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县位于台湾岛西南端，北邻台南县，东邻台东县，全县面积2832平方公里，人口123.7万人（2001年底）。下辖2市（凤山市与冈山市）2镇（旗山镇与美浓镇）与23个乡（桃园乡、三民乡、甲仙乡、六龟乡、茂林乡、杉林乡、内门乡、田寮乡、阿莲乡、湖内乡、茄*（草字头下一个定）乡、路竹乡、永安乡、弥陀乡、梓官乡、桥头乡、燕巢乡、大社乡、仁武乡、大树乡、乌松乡、大寮乡与林园乡）。县治设在凤山市。
高雄县是南部主要工业区，与高雄市同为台湾炼制、石化工业中心，其他主要工业有酸碱、电子电器、机械制造、造纸、橡胶、制糖等，也是台湾捕渔量最高的县份之一，渔民约有6万人。
高雄县地方派系势力庞大，同时也是民进党的大本营之一。
一、地方派系概况
高雄县派系势力强大，红、白、黑三大派系主导了政治经济资源。在高雄县第一届县长竞争激烈的选举中，国民党提名的洪荣华支持者以洪的谐音“红”为标志，助选员一律戴上红帽；非国民党的陈新安，戴白帽以区分双方阵营，由此形成高雄县红派与白派两个不同政治势力，洪荣华与陈新安分别成为红派与白派两个派系的创立者。在地方具有很高社会声望的余登发疑聚一批非国民党人士组成第三势力，被称为“黑派”。到目前，三大派系均有相当的群众基础。据估计，黑派基本群众约为12万人，白派为10万人，红派为7万人。目前，红、白、黑派主要力量分别为农会、水利会与行政系统。
（一）白派
白派最初领导人为陈新安。继任领导人为林渊源与王金平。林渊源，1925年6月出生，高雄县仁武乡人，毕业于中兴大学农学院，后留学日本东京教育大学研究院，曾任第六、七届高雄县长。御任县长后，他于1984年出任省政府委员，长达二十多年，是地方政坛相当有影响的人物。1993年，林渊源当选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1996年出任国民党不分区“国大代表”。在1994年宋楚瑜参选省长与1996年李登辉参选台湾领导人时，他均出任国民党高雄县竞选总部主任委员。在1997年开始的“冻省”与反“冻省”较量中，林渊源支持省长宋楚瑜，与国民党主流派的关系渐行渐远，后来成为亲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
另一位白派实力人物为王金平。王金平，出生1941年，家族事业雄厚，早期在商界发展，曾任台湾多个同业公会理事长，在商界建立了广泛的基础。1975年，他当选增额“立法委员”，以后每选必任，已连续当选八届“立法委员”，并于1993年起任“立法院”副院长，2001年起当选第五届“立法院院长”。其中，在1995年“立法委员”选举中，他获得10多万张选票，成为台湾各县市最高得票数，充分显示了其在地方的强大实力。目前，王金平还任国民党中央副主席，但与各政党势力均保持良好关系，在高雄县影响重大。白派另一对代表人物是连任三届的县议会议长吴珠惠及其儿子县议员吴光诚。其他代表人物还有钟荣吉、钟绍和、钟绍恢、蔡明耀、吴光训、苏鸿都与林志隆等。
由于白派的林渊源、钟荣吉与钟绍和加入亲民党，造成白派在党性上分裂为国民党与亲民党，但均属泛蓝阵营。另外，林志隆则加入台联党。
白派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与势力主要在高雄县旗山镇农会、凤山市农会、冈山市农会、乌松乡农会、路竹乡农会、高雄县农会、高雄县凤山市合作社、高雄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华南银行、台湾中小企业银行与合作金库等，投资经营的企业主要为台湾水泥、正新橡胶工业、台湾光宝电子、龙昌饮料、第四台有线电视、高统证券、大鲁阁纺织、鼎美皮革、凤山证券、丰银证券、仙达旅游区、国宾旅舍、人生中医珍所、铁工厂与养殖业等。与该派关系密切的企业主要有烨隆集团、彦武钢铁、国泰企业与和信兴公司等。
（二）红派
