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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的台湾政局主要围绕“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争夺政局主控权的斗争展开。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后，陈水扁掌控政局的能力增强，但因“泛蓝大于泛绿”的实力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朝野斗争依然激烈，政治僵局依旧。朝野政党围绕被视为2004年“总统”选举“前哨战”的台北、高雄市长选举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以“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维持“平盘”的结果落幕。展望2003年，蓝绿两大阵营将围绕2004年“总统”选举展开更加复杂、激烈的斗争。
一、“泛蓝”、“泛绿”两大阵营争夺政局主控权的斗争成为贯穿政局发展的主轴。
2001年底“立法院”改选后，“泛绿军”方面，民进党87席、台湾团结联盟13席，连同加入两党运作的3个无党籍席次，掌握了103个席次；“泛蓝军”方面，国民党68席、亲民党45席，以及2个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的国民党席次，共拥有总席次过半的115席。虽然“泛蓝军”总体实力优于“泛绿军”，但因民进党不断利用执政资源拉拢无党籍、分化“泛蓝军”，以致两大阵营在“立法院”争夺激烈，结果各有胜负。
（一）“立法院”正、副“院长”争夺激烈。2月1日，“立法院”举行新一届正、副“院长”选举，由于竞选连任的国民党籍“立法院长”王金平获得朝野各派势力的认同，民进党只得把目标放在“副院长”的争夺上，并意图以“国民配”的形式，形成实质上的“国会多数执政联盟”，进而分化“泛蓝军”的整合。为防堵“国民配”形成，进而避免国民党内的本土派“立委”全面倒向“泛绿军”，连战、宋楚瑜几经权衡，最后决定推出“国国配”，由王金平搭配国民党籍“立委”江丙坤角逐正、副“院长”。经过两大阵营的激烈对决，王金平最后以破纪录的218票实现连任，江丙坤经过两轮投票，最终以9票之差战胜民进党推举的洪奇昌。
（二）“财划法”覆议案对决激烈。2月6日，“行政院”通过“财划法修正案覆议案”，要求对上届“立法院”在会期末通过的马英九版“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案”进行覆议。19日，“立法院”对覆议案进行表决，由于“泛蓝”、“泛绿”两大阵营都将覆议案视为第二次实力大比拼，双方再度高度动员。因“财划法”涉及复杂的选区利益，加之行政部门强力策反，国、亲两党虽然全力固守113票的维持“立法院”原议门槛，但仍有少数党籍“立委”跑票，最终以7票之差让覆议案顺利过关。
（三）“考试院”等人事同意权斗争激烈。6月20、21两日，“立法院”针对“考试院”、“监察院”、“大法官”提名人选首次行使同意权。“泛蓝军”意图通过否决陈水扁提名人选，尤其是封杀民进党籍“考试院长”提名人选姚嘉文，重挫民进党锐气。为此，国、亲两党祭出党纪，下达所有党籍“立委”一律不得参加投票的封杀令。在20日的4名“监察委员”及2名“大法官”的投票中，除1名“大法官”过关外，其余全部遭封杀。在21日的“考试院”正、副“院长”及19名“考试委员”的投票中，由于民进党强力挖票、买票，尤其是对一些身缠弊案的在野党“立委”威胁利诱，数名国民党“立委”跑票，结果不仅19名“考试委员”全部过关，姚嘉文也以113票惊险过关，“泛蓝军”倾向支持的“副院长”提名人选、前“内政部长”张博雅反而落败。在这次较量中失利后，为彰显党纪，国民党开除4名党籍“立委”，使“泛蓝军”在“立法院”勉强过半的总体实力开始打破。
蓝、绿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实力格局，也使两大阵营在“立法院”争相以议事手段互挡法案，以致多项“行政院”重要法案被“冻结”，甚至面临“无案可审”窘境。
二、朝野政党围绕北、高市长选举角力激烈，结果对政局产生一定冲击。
