关系，奏事处也很给李大人面子，总算把这事忽悠过去了。
但是奏事处最后“索京蚨八千”，也就是说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后来向李大人索要了一些钱，代价可谓不小。
事后，李鸿章把倒盖的印章剪下壹枚，回寄给崔国因，责怪一通了事。 据《华商晨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