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台北建城时期（1884年-1894年）

　　清朝时期台北汉族居民的衣饰穿着情形，大致上与大陆原乡地无异。由于台湾汉族居民大多移民自闽粤一带，尤其是台北地区的汉人，多半来自福建漳州、泉州两地，因此生活习惯和风俗礼仪都承袭了原乡的模式。不过严格来说，台湾地区的衣饰文化还显现出代表地方特色之处。其中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受到自然气候的影响，在服装材质上偏以夏布为主。此外，台湾的服饰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大陆有所差异。台湾在中国版图上，不仅是位处偏陲地带，更是个独立的海岛，使得台湾原本就较为开放的社会风气受到鼓舞，并且反映在汉族居民的穿着习惯上。

　　“绸缎之属，来自江浙，绅富用之。建省之后，杭绫盛行，局缎次之。……海通之后，洋布大消。呢羽之类，其来无穷；而花布大盛，色样翻新，妇女多喜用之。若泉州之白布、福州之绿布、宁波之紫花布，尚行于乡村也”。这是连横在《台湾通史·风俗志》中有关衣饰方面的文献记载，从中可以看出，清朝时期台湾汉族一般居民的衣着是透过服饰布料的选用，以显现崇尚奢华的社会风气，有别于华南原乡地所表现的朴实穿着。当然台湾这种以奢华为导向的地方特色，似乎也反应了当时经济实力的一面，尤其是台北，由于海外贸易的影响，居民生活不但渐趋富裕，也有机会接触海外事宜，思想也因此较为开放，易于接受新的事物。在这种影响下，台北居民不但有机会选择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洋布，也有能力选购华丽高贵的布料，当然也乐于使用色彩艳丽的花布。

　　日据时期

　　日据前期的绥抚时期（1895年-1919年）

　　日本政府在殖民台湾之初，对民众的风俗文化大都采取维持现状的策略，因此当时台北居民在服饰上仍维持清朝时期的习惯，以传统中式款式为主。不过，虽然日本政府在据台初期对民众的穿着款式习惯采放任的态度，但对于男性的辫发与女性的缠足等服饰中的习惯，却相当排斥，甚至视为弊风恶习，只是为避免引发岛内纷争与冲突，只好放任，不敢断然提出改革，直到第三任台湾总督乃木希典及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时才出现转变。

　　虽然日本的台湾总督视台湾风俗中的辫发、缠足为必须革除的陋习，但开始其处理原则仍然采渐进的方式，即通过学校教育或报章杂志倡导，鼓励民众放足断发。当时台湾民众并未热烈响应及配合。例如，1903年3月15日，儿玉源太郎曾在淡水馆成立台北风俗改良会，希望能有效推动陋习的改革，但成效并不如预期。这促使第五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改采强制手段，于1915年1月针对女性缠足订定了“保甲规约”，使“放足”政策真正奏效。

　　日据中期的同化时期（1919年-1937年）

　　为了达到日化（“去中国化”）的目的，日本政府藉西化为包装，使得台湾民众的服饰产生极大的转变。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快速而普遍的穿着西式，以取代中式的款式、接受日式款式的服饰。

　　当时，由于受到国民革命成功、五四运动、世界思潮，以及台湾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思维等因素的交互影响，台湾居民对自我前途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觉，也因而发展出首次的文化运动，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在全岛热烈推行。对于这种以文化自觉为基础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在中心思想上也同时形成出两种心节的纠葛：一方面对传统提出批判、质疑，以求得进步、适应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却又希望藉维护部分中国传统文化，来做为抵抗日本同化的凭借。这种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非全盘否定的立场，提供了当时台湾在服饰文化的发展上能共容中式、西式、中西合壁等三种不同款式的空间。此外，在当时日本政府积极推展日化的情形之下，却未使台湾的服饰普遍形成日化现象，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时期（1937年-1945年）

　　日本政府为了有效推行日本化，从1937年开始要台湾人都使用日语(未满四岁及十六岁以上者除外)，并且过着皇民化的生活，包括奉祀神公大(拜日本天皇先天照大神)、改善厅堂(废弃传统信仰)、改穿和服或“国民”服。

　　日本政府也成立推行教化运动的机构，其中对服饰的改善，也出现风俗同化的组织，要求台湾民众改良服饰，并且奖励穿和服、“国民”服，这些都直接促使在1940年2月由“国民”精神总动员台北州支部所发起的本岛妇女服的改善运动。就台湾服装发展而言，在当时受征召入伍充当日本军夫的台湾青年都必须穿着日本军服，对台湾服饰带来极大的改变。