台北、高雄市长及市议员选举是民进党上台以来的第二次重大选举，也是2004年“总统”选举前的一次关键性选举，选举结果将影响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角逐“总统”选举的态势，因此“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均将其视为“总统”选举的“前哨战”，倾全党之力进行辅选。
12月7日，选举结果揭晓。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马英九大获全胜，获87.3万票，得票率为64.1%；民进党候选人李应元获48.8万票，得票率为35.9%。高雄市方面，民进党籍现任高雄市长谢长廷惊险取胜，获38.6万票，得票率为50%；国民党候选人黄俊英获36.1万票，得票率为46.8%，仅以2.48万票惜败。在台北市议员方面，国民党获20席、民进党17席、亲民党8席，新党5席，台湾团结联盟全军覆灭，无党籍2席，“泛蓝军”在市议会中的实力有所增强；在高雄市议员方面，民进党获14席，国民党12席，亲民党7席，台湾团结联盟2席，新党未取得席次，无党籍9席，“泛绿军”在市议会中实力有所增强，但“泛蓝军”仍略占上风。这一选举结果显示，蓝、绿两大阵营的实力格局并未出现明显消长，继续维持在南北两市的原有格局，却对岛内政治生态产生一定冲击。
（一）民进党暂时稳住执政危机，但陈水扁连任之路困难重重。在此次选举中，岛内各行各业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对民进党上台以来经济持续衰退的不满，加之“泛蓝军”将选举塑造为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对民进党选情造成了一定冲击。虽然民进党在台北市保住了36%的基本选票，在高雄市以50%的得票率获得连任，使民进党暂时解除了“崩盘”危机，但是，民进党在台北市流失了近20万张中间选票，在高雄市一度因“泛蓝军”的整合甚至“翻船”，使其执政以来不断扩张的势头受挫，为陈水扁竞选连任增加了难度。
（二）国民党稳住阵脚、士气大振，增强了夺回政权信心。政权轮替后，国民党内的声势一直低迷不振，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不仅在台北市长及市议员选举方面大获全胜，在民进党“大票仓”高雄市甚至差点“扳倒”谢长廷，令国民党内部士气大涨，不仅止住了下滑势头，有效地化解了党内新一波分裂危机，也增强了东山再起、夺回政权的信心。另外，国民党的民意支持度、满意度以及连战的民众认同度在选后止跌回升，不仅增强了以连战为首的党中央对党内本土派的控制力，也使国民党作为“泛蓝军”龙头老大的“正蓝军”的地位更加稳固，增强了主导2004年“泛蓝军”整合的筹码与实力。
（三）亲民党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宋楚瑜参选下届“总统”的筹码减少。此次选举中，亲民党不仅无法推出自己的市长参选人，并在选民压力下被迫全力支持国民党的人选，加之在台北市议员选举的成绩不如预期，使亲民党在“泛蓝军”中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随着“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对决态势的深化，第三势力的存活空间已越来越小，尤其在“泛蓝军”选民强烈要求整合的压力下，资源缺乏、基层组织薄弱的亲民党意图主导2004年整合的筹码进一步减少。
三、“泛蓝军”内部实力有所消长，整合态势错综复杂。
2000年3月“总统”选举之后，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泛蓝军”三党基于反“台独”的共同理念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不仅在“立法院”展开议题合作，并在2001年底的“立委”及县市长选举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因三党票源高度重叠，加之政党利益与候选人利益多有冲突，以致合作波折不断，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三党的选情，新党也随着走向泡沫化。
