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评论 透视“核四”风暴
台海评论－驳李登辉及其“两国论”
台海评论－驳吕秀莲“台独”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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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登辉的政治哲学：以分裂叛国为荣
从70年代开始，国民党蒋氏政权面临内外交困，岛内省籍矛盾日益突出，新兴地方势力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李登辉以技术官僚身份混入国民党后，深得蒋经国的重用，步步高升。随着蒋经国的去世，他终于攀登上了“总统”宝座，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篡改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逐渐暴露出他刻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真面目。关于这个问题，李登辉在他的书里这样写道：“能获得蒋经国院长重用，或许因为我是台湾农业问题专家。而另一项原因则是，绝对不必担心我会采取革命式的激进行动。”但是，他认为蒋经国的错误在于“他对于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不错，蒋经国确实对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但他主张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中国，这样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的接合点，而李登辉所主张的则是虚假的一个中国，实际是“两个中国”、“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就是李登辉背叛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理念的要害。李登辉确实没有采取革命式的激进行动。但他偷换了蒋氏父子“一个中国”的理念，决心推行他的“两国论”，破坏了两岸谈判、合作、交流的基础，把他自己置于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2亿中国人民完全对立的地位，暴露了他坚决与中国决裂和背叛中国的真面目，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随着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他就开始大显身手，逐渐摆脱蒋氏父子的余荫，着手开辟台湾的“李登辉时代”。首先，在政策方面，1988年当他继任后第一次举行记者会时，他曾明确提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后又多次声称：“一个中国是最高原则”。但是，1992年以后他就开始强调“不能盲目坚持一个中国”。1993年他用“中华民国在台湾”来取代“中华民国”。同年，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他通过他的“经济部长”提出所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国家，台北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至此，他的“两个中国”的真实思想已经暴露出来。以后就变着花样闪烁其辞，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湾”，时而“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时而“台湾与大陆是两个对等政治实体”，时而“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直到1999年7月9日公然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图穷匕首见，原来他就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总后台，是一个以国民党为伪装的死硬到底的头号“台独”分子。
李登辉不但在政治上改变了蒋氏父子的一个中国政策，而且在组织上对国民党进行了“彻底改造”。从1990年到1997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四次修宪，其结果是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分配上，国民党各派势力重新分化组合，以李登辉为首的主流派同以外省籍传统势力为主的非主流派经过多次较量，非主流派被逐步排挤出行政及党务的高层权力核心。在这一过程中，李登辉多次动用手中权力和黑金政治将自己的政治对手一个个打下去，显示出其为一个十分老练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可是，他自己却假惺惺地说：“政治不免潜藏诸多权力抗衡，交错着复杂的斗争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我也不能算是政治家。”其实他是故作谦虚，他的这套权术与阴谋较比蒋氏父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甚者，李登辉还伪装成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以篡改孙中山的学说。他写道：“登辉衷心服膺的是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也是总理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国民革命的中心信仰。”众所周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指“民族、民权、民生”。“民族”居于首位，因为清朝末年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之苦，国家危亡，命在旦夕。因而深感全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孙中山在遗嘱里写道：“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所至嘱。”明显是要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但李登辉却胆大包天，歪曲孙中山的学说，诡称孙中山主张“天下为公”，是要“保障民权”，把三民主义变成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请看他是这样写的：“‘宪法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皆是出于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这真是奇谈怪论。但他又自知不对，反而责怪孙中山。他写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将民族主义摆在第一位，的确是个令人伤神的问题。”尤其恶劣的是，他打着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旗帜，实际上沽名钓誉，欺世盗名，是个极端的权欲狂、野心家和阴谋家。为了私利，他可以六亲不认。稍有拂其意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是他对民进党的“台独分子”，则情有独锺。在许多问题上，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快便取得默契。特别是李登辉抛出他的“特殊两国论”后，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兴高采烈地叫好说：“这等于是送民进党一个大礼”。足见其与岛内台独势力沆瀣一气达到何等亲密的地步。
三、李登辉的“务实外交”：见缝插针，钱能通神
李登辉有一个公式：“存在=台湾外交的真谛”。表面上看，似乎他很懂唯物主义，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正是他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李登辉写道：“曾经有人问我，拓展外交有何‘特殊秘决’？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坚持‘台湾存在的事实’和‘存在就有希望’的信念。”李登辉大力宣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如有困难，建立以经济为主的实质关系也无妨。如果连建立经济关系也有困难，则可退而求其次：建立文化或其他交流关系。“加强民间交流，与各国重要人士维持良好关系，也能逐渐对各该国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这种务实（Pragnnatic）的作法，可以为外交困境带来许多突破。”这就是李登辉“务实外交”的内涵。李登辉的基本思想是要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如果不行，就用其他办法来突破，包括金钱收买等。因此，从李登辉上台后，一直千方百计想与更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搞了十多年，仍然只得到20多个国家的“承认”。按照李登辉的计划，只要争取到50个国家的“承认”，似乎就有希望在联大获得2／3多数票的通过，实现重返联合国。可是李登辉的如意算盘太不现实。自李登辉上台后，为了争取更多国家的“外交承认”，公开提出外交要以“经济开道”，于是一时间“金钱外交”、“银弹外交”、“经贸外交”等纷纷出笼，对一些政局多变、经济困难的国家，利用经援、投资、贷款、赠款等手段，甚至直接进行贿赂、收买、拉拢等方式来达到获得“外交承认”的目的。但是其中除去少数“铁哥们”外，大都是今天建交，明天断交，后天复交，大后天又可能断交，象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而且要价一次比一次高。台湾的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李登辉大肆挥霍。李登辉难道没想过，台湾的钱再多，也不可能收买全世界180多个国家。何况台湾的经济也并不象李登辉所吹嘘的那样富足。要知道，当今世界事务并不都是“金钱万能”的。台湾虽然得到2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它们既不代表国际社会的主流，而且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象是建立在沙滩上一样，极不稳定，随时都可能出现滑坡。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战略眼光、善于观察国际形势的政治家，都不会为了台湾而牺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以李登辉的意志为转移的。李登辉妄图用“务实外交”来实现其外交困境的突破，简直是天方夜谭，自欺欺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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