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与汪道涵会长在上海举行了“汪辜会晤”。
持续六天的第二次“汪辜会谈”，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包括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加强两会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访等。
有关方面评论，第二次“汪辜会谈”最大的突破是开启了两岸实质上的政治对话，使两岸和平统一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此次会谈结束的时候，辜振甫先生代表台湾海基会向汪道涵先生发出了赴台访问的正式邀请。
首次“汪辜会谈”之后，两岸关系本应顺势发展，汪辜二次会晤理当进行。然而，两岸关系形势的急剧变化，也改变了汪先生与辜先生第二次见面的初衷。早在首次会谈结束时，汪道涵先生即向辜振甫先生表达了再度会谈的心愿，期待两岸在全面落实“汪辜会谈”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促进两岸关系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落实协议的过程中，两岸事务性商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台湾海基会违背汪辜会谈协议关于两会商谈是民间性、经济性、功能性的定位约定，单方面将“司法管辖权”等双方一时难以解决的政治、法律问题引入事务性商谈中，力图通过两岸劫机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处理等三项议题的商谈，迫使我方承认台湾有对等的且互不隶属的管辖权，以达到体现“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
对此，海协当然坚决反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一方面在岛内加紧改造台湾的政治体制，力图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另一方面加紧在国际上推行“弹性务实外交”，试图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
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把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推向极致，不仅从根本上破坏了两会商谈的气氛，而且对两岸整体关系形成严重冲击。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中国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其中也包括暂时停止了两会的事务性商谈。
1996年3月，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果。鉴于两岸关系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两会事务性商谈受到政治因素严重干扰而无法进行的事实，海协受权提议两会进行政治谈判，以期建立起两岸间政治谈判的机制和协商政治问题的渠道，随之重新开始两会的经济性、事务性商谈。
但台湾当局出于阻挠祖国统一的立场，本质上不愿进行政治谈判，坚持要先行恢复事务性商谈，从而导致两岸关系发展陷于僵局。打破僵局，加强沟通、寻求共识，为早日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创造条件，海协努力扩大与海基会的接触与交流。邀请辜振甫先生率海基会董监事访问团来祖国大陆参访，正是这项接触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辜先生此次大陆之行的酝酿已近一年。这期间，台湾当局在辜先生出访的定位问题上不断反复。
为回避海协关于汪辜会晤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问题作出安排的建议，海基会一开始就咬定汪辜会面是“参访”，安排上要求“单纯化”，连海协提出参加由两会共同举办的研讨会的建议也加以婉拒。而当海协接受参访安排后，海基会又于7月下旬在两会副秘书长于台北交换意见时，一改“单纯化”的说辞，以不能“空洞化”、“形式化”为借口，企图改变“参访”的定位，在不正式承诺两会进行政治谈判程序性商谈的情况下，把汪辜会面变成以“两会会务”为内容的有正式议题的会晤，借以实现其先恢复两会事务性商谈、回避政治谈判的政治企图。这种将自己单方面的政治企图强加于人的做法显然不可能实现。因此，这次汪辜会面既不是正式的会晤，更不会进行正式的会谈。辜先生此次来祖国大陆，仅同汪会长就双方共同关心和各自关心的问题，进行无拘无束、非正式的自然交谈。
尽管如此，辜先生此行毕竟与汪道涵先生实现了第二次会面，仍不失为两岸之间一次重要沟通。有台湾舆论认为，这将是1993年汪辜会谈后两会高层再次进行的“政策性对话”，对扩大两会交流与接触、改善两岸关系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 （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