为避免“泛蓝相争、民进党得利”现象一再发生，国、亲两党自“立法院”正、副“院长”合作成功后就不断酝酿北、高市长选举合作事宜，并于6月4日达成“共同推荐”候选人的共识。台北市“共推”马英九争取连任，高雄市的整合工作则因无党籍的张博雅、施明德加入战局而困难重重。由于“泛蓝军”在台北市的成功整合，使马英九最终以39万票的极大差距击败李应元。高雄市的整合虽然一波三折，但在“泛蓝军”选民自动倒向国民党“推荐”的候选人黄俊英的压力下，国、亲两党最终在选前10天完成整合，呼吁选民共同支持黄俊英，使黄的民意支持度急速攀升，最后仅以些微差距落败。
北、高市长选举再一次证明，国、亲两党只有整合才具有与民进党力拼的实力，国、亲两党从高层到基层也都深刻认识到，两党只有在2004年“总统”中整合出一组人马，才有可能重新夺回政权。12月14日，连战与宋楚瑜举行选后首次会谈，达成在2004年共同推出一组候选人及组成一个执政团队的共识，但对于关键的“谁配谁”、“执政团队”的筹组方式以及整合的时间表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对于“谁配谁”，两党都有自己的考量。国民党方面认为，不论从基层实力、财力还是组织动员能力来看，国民党都优于亲民党，尤其是北、高市长选举再次证明国民党才是“泛蓝军”的龙头老大，因而力主“国正亲副”，并明确表示，“国民党绝对不会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缺席”，目前以“连宋配”为主要考量，并筹划了“2004年人民幸福工程”，让连战勤走基层、深入民间，拉动人气。亲民党自成立以来，一直以“宋进‘总统府’”为主要工作重心，虽然宋楚瑜表示“对于谁配谁不排除任何选项”，也不会有“非我莫属的思维”，但认为应视民意认同度的高低来决定“谁正谁副”，宋楚瑜日前已提出“救台湾大联盟”的口号，意图通过深入基层取得民众的认同。
虽然两党具有2004年只能推出一组人马参选的高度共识，但因两党各有打算，整合过程势必困难重重。
四、为争取连任、塑造政绩，陈水扁加强了对党政系统的整合，但效果不彰。
民进党成为“立法院”第一大党后，虽然陈水扁掌控政局的能力有所增强，但因民进党总体实力并未明显增长，在政绩不彰、经济景气持续低迷以及“泛蓝军”整合的压力下，陈水扁连任之路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为整合“府、院、党”三方的势力，使其意志得以高度贯彻，陈水扁不仅进行了“内阁”改组，也推行了“党政同步”的党务改造案。
（一）筹组“拼选举”、“拼经济”的“战斗内阁”。1月24日，“新内阁”改组完成，在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总共39位“内阁”成员中，只有16人续任，换血人数高达23人。此次改组是陈水扁上台以来的第三次，也是改组幅度最大的一次，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为使“行政院”高度贯彻陈水扁的意志，一些具有高度指标性意义的“部会”首长悉数由“陈水扁嫡系人马”及“挺扁”人士掌控，而那些曾被陈借重的非民进党人士、学者则基于忠诚度或配合度不够一一被撤换。其二，为开拓票源，一批具有选举经验的离任县市长和特定族人士，尤其对原住民及客家选票有一定号召力的陈建年、范振宗、叶菊兰等人被陈水扁延揽“入阁”。然而，这个号称为“拼经济”的“战斗内阁”成立后，不仅在“拼经济”上毫无起色，各行各业反而因健保费调涨、教师征税、基层金融改革等问题纷纷走上街头，尤其是陈水扁在基层金改政策上决策反复，引发12万农渔民上街抗争，导致“财政部长”李庸三、“农委会主委”范振宗纷纷去职，重创“内阁”士气。
（二）推行“党政同步”党务改造案。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内运行多年的“派系共治”权力运作模式名存实亡，陈水扁将民进党各派系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引来各派系的强烈反弹，并造成行政部门、党中央、“立法院”党团各行其是、各吹各调的乱象。为打破上述乱象、整合党政系统，陈水扁决定通过兼任党主席、由“立委”兼任中央一级主管的“党政同步”党务改造案，以一方面减缓各派系要求参与政府重大决策的压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府、院、党”的掌控，避免各吹各调现象，使其意志得以高度贯彻。4月20日，民进党召开九届二次“临全会”，通过“总统兼任党主席”等党务改造案，陈水扁并于7月21日正式就任党主席。然而，陈水扁兼任党主席后，各派系对于政府重大决策依然难以与闻，陈水扁在党内同仁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暂缓基层金融改革案，引起党内同志的强烈不满，纷纷将矛头对准陈水扁，甚至有人点名陈水扁为此事负责。北、高市长选举之后，民进党各派系纷纷要求扩大中常会的决策功能，并强化党籍“立委”参与政府重大决策，但惯于独断专行的陈水扁能否改变“一人决策”还有待观察。
