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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说明两岸政府争衡，台北政府已经失去中国人合法政府的“法统”，且从九十年代开始，由于积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中华文化在台湾已经沦为七支文化传统之一，台北政府也失去了中华文化担负者的“道统”。北京政府在全面获得“法统”的同时，也应该作为中华文化担负者，在神州大陆恢复中华文化的“道统”。这样，北京政府就能真正获得四海（包括台湾人民）的全面认受而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代哲学家牟宗三先生，以“理型”（form）和“材料”（matter）的观念说明一个文化体系。他认为，文化的“理型”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个文化体系所秉持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论和以此而有的是非价值观。这一个部分，能够决定一个文化的原则和方向。至于，体现“理型”的种种经验活动，例如艺术、音乐、建筑、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则是一个文化体系的“材料”。中华文化虽然随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和“材料”，但“理型”却是儒、释、道三家思想。一种文化的理型，就是这个文化的“道统”。
本文藉由康德哲学的“三种价值”理论：市场价值（market price）、艺术价值（fancy price）与道德价值（moral dignity），说明文化的“理型”体现道德价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理型”则只具备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华大地保存了中华文化丰富的“材料”，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中华文化的“理型”至今隐而不彰：
（一）近百年西方文化的冲击，人民的精神面貌渐渐有被西方文化取代的趋势。
（二）四九年后神州大陆则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继而有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并不重视甚至破坏鄙夷。
当此中华民族展望自强之时，北京政府首当妥善保存中华文化的“材料”，即历史文物、艺术传统与风俗民情。但更重要的是提升文化的意识，避免使中华文化沦为只具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材料”。如是，则应该自觉恢复中华文化的“理型”，涵养中华文化的精神，这样才能体现中华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两岸的统一和我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自强。
国共内战造成了北京政府和台北“国民政府”两个彼此不承认而各自宣称为“中国人唯一合法政府”的政府。两岸政府“法统”之争随着七一年北京政府获得联合国的承认、九一年李登辉“修宪”改选“国民大会”，到今天“中华民国宪法”即将完全失去其作为“中国宪法”之地位，台北政府已经放弃“法统”之争，事实上也已经再无资格从事“法统”之争。北京政府随着不断精选，积极改善国民生活，于国际和人民认受层次皆已取得正当法统地位。五十年来，“国民政府”由继承法统到放弃“法统”，北京政府由革命获取政权到全面继承传统，两岸政府“法统”之争形成两条方向逆反的曲线，一衰落，一冉冉上升。
然而我国自古以来，“法统”的获得必伴随“道统”的继承。简而言之，中华民族的“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的道德文明和学术文明。五胡乱华、五代和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原，获得政权然而与中华民族的“道统”睽违，不但国祚甚短，史家论中华民族“法统”之时甚至无法将之纳入正统。有鉴及此，清人入主中原尊孔子、修孔庙、开科取士、敬圣人之书，延袭“道统”，其法定地位始正式获得天下的承认。
“国民政府”在蒋介石、蒋经国主政之时，致力提倡传统伦理，发扬孔孟精神。1952年即在台湾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基本任务是：
提倡民族文化的研究、创造，并推行以伦理、民主、科学为本质的各项文化建设；鼓励公私立文化学术研究机构，从思想上、学术上弘扬中华传统优良文化；协助推行民族精神教育，增进民族智能，发扬民族道德，蔚为正义磅礴的民族人格；推行国民生活须知，加强国民生活教育，并研定文物典章制度。
“国民政府”在台湾虽小，可是由于积极担负“道统”，得到世界各地华侨的向心。从九十年代开始，由于积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台北政府失去了“道统”担负者的身份。中华文化在台湾已经沦为七支文化传统之一，台湾教育协会师大教授庄万寿明白宣示：
台湾要做为一个独立的有主体性之文化，则必须摆脱于附属于中国文化的思维模式，并且要走出自贱于大陆中原文化的阴影……台湾不是要摆脱汉字、汉文化而是把台湾自己的汉文化独立于中国之外，切断大陆中国的文化情结，使之重新与南岛、日、美等文化融合成一现代的台湾新文化。
