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本土意识”倡导之时与两岸关系情势变化的互动

　　在探讨这样两个可互为“主变项”与“依变项”的互动关系之时，在民调上可以发现下列一些有趣的现象关系，我们试以“陆委会”理念所做的民调结果作为分析基础来证实这些假设：

　　1、在两岸关系进展显现有僵持或是跌落低谷之时，也可能刚好正值是台湾政治人物鼓吹“本土化”与“台湾意识”的高峰时期。早期的例子是1994年4月的“千岛湖事件”，当一些台湾人到大陆旅游遇害之后，台湾内部对大陆的敌意与仇恨是极其自然的回应。影响所及，根据香港中国旅行社“申请台胞证前往大陆人次”的统计，1994年的只有一百三十九万人次，不仅比前一年一百五十二万少了近十四万人次，而且也是历年来首次负成长。导致台湾当局借用双方关系恶化，台湾民众又对大陆有不良印象之时，在该年7月公布了“海峡两岸关系说明书”，这是台北官方立场首度抽象化“一个中国”意涵到血缘、历史、地理与文化层面，而且正式宣告台北将不在国际上与北京争夺“中国代表权”，企图塑造台湾的独立主体性十分明显。

　　2、台湾政治人物可再倡导一些主张可促进“台湾本土意识”的深根之时当就使得两岸关系更加恶化。

　　最明显的两个例子是1999年7月李登辉倡导的“特殊两国论”，与2002年8月陈水扁倡导“一边一国”主张。就会发现事后当时台湾内部偏向台湾独立，自认自己是台湾人的数字开始均呈现偏高，而民众没有看好两岸关系的发展的比例也增加很多。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在1999年8月，与2002年12月的二次民调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的一个月后，台湾内部民众主张宣布独立的数目是12.2％，是“陆委会”历年来调查中唯一超过二位数的一次。另外也可在发现在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主张之后的四个月，台湾民众主张尽快宣布独立也是5.9％，但认为维持现状以后独立的答询者也创历年新高的21.5％。这些数据均可证明与“台湾本土意识”有契合关联的“台独主张”是有受到台湾政治人物主张的影响。

　　然后连带所及，台湾民众也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持正面态度看待。以1999年8月的那份民调的结果而言，这显现出在“特殊两国论”之后的一个月，台湾民众认知“大陆民众对我政府敌意态度”飙升至历年来最高为88.5％，反弹至对“一国良知”模式认为可解决两岸问题的不赞同看法窜升至历年来新高，为87.2％。影响所及则是民众对两岸交流开始持保留看法，当时民调认为两岸交流速度过快的民众也有23.5％，比起前一年15.6％的数字确是明显上升。

　　3、这样“主变项”与“依变项”的互动关系，就可以吸纳这样的看法：即当“两岸关系”是主变项时，作为依变项的“台湾本土意识”可随着两岸关系的情势好坏研判，再由政治人物采取不同的政治主张而加深或放淡它的色彩。而另一方面当政治人物有意以其主张在加强“台湾本土意识”之时，这样的主变项就会使得“依变项”的“两岸关系”走向恶化。显见政治人物可以视主客观环境因素，运用对自己有利的时机与言行，来主导对“两岸关系”与“本土意识”的主张以及影响。

　　二、政治人物“本土意识”倡导与“两岸谈判”的互动关系

　　政治人物到底是因为要运用“两岸关系”的恶化时机而倡导“台湾本土意识”，或是因为倡导“台湾本土意识”而导致“两岸关系”情势的恶化，其实在前文中已有提及，那是基于他自己判断何者是它最有利的时机及条件而定。但是，“两岸谈判”与“本土意识”的倡导是否有互动的关系则需要用另一种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验证，主要原因是这方面两个主题的互动没有民调数字可以佐证。我们设法在逻辑推理上作下列方式的尝试分析。

　　1、两岸关系恶化时，固然可让台湾政治人物有机会更加深对“本土意识”的倡导，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民众对大陆既缺乏信任，又对大陆怀有敌意，当然一种对“自我”意识的认同，以及对台湾感情培养的一种呼吁是相当容易打动人心。但是这样的趋势发展固然对“两岸谈判”的阻挠与杯葛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效应，但并不见得是绝对。像1994年4月的“千岛湖事件”虽然导致稍后7月的“海峡两岸关系说明书”的发表，但是两岸一旦僵局化解，该年7月30日至8月5日，海协会常务会长唐树备与海基会副董事长焦仁合就展开第一阶段的“焦唐会谈”，而且唐树备还亲自来到被台北与会。

　　2、但是政治刻意倡导“本土意识”，不在惜两岸关系会因而恶化，进而导致两岸复谈无望，这应是本文探讨中相当重要的推论。

　　1999年的李登辉“特殊两国论”提出，形式上是希望赋予两岸政治定位，但是这项理论提出时机正值1998年辜汪会晤后汪道涵要回报来台的前夕，最后因这样的观点导致中共取消汪道涵的台北之行，确是很难不将李登辉不希望两岸复谈的想法与“特殊两国论”提出动机划上等号。

　　另外则是2002年的陈水扁“一边一国”主张的提出，也正值两岸传闻要进行“三通”的谈判之时。最能支持这样说明的例子是在同年7月7日当陈水扁面对钱其琛副总理当时提出“只要把三通视为国内事物，就可尽早实施”的谈话时，就反驳说：“这是不可以的”他认为，大陆如果把“三通”视为“国内事物”，就是一种预设的前提。不到一个月，陈水扁就提出“一边一国”主张，这种企图排斥与阻挠两岸即将可能进行“三通”谈判的心态是相当明显的。
　　
　　因此，逻辑上借用“本土意识”的推动，既巩固台湾内部对大陆推动促谈予以拒绝的心防，又能恶化两岸关系的情势，导致两岸任何对话与谈判的破局，真正是说明了“台湾本土意识”应是“两岸谈判”开展的障碍存在。其实解释这样的道理非常简单，除了“特殊两国论”与“一边一国主张”之外，凡所有目前在台湾推动“本土意识”的措施与教育，如“去中国化”的史地教材编纂，“通用化”的拼音措施，“方言化”的语言政策，“台湾化”的护照加注，“本土化”的故宫形象塑造，“制宪化”的“宪政“改造，均会导致大陆的反对与激怒，进而当更形成两岸关系进一步探讨恶化，将上述如此的措施定位在“台湾本土意识”的强化，进而形成为“两岸谈判”的障碍恐怕并不为过。而再进一步探讨对“两岸政治性谈判”的影响，在这些极具挑衅性质的“本土意识”措施，实际上就在希望在谈判的途上洒满铁钉使得任何开拓的建议都会铩羽而归。

　　（作者邵宗海，台湾政治大学中山中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