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一刻：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香港不收回，历史会怎么写我们这些管事的人

   　 我们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来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小平同志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小平同志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小平同志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外摔了一跤

  　  1982年9月23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小平同志同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见，成为中英就香港问题正面较量开始的标志。直到1984年9月双方达成协议，12月撒切尔夫人正式签字，谈判整整进行了两年。

    　英方在双方会谈开始之前，也做了一番准备工作，研究了与中方立场截然相反的对策。当时，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手中夺过了马尔维纳斯群岛。

    　撒切尔夫人开头并不想把香港交还给我们，她曾考虑过搞国际共管，考虑搞全民公决，搞第二个新加坡，就是“独立”，甚至考虑过在军事上跟我们对抗。但是中国情况不一样，中国毕竟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岛。

 　   9月24日，人民大会堂。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一上来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不迟于一两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小平同志还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

  　  这时，小平同志又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是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进行的最关键的一次会谈和较量，后来小平同志称之为“定调子”的会谈。定了什么调子呢？就是：第一，中国决心按照“一国两制”的设想，于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问题不容谈判；第二，希望中英合作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如谈不成，中方将单独采取行动；第四，如出现动乱，就将采取非和平方式提前收回香港。

  　  这一下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她走下人民大会堂东大门台阶时摔了一跤。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对她客气，留点面子，新闻片里没有这个镜头。我在香港看片子，片子里老出现这个镜头。

  　  英国的“铁娘子”顶不过中国的“钢铁公司”啊！“钢铁公司”是毛主席送给邓小平的绰号。

  　  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写的回忆录里说，那天晚上到钓鱼台宾馆，撒切尔夫人就对他说：“他（邓小平）这个人好冷酷无情呀！” 

 　　删掉“the”打破了议程问题谈判僵局

    　双方一开始就陷入了有关议程问题的争论。

    　中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中国对香港整个地区的主权，然后进入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稳定繁荣与移交主权等技术性问题。英方认为谈判不应该有任何先决条件，主权问题只能作为更广泛、更具体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来加以讨论。这样经过5轮、6轮商谈，一直就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

 　   小平同志是1982年9月和撒切尔夫人讲的，两年为期。到了1983年春天，过了六七个月，议程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后，撒切尔夫人终于在柯利达等人的劝说下召开紧急会议。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说：“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为中国方面，也能为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比过去的态度总算是有所变化了。

   　 中方立即提出了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1997年之后的安排和1997年以前的安排。但是英方还是不同意，只同意先讨论1997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这样一来，议程还是僵在那里。

  　  柯利达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当时是主管西欧的部长助理，我记得那是个夏天，大概是7月，他专门约我到他官邸共进午餐。喝咖啡的时候，他说：他非常着急，议程问题到现在还谈不下来。我们是用中文写的稿子，第三项议程就是“香港主权的移交”，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柯利达跟我讲，双方还没开始谈判，如果用这种表达，就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我当时想，用“a”就很不确定了。我跟他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反正中文根本没有冠词的问题。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

 　   西欧司的一位官员吴吉平后来到美国留学，在他写的《香港会谈风云录》描写了这段故事：“这样的细微差别，中文里是没有的，看上去好像是文字游戏，实际上包含着中、英两方的不同立场。”

    　之后，我和柯利达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议程问题解决之后，双方商定于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的第一轮谈判。谈判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

    　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本来是保密的，但是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他们为了不被甩掉，不惜出高价要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

  　  中方由姚广任团长，英方由柯利达大使任团长。当时，大致每月举行一轮会谈，每轮会谈时间为两天。

  　  姚广在前台，我在后台，我参与了谈判策略的研究和同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但是没有参加正式代表团。

   　 放《火烧圆明园》时，只有英国使节没出席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他们想拿香港来否定我们，但我们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他打“民意牌”，我们也应该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进行反击。碰巧当时我们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我记得好像是外交部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了，他怕自己下不来台，就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50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小平同志在这一段时期，屡次亲自直接出面做工作，稳定民心。

   　 这时，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老百姓去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本来英国人是想拿这个压我们，但我们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们不为所动。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他们自己倒慌了手脚。

   　 英方的几招都行不通，我们的态度又比较强硬，用柯利达书中的话来讲：“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

    　我们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我记得第2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我们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3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1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2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3轮、第4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终于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5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我们问他“某种密切联系”是什么意思，一定要他讲清楚。

   　 12月7日，在第7轮会谈中，柯利达讲：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什么叫“汇报”关系？下级对上级才汇报嘛！他说：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7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8轮会谈时，让我代替姚广当团长。

   　 英方代表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就钻

    　第8轮会谈开始，继续讨论第一项议程，即有关1997年以后的安排问题。这方面展开的各项争论，都是围绕国家主权这一根本问题进行的。后边各轮谈判，英国的方针概括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步步为营。

    　我们讲我们的12条方针，英方则采取“迂回战术”。每轮谈判谈到某一个问题了，他拿出几页纸，说你这一条方针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他这个理解跟我们的理解相差很大，他的理解就是要损害你的主权的理解，不是别的理解。