近年，国民政府由继承“道统”到放弃“道统”，北京政府由轻视甚至破坏“道统”到重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两岸政府对“道统”的态度也正好形成两条方向逆反的曲线，一衰落，一冉冉上升。2002年8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要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这番话显示北京政府对发扬文化“道统”以复兴中华民族的识见与决心。陕西皇帝陵公祭礼仪也将由2004年起升格为国家级仪式进行，祭典程序会分成十二大项，祭礼主持人穿汉代礼服，使用天子级器具进行公祭，而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皇帝大祭中，更会由国家领导人负责主祭。
为了使“道统”在今天的继承与复兴有更明确的方向，仅就文化的理型与材料论说如下。
【第一节：理论（一）文化的理型与材料】
在广义上，文化是指人类思想、行为与人类活动产品的总和。在此意义上，文化与生物本性截然不同，并且一直用来区别人类与动物。在狭义上，文化包括艺术、体育、娱乐与其他休闲活动，此中包括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辛格尔编的《美国哲学》解释说：“一种文化是由习俗、传统、理想与价值观念组成的相关网络。”
本文旨在打破社会科学对“文化”笼统的解析，以哲学的角度建立一套探讨文化价值的方法。然而，文化价值的探讨，是对在同一文化体系之内各种活动产品的价值的确定，此中并不涉及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价值问题。甚且笔者认为，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他们有共同的形上根源，而表现为不同的经验活动。因为其形上根源相同，万法归宗，因此不必比较高下；又因为其经验活动各有特性（particularity），故不能比较，一比较即生偏见。这是近年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宗教多元主义”的要旨。本文遵循此要旨不对文化做横的比较，而仅就一个体系之内其人文化成的价值问题作纵向探讨。
牟宗三先生毕生“反省中华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他采用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至康德的一种分判事物的观念，来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对于判断一个文化的生命有无，牟先生提出一种很有智慧的方法。柏拉图、亚里多士德以至康德都认为一事物的组成有“理型”（form）和“材料”（matter）两个部分。正如一个花瓶是圆形或长形，有它的型态，这个圆形或长形型态就是它的“理型”，至于它是玻璃的、瓷的、木的、铜的，这是它的物质部分（materials），称为“材料”。型态是一种概念，是看不见的，要有了物质部分才表现出是圆的或长的。但是光有“材料”也不成物，材料必须依循“理型”构作出来，才能为一个花瓶。牟先生用哲学上“理型”和“材料”的观念，来分析一个文化体系，他说道：
简单地说，形式（理型）即是它自己本身是一原则、是一方向。凡是文化，必然涵著它有自己的原则与方向，否则就不能算文化。……不能够作为原则，不能够自定方向，则这文化就只是个材料，而不是形式“理型”。因此，一个文化若只有作为材料的身份而不是形式（理型），它就不能算延续下去。
文化的“理型”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也就是那个文化体系所秉持的宇宙观、世界观、人性论和以此而有的道理价值观。这一个部分，能够决定一个文化的原则和方向。至于，体现“理型”的种种经验活动，例如艺术、音乐、建筑、宗教活动、风俗习惯等，则是一个文化的“材料”部分。举例而言，中国人盛行供奉关帝君，关帝庙、关帝诞的活动、供奉的仪节、音乐、唱谱、食品，都是文化。但这些是关帝文化的“材料，它的“理型”是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关帝是道教神明，他生前为人景仰的是对国家、黎民、君上、兄弟的忠义，因此关帝文化核心，是天道的生生之德、人道的忠、孝、节、义，无此，即无关帝。
中华文化虽然随各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和“材料”，但“理型”却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儒、释、道三家义理虽也有差异，但浸润于民间，百姓日用为常的，无非是一份对个人良知的肯定，由良知而体会到仁、义、礼、智，体会到亲亲与尊尊，体会到个人、社会、天地之间所具有的相契相融的关系。这种宇宙观、伦理观，浸润在中华文化的每一个角落，是每一个地方文化的原则和方向。本此“理型”，各个地方随其山川风物、人民性情，而呈现主观的（subjective）色彩，例如北方沉稳厚重、江南柔丽婉约，这种色彩，就是“材料”的特质。牟宗三先生强调：
形式（理型）是个框框，是个圈套，把框框加到材料上去，材料就随着理型而转。材料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被决定的而不是能决定的……
如果我们复兴中华文化，只著眼于中华的语音特色、风俗习惯，或尽力介绍中国的文学、艺术、戏曲、文物、古董，这是外国人看我国文化的方式，文化的“理型”并未自觉体现。那么，中华文化还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文化。
【第二节，理论（二）康德的三种价值论】