此外，北、高市长选举后，面对“泛蓝军”整合的压力以及中间选民的大幅流失，陈水扁深知若要争取连任就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泛蓝军”的分裂上，应通过“拼政绩”、“拼经济”争取中间选民回流，陈水扁已宣示将以“拼经济、大改革、扫黑金”作为日后工作的重点。
五、李登辉、陈水扁联手鼓吹“台独”，“台独”势力猖獗、气焰嚣张。
2001年底“立委”改选后，随着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在“立法院”实力的增强，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岛内分裂分子日渐嚣张，抛出各种激进“台独”主张，叫嚣“台湾正名”。
（一）陈水扁彻底暴露“台独”真面目，抛出“一边一国、公投立法”谬论。陈水扁上台之初，迫于各方压力，虽不敢明目张胆推行“法理台独”，却在政治、“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推行“渐进式台独”。如继1月13日宣称在“中华民国护照”上加注“TAIWAN”字样后，目前又酝酿直接发行“台湾护照”，并意图将驻外机构的名字更改为“台湾”等等。不仅如此，随着掌控政局能力的增强，陈水扁日渐暴露其“台独”真面目，于8月3日公然撕破“四不一没有”的遮羞布，抛出“一边一国、公投立法”谬论，宣称“台湾与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等等，引来岛内外各界的一片挞伐。
（二）李登辉利用台湾团结联盟大肆鼓吹激进“台独”路线。在李登辉的卖力助选下，台湾团结联盟在2001年底的“立委”选举取得13个席次，成为“立法院”第4个政党。台湾团结联盟进入“立法院”后，为宣扬李登辉“台独”分裂路线，抢攻岛内“急独”票源，不仅一再抛出“非台澎金马出生者不得参选‘总统’”、“将闽南语定为第二‘国语’”等各种激进“台独”主张，还在“立法院”大力推动“公投立法”，反对松绑“戒急用忍”、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并不断叫嚣强化台湾认同、争取“台湾正名”，逐渐成为岛内“激进台独”势力的总代表。台湾团结联盟的激进“台独”主张不仅没有取得岛内民众的认同，反而使其北、高市议员的选举中惨败，提早出现“泡沫化”征兆。
（三）岛内外各种“台独”势力大搞“台湾正名”运动。在陈水扁当局的纵容与暗助下，岛内外各种“台独”分裂势力不时齐聚岛内兴风作浪。3月17、18日，海外“台独”团体组成的“世界台湾人大会”在回台举行第二次年会上，叫嚣推动“台湾正名、国家制宪”，陈水扁则公开宣称“拼正名、拼宪政”等“五拼”。5月11日、11月17日，民进党、台湾团结联盟、建国党、北、中、南、中、东社等岛内60多个“台独”团体两次举行“台湾正名万人大游行”。“世界台湾同乡会联合会”、“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海外“台独”组织则于8月2日在东京召开主题为“台湾正名”的年会，吁民进党当局落实“正名运动”。“正名运动”的主要诉求为：一、要求制订新“宪法”，将“国号”改为“台湾国”或“台湾共和国”；二、公民营机构应全部去除“中国”、“中华”名称；三、驻外机构全部正名为“台湾代表处”；四、以“台湾国家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等等。
展望2003年，“泛蓝”、“泛绿”两大阵营将围绕2004年“总统”选举布局展开激烈而复杂的争夺。国、亲两党将围绕“谁配谁”的问题展开激烈角力；陈水扁为争取连任，一方面将设法分化“泛蓝军”整合，另一方面将通过“拼政绩”争取中间选民；以李登辉为首的岛内分裂势力势必大肆炒作统“独”议题，激化岛内统“独”矛盾与族群分歧。
（本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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