红派最初领导人为洪荣华、戴良庆。洪荣华是冈山人，曾任高雄县水利会主任，当选第一届民选县长，在第二届选举中失败，转任改组的高雄县农田水利会会长，从此红派长期主导水利会。戴良庆是高雄县永安乡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历任县议会议员与议长、国民党县党部主任，成为红派第二位领袖人物。他在当选第五届县长后事业达到最高峰。但戴庆良英年早逝，红派失去了领导中心，力量受挫，先后有黄承城、陈义秋、黄八野等红派人物参选县长失败。直到1982年，红派才推出林仙保为掌门人。林仙保，1935年生，高雄市人，曾任国民党第十四届候补中央委员与第十届省议员，也是地方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儿子林益世是现任“立法委员”，也是红派另一中生代大将。红派另一代表人物为黄八野及他的儿子黄玺文。黄八野曾任两届风山市长，当选三届县议员。黄玺文长期在县议会发展，1998年初当选第十届县议员副议长。其他重要代表人物还有陈皆兴、吴尚卿、简茂松、陈子钦、陈义秋与许福森等。
红派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与势力主要在高雄县冈山镇农会、林园乡农会、茄+（草头下一个定）镇农会、高雄县农会、旗山信用合作社、冈山信用合作社、高雄合作社联合社、台湾省合作社联合社、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等。另一势力主要集中在水利会系统，其中红派的黄铜树长期任水利会会长。投资经营的企业主要有瑞丰证券、土地卖买、国馨企业、广泽工程、金锋营造、建设公司、消费合作社、建设公司与东南碱业等。
（三）黑派
黑派的创立者与长期主导者是党外知名人物余登发，曾任里长、水利会主任与“国大代表”。黑派实际上就是高雄县余氏家族的一股政治势力，长期扮演反对派角色，这与其他大多数派系全为国民党的力量有很大不同。余家人也自称“黑派只是一种选举符号，只是权力组织”。从第一代余登发到第二代余陈月瑛（余家儿媳），到第三代余政宪、余政道再等，纵横台湾高雄县政坛几十年，成为一支庞大的地方势力。
余登发，出生在高雄县桥头乡八卦寮（高雄市楠梓区后劲人）。八卦寮的大片土地，成为余家赖以延续政治香火的金库。余登发步入政界后，从事政治选举的经费主要就是靠出卖这些土地获取现金与支持。余登发从事政治活动不仅自己亲自出面参加选举，而且出钱支持朋友选举。在几十年间，余登发先后卖掉80多甲土地用于政治选举，从此也获得大批支持者。余登发虽是反国民党的在野势力，但却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此，余登发不仅在高雄县地方发展史上，而且在台湾政治运动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影响。
余家第二代以独子余瑞言妻子余陈月瑛为代表。她进入政坛完全是公公余登发在余家无人继承大业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并成就了余家的政治事业。余陈月瑛，台南县长荣女中毕业，父亲陈再兴为商界名人；二哥陈水印为名医，曾任区长、议员及省医师公会理事长。余陈月瑛在余登发全力支持下在政坛迅速崛起，成为黑派第二代掌门人。她于1963年当选省议员后，连任四届，后转战当选“立法委员”，不久又投入第十届县长选举，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当选，接着竞选连任第十一届县长。黑派可谓是后来居上，成为高雄县政坛最具影响的一支地方势力。
黑派陈容强大，战绩辉煌，并成为民进党在地方最重要的地方派系与力量。黑派第一代以余登发为代表；第二代以女婿黄友仁与儿媳余陈月瑛为代表；第三代以余政宪与余政道为代表。目前，余家母、子、女、弟、媳同时参政。余陈月瑛是长期任“总统府顾问”（2003年因涉及弊案才主动辞去），长子余政宪在县长卸任后，出任“内政部长”；次子余政道在任第十届省议员后连续当选两届“立法委员”；女儿余玲雅曾当选第三届“立法委员”，大儿媳郑贵莲于1996年当选“国大代表”，现为民进党中央委员；现任县长杨兴秋也是黑派的代表。其他黑派代表人物还有徐志明、尤宏、王金雄、黄万全、戴振耀与苏锡辉等。
黑派区域性独占经济主要是高雄县旗山镇农会，投资经营的企业主要为高苑工专、高苑商工、高英商工、学庐补习班、牧场、益昌旅馆及土地卖买等。余陈月瑛与余政道还同时是全民电视公司的总裁与董事长。
二、地方权力之争
高雄县政坛，地方派系与政党交错共治，其中，在14届县长选举中，红派当选3届，白派当选4届，黑派当选7届，显示黑派优势明显。就政党属性而言，蓝绿各当选7届，可误用势均力敌。