从事物的组成因素来看，“理型”是文化的第一义。“材料”是第二义。而它的传播手段：出版、传媒、教育、旅游、展览则是第三义。要一个文化有生命、有内涵，一定要先巩固第一义，然后让材料和传播说段自然表述它。这个次序是不能随意颠倒的。
但是，“理型”和“材料”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可以借由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他的《道德的形上基础》一书中指出事物的三种价值，来了解文化的“理型”与“材料，从价值的角度来看一个文化的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内容（“理型”）的重要性。他首先区分“有价”和“尊贵”：
人、事、物的衡定，可以分为“有价的”（paice/value）和“尊贵的”（digeity）两种。能被另一样东西等值取代的，具有价值。超越任何有价之物而无法被任何一物取代的，不能用价值说明它的地位，只能以尊贵形容之。
然后肯德说明有价的市场价值、心智艺术价值，和无价的尊贵：
和人的欲求或需要有关的事物，具有市场价值（market price）。人类以其智慧才华发明创造出来的结果，例如文学、艺术、科学等等成品，即便非人们生活所需，甚至是完全无所谓而为的脑力活动，都能说是具有心智价值、艺术价值（fancy price）。唯独那不可比较高下的、本身有就是一个最终目的事物，具有尊贵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不是被外界衡定的，它本身就是一件尊贵的事物（dignity）。
对康德而言，道德实践、道德情操（包括广义的宗教精神）是无价的，它本身就是最可尊贵的，是“人的尊严”的要素。
技艺和工作的勤奋，具有市场价值；智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具有心智和艺术的价值；由衷的诚信与仁慈，无法以价值衡量，它本身就是最尊贵、最可敬的。
其他的事物，固然有市场价值或心智、艺术的价值，在市场价值或心智、艺术价值的范围内，固然也有高尚、低俗之分，也可独立成为一种价值体系。例如京戏有技艺也有美感，我们完全可以从艺术价值或市场价值的角度衡量它们存在的意义。但这属于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部分，如果完全不看他们内容所表现的精神价值或道德价值，则他们的生命还不完全。孔子论音乐和武乐：
子谓韶，尽美矣，又画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按朱熹《四书集注》解，“美”指音乐声容之盛；“善”是美之实。大舜以孝闻名，而且他的权力由和平禅让而来，所以他的韶乐既有艺术价值（美），又有道德价值（善）。武王德逊于大舜，天下以征伐而来，所以他的音乐还不尽善。
当然，不少美学或艺术的观点，反对以思想成分或道德成分评价一份艺术作品，甚至反对艺术作品说教。但这是光就一份作品的艺术价值而说。完全撇开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一份作品可以有它独立的评价。但是，若就一个文化体系而说，文化是一个大群集体的人生。就像一个“人”，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的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我们还必须看他的思想和道德，才能作真正的评价。文化也是如此。不能光看这一个群体生命的传统与创作有什么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必须重视它的宇宙观、道德观。用“理型”和“材料”来参证，则文化的“理型”体现思想价值和道德价值；而文化的“材料”，如果失去其“理型”则只具备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
举例说明。京戏“三娘教子”家喻户晓，为各地方戏曲所改编。不论各地戏曲的文学、唱腔、身段的色彩如何，三娘教子故事荡气回肠之处，在于三娘对儿子的慈爱、对丈夫的坚贞、对公婆的孝顺，在在道出中国人家庭人伦的理想。这种渗透在艺术内里的“情义、道义”，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指导中华文化以方向的“理型”。虽然并非每一种文化产品都明显地表现思想，表现道德情操，但总或隐或显可以看见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生命里贯穿着，表现着中国人特有的尊严。无此，则文化产品即成消遣、装饰、古董、失去生命力。
【第三节 现代化冲击下的中华文化】
但是，中华文化近百年正面临现代化的无情冲击而有断灭的危机，中华文化的次元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这冲击可以从三方面考察。
第一，中华文化的理型快要被西方文化取代了。
牟先生之所以大声疾呼，提出文化的“理型”与“财力”问题，因为近百年中国内忧外患，连带着中华文化的思想核心大受质疑。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成为各种西方宗教、学说的实验场。儒、释、道思想再不是显学，也失去了从天道以至人道的有机连结，只剩五伦八德零零碎碎出现在百姓生活之中。取代中华文化核心部分的，是西方现代文化的“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牟先生并不是反对民主和科学，相反的，他认为这两项现代文明是我们该急起直追的。但是他深信，一个民族不能失掉自己的特性，也就是自己文化的“理型”不能被取代。他说：