　　国民党当局时期

　　1945年-1959年

　　对台湾居民而言，台湾光复是个极具转折的日子，台湾民众对于回归祖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甚至有许多女性在物质严重缺乏的条件下，仍把嫁妆衣服修改成旗袍，来表达对祖国的认同。

　　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当时随国民党当局自中国大陆各省来台定居的新移民高达150万人以上。人口结构的改变，直接影响台湾地区服饰的发展，扭转了稍早的服饰形制，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大批国民党军队的来台，以至一段很长的时间处处可看到着军服的现象。

　　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出现转机，尤其是1953年推动的第一个四年经建计划，将纺织、食品加工等列为重点培植工业。台湾的纺织业在光复之后，逐渐蓬勃发展。

　　虽然台湾的经济发展已渐渐有所起色，不过由于是才刚转好的情况，岛内社会又正在推行克难勤俭、避免奢华的运动，因此，即使是在台湾首屈一指的台北，一般民众的穿着也都是相当的简单、朴实与保守。

　　1960年-1969年

　　20世纪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黄金时代。台湾经济的蓬勃发展，连带也提高了民众在服饰上的消费能力，摆脱之前简朴、实用的原则。大家开始重视服饰外观。1960年6月5日，由《大华晚报》主办的第一届中国小姐选拔在台北举行；1968年，第一届“国产”毛衣皇后选拔大会也在台北展开，由参赛者穿着台湾生产毛衣做动态服装秀的表演；紧接着在1968年5月6日的第一届国产衣料服装展中举办云裳小姐的选美活动。而这些被选出来的“毛衣皇后”、“毛衣公主”或“云裳小姐”，都必须担任服装大使，为国产服饰促销作宣传，这对岛内服饰市场的销售确实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此外，影响往后台湾服饰发展的，还有两项重要因素。其一是，大专院校服装科系纷纷成立，其中又以1961年实践家专（现改制为实践大学）所首创的服装设计科最具代表。其二是，台湾首家电视公司台湾电视公司于1962年10月10日正式开播，接着中国电视公司也在1969年10月31日开播；再加上台湾电视在1969年进入彩色时代，借着电视的功能，将美丽的影像、画面快速传送到市民家庭中，不但让观众及时看到信息，也改变了台湾人的视觉文化。

　　1970年-1979年

　　政治力对服饰的影响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1978年11月2日，台当局正式开放岛内民众外出观光，台湾民众在世界各城市大手笔的采购，受到国际的瞩目，国外服饰流行商品纷纷在20世纪八十年代进入台湾市场。

　　1980年-1989年

　　20世纪八十年代，台湾政治史上发生了最重大的政治变革——解除戒严，这种自由、民主的发展，的确提供台湾整体转型一个相当好的良机，进而呈现出活泼、多元化的新局面。

　　此外，在民众对服饰流行信息需求增加与重视下，20世纪八十年代的服饰流行平面报导有了大幅度的进展，除了欧、美、日各国流行杂志纷纷引进外，岛内也出现多家相当专业的服饰流行杂志，其中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出刊的《芙蓉坊杂志》就相当具代表性。

　　20世纪八十年代学生发禁的开放也深深的影响往后台湾衣饰文化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学生对服仪的审美价值，也使得服饰流行市场中有关少男、少女服饰的销售显著提升，连发廊生意的业绩也开出长红。

　　1990年-2000年

　　由于岛内经济维持增长的趋势，民众生活质量与消费能力也因而持续的提升。在服饰方面，受到经济的影响，加上国内服饰市场售价趋于低廉、款式趋于多样，又有大型购物中心、卖场、百货公司陆续开业，以及民众对物质的要求较过去重视享乐等因素下，使得台湾民众对衣着态度普遍呈现出高度流行消费文化的价值观。

　　民众之所以重视服饰流行文化，传播媒体扮演着关键而决定性的角色。除了电视之外，岛内流行杂志市场也相当蓬勃，除了有业者发行新的流行时尚杂志之外，国际知名的服饰专业流行杂志也纷纷来台发行中文版。例如：在1990年1月19日，国际知名服饰流行杂志《Harpper’s Bazaar》以《哈泼时尚台湾国际中文版》之名，在台湾出版，此后，1991年法国《ELLE》国际中文版、1992年美国《COSMOPOLITAN》国际中文版、1994《美人志》、1995年美国《VOGUE》国际中文版等也在台北陆续出刊。这些国际知名的服饰流行杂志，不但为民众提供接受国际高级流行时尚管道的机会，也造成民众对流行信息知识的普及化。

　　提到外来文化对台北流行文化的冲击，除了有来自欧美流行文化长期的影响之外，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受到哈日风潮的震撼下，台北流行市场至今仍陷入在日式的风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