   　 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我马上批驳：你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的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能举出你们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

   　 听了我的话，伊文思跟他旁边的几个代表团当时没料到我会这样质问，竟一下子答不出来。商量以后，他们作了答复，我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我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伊文思看这招也行不通，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

  　  会谈中还涉及其他几个重要问题。比如英方提出将来香港公务员中的外籍人士不但可以保留，而且还可以担任“最高级的行政官员”，就是说除了特首一人之外，其他的行政官员都可以由英国人来当。我们当然不能答应。

    　还有，考虑到港英政府也有实际需要，给其一定的权力批出超出1997年租期的土地，但是每年不许超过50公顷。土地的收入是港府主要的财政收入。地价很高，中英可以对半分。一部分归港府的财政，一部分我们设个土地基金委员会，由中方和港英派人共同管理。把这一半通过金融运作来保值增值。所以到了1997年就有1700多个亿了。免得特区一开张，腰包是空的，薪金都发不出来。经过艰苦的斗争，英方终于对这一点同意了。
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小平同志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不太熟悉情况。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

   　 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他到了外交部，当时说话很紧张。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在饭桌上向昏昏欲睡的英方团长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12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小平怕他们在这个期间制造混乱，需要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

    　我们就根据小平的意思拟了个草案，开始的名字叫“中英联合委员会草案”，在谈判桌上交给英方。英方一看，大吃一惊。用柯利达回忆录上的话，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没想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手。然后英方开始顽抗，无论如何不同意，说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谈判卡壳了。后来我们把联合委员会改叫联合小组，英方还是不让进驻。

　　6月中旬的第16轮谈判结束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但仍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这个时候柯利达也有点着急，因为再过两个月就到了两年的限期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这个时候我也考虑了一下，英国的顾虑无非是怕我们干预日常的行政事务。我们把这个机构的任务讲清楚点，不干涉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它的任务主要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条款，对涉及平稳过渡的问题研究讨论，作出决定。另外，时间上也还可以照顾一下，给英国人一个面子下台阶。

   　 我们向小平同志汇报后，他说：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你们争取按此方案谈出个结果来。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中午，我安排了一次会见，由我做东，请柯利达、高德年等人吃午餐。那次午餐我就打出这张牌来，我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需要早一点解决。我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我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撤回我们的方案，这个不算数了，撤回方案的后果你们负责。

   　 柯利达在他的回忆录里讲，说他坐飞机，本来时差还没有倒回来，吃饭的时候正昏昏欲睡，一听到这个情况猛然惊醒，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不能不严肃地对待。他这样写道：我睡眠不足。从家出来第一个夜晚就主要跟杰弗里·豪和高德年一起在飞机的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权范围进行反复修改，对跟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他的信息令我顿时清醒过来。他说中方有一些重要的领导人会议即将迫近。他们会影响香港。那就暗示着悬而未决的问题必须在未来的2到3天内解决。否则，中国人就会收回原先所提出的方案，谈判就会失败。

   　 午餐后柯利达马上从2号楼跑到他们住的楼，把这个情况向杰弗里·豪和港督尤德等人作了汇报。杰弗里·豪一听，说：你不要在屋子里谈，屋子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

   　 那时候是7月份，骄阳似火。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他说：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但尤德不同意，说要逼中国做更大的让步，最好能打掉联合小组。但是，他是少数，多数还是认为搞不好要破裂，要马上向伦敦发报提出建议。所以那天下午的会谈，柯利达缺席，我们想他大概是跑回使馆发电报去了。第二天，姬鹏飞请吃饭，刚喝了个汤，那边就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我想是回电了，果然是这样。撒切尔夫人同意跟我们达成妥协，只是还要英方代表争取再晚些年才让小组进驻香港。

   　 我们说是1988年进去，后来他们提出推迟到1993年，协议签署后再进驻，我们断然拒绝。英方提出进去要再晚几年结束工作，我说不行。我们提出联合小组到2000年1月1日结束，他们也不干，想拖到2002年。我也拒绝了。

   　 结果杰弗里·豪见赵紫阳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赵紫阳和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想半年也可以让，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

   　 我们一达成协议，马上报告给小平同志，他就坐专列回来见杰弗里·豪。31日早晨回到北京。在会见杰弗里·豪之前，小平同志找我们去汇报，听了后说：那好了，大问题都解决了，等会儿我见他的时候就可以讲欢迎英国女王来访了。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钓鱼台，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英协议达成的文章中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1984年10月1日，在协议草签之后的国庆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就是在那一次，游行队伍中的北大学生在走到天安门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型标语。

   　 香港问题的解决，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在协议草签后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他讲到这一年他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沿海口岸的开放，另一件就是香港问题的解决。他说：其他的事，都是别人干的。

   　 （本文摘编自《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宗道一等编著，齐鲁书社将于2007年6月出版，本版图片由齐鲁书社提供）

　　来源：中国青年报  转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