本来如果一个民族仍然存在，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总可以延续下去，无所谓断不断。但这其中也有一曲折。若一民族仍然存在，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尽其作为原则并自己决定方向的责任……只胜作为材料的身份，而形式（理型）是外加的，不是由这民族文化之根涌现出来的，则此民族的这文化就不能算延续下去。
从一个民族和她的集体人生（文化）的关系看来，一个文化体系若只剩“材料性”的东西，文化即不成体系，无异于断灭。而这个民族，物质的生命仍然存在，精神的部分却已经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这民族无异消亡。
第二，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促使我们忽略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
牟先生提出文化的“理型”“材料”论点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西方（westernization）。然而到了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韦伯（Max Weber，1864—1920）对“现代性”（modernity）所指出的一个特性，便越来越显著。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世界的解咒（disenchantment），传统的宗教观和道德信念都不再是各个传统文化的主宰。世界变成一个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当前，“多元”（pluralism）成为一种时尚。各种信念一体平铺，社会强调的是对各种信念和见解的接纳与宽容，而不是对信念、见解本身的了解和实践。对中国人来说，中华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对闽南人来说，闽南文化仅是中国地方文化的一种，更只是世界文化的一种。我们的生活里，充斥交叠着各种不同的文化“理型”与“材料”，慢慢地“文化”一词的含意只剩下“材料”的杂多。自己的民族文化，再不是生活的主要方式，而仅是众多生活方式的一元。则中华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由其“理型”有被西方文化替代的危机，进一步变成文化的“理型”和“材料”都不能居民族的主导地位。
第三，近年有论者把“文化”和“艺术”并称。这起初是探讨艺术对社会的影响，风流所及，渐使文化的探讨和追求偏向“材料”和艺术价值，忽略其内在“理型”。
文化的探讨和追求偏向“材料”和价值，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延伸。当世界变成一个多元信念（polytheism）的世界，信念、道德是非这一个层次的问题已经变得无法讨论，能够客观讨论的或衡量的，只有材料性的东西。如此即演成道德中立主义（moral neutralism），对事物的分析，应把信念、道德的问题撇除在外。因此，政府的政策、学者的建议，在谈怎样保存古迹、发扬传统艺术、吸收现代艺术方面，都饶有成就；大家也都很愿意付出时间和资源，整理、维护、开发中华文化里的“材料”，认为这就是复兴文化和发扬文化。如果这些“材料”带有市场价值，就更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但是，如果文化内在的“理型”和“道德价值”“思想价值”被忽视了，文化产品即成为死文化，终归不会流传太久。
【结语：保存中华文化的材料、恢复中华文化的理型】
文化的“理型”和“材料”的提出，旨在激发我们深层的文化自觉。我们在热爱、发扬自己的文学、艺术、文物、古迹、风俗习惯的同时，不能不自觉地复兴自己文化里的指导原则。唯独当中国的固有伦理重新成为人民生活的信念，人们体会到它的价值并且自愿地实践它，中华文化精神才算能够指导我们民族的方向，中华文化和它的地方文化才算真正存在。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有主有次，才算是健康的发展。
然而，在我们国家急速发展经济、从事现代化物质建设的这一时期，有一事更值得注意，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材料”应该自觉保存，不可为了功利的目的，滥拆滥建任其消亡。例如：很多戏曲因为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即将失传；不少文物古迹在城市建设中几为发展商拆去殆尽。这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直接促使了文化的断灭。文化的“材料”虽不自生，但是没有了“材料”，则文化只成抽象的观念。正如花瓶有形无质而不成花瓶，文化有“理型”而无“材料”也不成文化。再者，文化是一个“传统”，传统是在时空中流传的实体，因此要一文化能够流传下去，物质性的“材料”必不可无。中国人首当妥善保存自己的艺术传统与风俗民情，先把中华文化的“材料”好好存留。其次，是提升文化的意义，自觉恢复中华文化的“理型”，涵养中华文化的精神，避免使中华文化沦为只具市场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材料”，如是才能实体中华文化完整的面貌，以期待我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复兴。
（作者： 凌友诗，香港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编辑：海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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