高雄县地方派系的出现也与台湾实施地方自治的首届民选县长相关，也即为争夺县长大权而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结盟。在1951年举行的第一届县长选举中，候选人包括洪荣华、陈新安、余登发与吴崇雄四人。在第一次投票选举中，因四人得票数均未超过半数，无人当选。依法举行第二次投票，由得票较高的国民党籍的洪荣华与非国民党的陈新安复选，洪荣华当选，揭开了红派在地方的发展史。
在第二届县长选举中，旗山人陈新安在竞争中当选，并形成一股势力，即为白派，陈新安也就成为白派的创始者。在第三届县长选举中，国民党则提名诗人陈皆兴与在野的余登发竞争，并意外获得成功，但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政治势力，但有人将洪归为红派。在第四届县长选举中，黑派的余登发如愿以偿，当选县长，揭开了黑派余家的政治发展史。在第五届县长选举中，红派的戴良庆击败黑派余登发之子余瑞言当选，红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第六届县长选举中，国民党提名旗山农校校长、白派代表林渊源参选，红派县议员黄承城违记参选，形成国民党内的竞争。黑派没有参选，余登发支持有远亲关系的林渊源，林顺利当选，白派势力增大。林渊源从参与地方政务与“救国团”开始步入政坛，曾担任国民党高雄县党部副主任。在林渊源的努力下，农会及乡镇市长大多成为白派的天下。到第七届县长选举，余登发与林渊源失和，余登发支持担任台电公司工程师的女婿黄友仁参选，与林渊源展开竞争。林渊源在国民党与白派的支持下连任第七届县长，并成为白派的第二位掌门人。
第八届县长选举，国民党提名陆军官校教授王正和参选，但由于没有基层力量，得不到红派与白派的支持而输给黑派的黄友仁。到了第九届县长选举，黑派余登发派儿媳余陈月瑛上阵，与国民党提名的县议会副议长蔡明耀展开角逐。蔡明耀险胜，当选第九届县长。
到第十届县长选举，余陈月瑛卷土重来，当选县长。在她任内，公公余登发去世，余陈月瑛成为黑派的掌门人。第十一届县长选举，余陈月瑛与红派的前省议员陈义秋对决，余陈月瑛以多出对方8.8万张选票（得票数为30万张）再次当选连任。到1993年第十二届县长选举，余陈月瑛推出长子余政宪出马，同国民党提名的红派代表人物黄八野竞争。由于国民党这次提名的黄八野违返了国民党组工会曾确定的红、白各选一届的惯例，加深了派系矛盾。最后，余政宪以28万张选票再次击败红派的凤山市长黄八野（25.8万选票）当选县长。
到1997年第十三届县长选举，竞争十分激烈。参选人计有4位，分别是现任县长黑派及代表民进党的余政宪、国民党籍候选人黄鸿都、无党籍的郑德耀（医生）与林景元（第十六次参选公职，曾是党外人士，后加入民进党，后又退党，曾三次当选县议员），但主要是民进党的余政宪与国民党黄鸿都两人的较量。结果，余政宪以27.2万张选票当选连任，而国民党的黄鸿都以23.5万张选票再次败北，国民党光复高雄县执政权的努力再次挫败，民进党仍旧掌控高雄县。至此，黑派余政宪家族在高雄县连续执政已长达12年，高雄县成为“余家班”的天下。
在2001年第十四届县长选举中，黑派未提名家族人参选，支持本党民进党及黑派的候选人杨兴秋。国民党提名白派的吴光训，而国民党籍的红派代表黄八野退党参选，并获亲民党的宋楚瑜支持，形成黑、白、红三派竞争局面。结果，民进党再次渔翁得利，当选高雄县长。
三、地方派系与政治力量比较
高雄县地方派系的势力分布在许多领域。这里就既有文献作以简要分析地方派系的势力分布及与政党的相互关系。
农会是地方派系争夺的主要阵地之一。在1993年农会理事长、常务监事与总干事选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派系的分布情况。在25个农会理事长选举中，红派取得8席，占32％；白派取得12席，占48％；黑派取得4席，占16％，三大派系总计了96％的席位，其他力量甚弱。在农会常务监事选举中，红派、白派与黑派的席位与所占比例与理事长情况完全一致，分别是8席、12席、4席与32％、48％、16％。在总干事选举中，红派取得7席，占28％；白派15席，占60％；黑派2席，占8％。
县议员是地方派系争取的主要战场。在1986年到1994年高雄县三次县议员选举中，地方派系势力当选的概率在90％左右（分别为88.7％、90.6％与88.9％），平均高于政党的总当选席次率60－70％（分别为73.5％、62.2％与64.8％），就是说在县议员级的政权权力结构中，地方派系势力在党派之上，政党服从于地方派系。就派系与政党依赖关系而言，国民党主要依靠红派与白派，同时吸引极少数黑派，合计依赖度在84％以上，在上述三次选举中的依赖度分别为84.2％、84.6％与91.7％。民进党则完全依赖黑派。同时，民进党在县议会的席次不断增加，从1人增加到11人，表明民进党在地方力量的崛起。
