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灾中的故乡情
1979年我读大学来到成都，就此成为成都人。一晃30年。但在很多时候，当人们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总是回答说，我是浙江人。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
地震发生后，短短两天时间里，我接到几百个电话、短信和伊妹儿时，真切的担心和温暖的问候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连曾经在我母亲家里做过一年钟点工的浙江大妈，都特意从乡下打电话给我母亲，问我在四川是否平安，连我儿子上初中去美国参加夏令营时住过一个月的房东，也千方百计找到联系方式，送来他们关切的问候。
我终于知道，我已经是作为一个四川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这样的感觉，随着救灾的展开，越来越清晰。
地震当天，通信中断，停电停水。大街上虽然拥挤，人们虽然仍处于惊慌，但却没有一点儿吵闹声，警察用最原始的方式指挥交通，汽车和行人都默默地奔走，又彼此谦让。更了不起的是，在拥堵的车流和人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赶往灾区的。
震后第一时间，成都有两个群体感动了中国人民，一个是出租车司机，俗称“的哥”，他们从电台里得知灾区伤员多，运力不够，马上自发地组织起来，驾着数百辆车打着应急灯跑去都江堰救援。我14日去都江堰采访，仍看到大量的出租车在往那边开，灾区人告诉我，那些日子，你看到任何一辆车都可以拉开车门让其帮助把伤员送到医院去。据说某位省领导看到一路浩浩荡荡的志愿者车队开往都江堰，禁不住热泪盈眶。平时我常常对成都的出租车司机有微辞，但在那些日子，打心眼里敬重他们。第二个让大家感动的群体是献血的市民。献血的人在当天下午就纷纷赶往各个献血站，所有的献血站都排长龙，而且是通宵不断，以至于血库“告急”，储存不下了。这两个群体，让世人对历来以闲散享受著称的成都人刮目相看，也让我作为成都人的一员，感到自豪。
作为四川人中的一个，我也无法让自己呆在家里。震后第二天，我就和同事们出发，前往重灾区采访。北川、汶川、绵竹、安县、平武、彭山、都江堰、映秀……这一个个我曾经去过和从未去过的地方，都在那一刻成为故乡，成为让我揪心的故乡。
那些日子，我的心一直充满着复杂而又丰沛的感情。有的时候无比疼痛，因为看到故乡遭受如此大难；有的时候感激不尽，因为看到支援和救助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时候又很欣慰，因为看到灾区的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一个趴下的，也没有一个冷眼旁观的。
采访中，我一边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灾的人们，也一边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
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现场，当我无法涉过一片泥浆时，一个穿着高帮筒靴的中年妇女立即弯下腰来，将我背了过去；在安县的夜晚，当我们迷路时，两个当地的年轻人主动为我们带路，一直将我们带到部队驻地；在映秀的废墟旁，一个四川战士将他的睡袋给了我，让我度过了寒冷的一夜；在徒步走出映秀的山路上，一个汶川的农民兄弟一直牵着我的手，一步步将我带过塌方路段；更难忘的是，5月31日，在从汶川飞往成都的直升机上，我们与死神擦肩而过。那一刻，我对来自四川藏区的藏族飞行员那么优秀，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和深深的感激。如果不是他的勇敢和沉着，我们就无法穿透重重云团，安全降落了。是四川人给了我延续至今的生命。
我现在仍会时常想起那些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虽然艰辛，虽然危险，但却充实，坚定。泪水常常伴随着感动，伴随着温暖，伴随着欣慰。因为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四川人是那么坚强，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四川人是那么善良，也一次又一次地体会到，四川人是那么幽默。心情烦躁时，常会收到四川人编出的俏皮段子，一边调侃老天爷，一边调侃自己，在忍不住一笑的时候，缓解了压力。也许只有四川人，能在这样的大灾中保持着幽默乐观的天性。
我就在那样特殊的日子里，融入到四川人中。
汶川地震一周年时，我再次去往灾区。当看到一排排新建的永久性住房时，我好快乐，好像自己的家人住进了新房；但看到依然有不少灾民住在临时板房里，我又好焦虑，恨自己帮不上忙。于是，当我写的长篇纪实散文《亲历五月》出版时，我便将此书的稿费，全部捐给了重灾区绵竹的一所小学，想以此表达自己的心情，那就是作为一个四川人，我没有忘记故乡的父老乡亲。
眼下，汶川地震两周年的纪念日到了。想到那些在大灾中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和失去父母的孩子们，想到那些在大难中失去老师的学生们，和失去学生的老师们，我依然感到心里有一种撕扯着的疼痛，伤口依然在流血。我想这样的疼痛，是永远不会淡去的，这样的创伤，是永难愈合的。
因为我是四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