在1986年至1994年三次高雄县乡镇市长选举中，地方派系当选比率在85％以上，分别为88.8％、85.2％与88.8％，与政党当选比率相差不大。在这三次选举中，政党当选比率分别为85.1％、92.5％与85.1％。但就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而言，显然国民党对派系的依赖更大些，均在80％以上，分别为91.3％、82.6％与84.2％。民进党则不同，在1986年的选举中，民进党无人当选；在1990年的选举中，有2人当选，1994年有4人当选，且均是来自黑派。从中不难看出，早期黑派内仍有部分国民党籍成员，但到1994年，黑派当选者不再有国民党籍成员，而全是民进党藉，说明黑派与民进党完全融合，国民党的基层权力空间在缩小。在1994年27个乡镇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占23个，民进党3个，无党籍1个；从地方派系观察，白派最多，占了约一半；红派居次；黑派最少，只有6个。
据台湾学者统计研究，在1972年到1992年各届“立法委员”选举中，高雄县地方派系的平均得票率为67.4%；2001年选举的得票率为59.9%，显示地方派系在重要选举中有60%的选票实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地方派系在高雄县地方选举中影响重大，同时与政党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垄断了地方基层权力。
四、地方派系与政党政治的关系
高雄县地方政坛主要是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大政党的竞争。民进党掌控县长行政大权，国民党在县议会与地方基层占有优势。但政党与地方派系结合在一起，黑派实际上就是民进党的力量。红派与白派主要是国民党依靠的力量，后又变为国民党与亲民党的泛蓝依靠的力量，但力量相对分散，无法对抗高度团结的黑派与民进党。
（一）黑派及泛绿阵营政治势力
黑派或民进党在高雄县有较强的势力，在总计14届县长选举中，反国民党的党外势力与后来的民进党先后取得7届县长大权，并且自1985年以后，一直是民进党的黑派掌权，显示了高雄县反国民党势力的强大。
黑派曾是高雄县最大的在野反对势力，余登发长期扮演党外领袖角色。1979年的“桥头事件”（台湾调查局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等罪名将家住桥头乡的余登发父子逮捕），激发了党外势力的团结。当时知名的反对运动领袖人物如许信良、黄信介、陈菊、何春木与邱茂男等人前往桥头游行声援余登发父子，成为当年“美丽岛事件”的前奏。因此，余家与后来的民进党关系十分密切。民进党成立后，黑派的余陈月瑛等余家政治人物加入民进党，黑派与民进党实现了整合。
民进党在高雄县政坛的力量包括黑派势力与非黑派势力两部分。在80年中期，以戴振耀与杨雅云等组成的“编联会”系统为主干的民进党新生代，逐渐壮大。前省议员杨秋兴、县议员陈启昱是民进党非地方派系的代表人物。另外，在1992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的尤宏以10万多张选票当选，成为一位实力派人物。不过，这些政治人物逐渐被纳入泛黑派势力范围。
民进党、台联党等泛绿阵营在高雄县有强大的势力。在2001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民进党获得9席中的3席（林岱桦，余政道与徐志明），加上台联党的1席（林志隆），泛绿军有4席；总得票数为28.5万，得票率为49.2%；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代表民进党的陈水扁获得34.3万票，得票率为47.1%；在2001年县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31.8万票，得票率为54.8%。显示，泛绿阵营在高雄县重大选举中有34万票与得票率在50%左右的实力。
在基层势力结构中，民进党力量虽在上升，但整体力量仍相对较小。在1998年县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席次略有下降，从上届11席减为8席，得票保持在20％左右（分别为20.3％与19.3％)；在2002年县议会选举中，民进党取得13席，加上台联党的1席，泛绿阵营总计14席，占25.9%。在1998年乡镇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取得4席，与上届持平，得票率从21.8％上升为35.5％；在2002年乡镇市长选举中，民进党取得7席，较国民党与无党籍少许多。另外，在1998年6月举行的村里长选举中，民进党只取得446席中的5席；在同期的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只取得311席中的24席。再次证明，民进党或泛绿阵营在基层力量较弱。
（二）国民党及泛蓝阵营的政治势力
国民党在高雄县失去执政地位十多年，无法掌控行政系统，但在县议会与基层政权中，国民党仍是第一大党。就泛蓝军整体而言，在高雄县仍有较大势力。在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中，泛蓝军得票数为38.2万票，得票率为52.5%。在2001年“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获得3席（陈丽惠，林益世，王金平），得票率为31%（17.9万张），亲民党获得2席（赵良燕，钟绍和），得票率14.5%（8.4万张），泛蓝阵营有合计5席，得票数为26.5万张，得票率达45.8%（加上新党），席次超过泛绿阵营，得票数与得票率略低于泛绿。
在1998年县议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取得54席中的25席，较上届增加1席，得票率从43.3％降为37.2％；在2002年县议会选举中，国民党取得20席，亲民党3席，合计23席，占总席54席的42.6%。其中在1998年县议会议长选举中，国民党籍的许福森与吴光训展开角逐，结果许福森当选，但在随后举行的致词时宣布退出国民党，成为高雄县第一位无党籍的在野人士；副议长是国民党籍的红派人物黄玺文。
在1998年乡镇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取得27席中的17席，较上届增加4席，得票率从36.4％上升为52.3％；在2002年乡镇市选举中，国民党取得13席，占总计27席的近50%。在1998年村里长选举中，国民党取得446席中的151席，而288席则属于无党籍；在乡镇市民代表选举中，国民党取得311席中的128席，无党籍则达156席，国民党仍是基层第一大党。
国民党在高雄县的发展主要制约于地方派系的权力分配。红、白两派虽为国民党力量，但却矛盾重重，斗争激烈。在一些乡镇演变成世仇，彼此互不通婚，甚至连庙宇供奉也分开进行。由于在县长等重大选举中，国民党实行党内提名制度，提名得当有助胜选，否则必造成派系重组，改变权力结构。但在不涉及地方派系利益的选举中，红派与白派容易团结，才能显示其力量。如在1994年县长选举中，两派联合支持宋楚瑜选举省长，并获得重大胜利。国民党与地方派系共生。一方面，国民党需依靠地方派系维持政权，另一方面地方派系力量坐大，国民党又怕失控，因此对地方派系即利用又排挤，因此，地方派系的分合不断。
同属泛蓝势力的新党与亲民党势力不大。新党的支持群众主要为外省籍与部分知识分子、反民进党势力等。在反对势力与分裂意识较强的南部地区，新党发展潜力有限。在1995年“立法委员”选举中，新党的姚立明当选；在1998年的乡镇市民代表中取得2个名额。亲民党成立后，取代新党在高雄县的地位，目前有2席“立法委员”与3席县议员。
同属泛蓝阵营的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作为一个整体，在高雄县仍有较大的力量，足以与民进党或泛绿抗衡，但因内部整合不易，矛盾重重，形不成一个高度团结的力量，常常在选举中两败俱伤。泛蓝内部的整合如何，直接影响高雄县地方政治生态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