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汪辜两人的逝世，让人在追怀前贤之际，也更加的百感交集。汪辜两人在1993年4月和1998年10月的两次会谈，都展现出高度的风范，因而能在互谅互重的前提下，替两岸打开了机会之窗。而今汪辜会谈的风华已渺，机会之窗也早已在政客拨弄下被关闭，两岸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又有什么人能带着大家走下去？当我们回想过去那一段来时路，就当会对这两位长者更加尊崇。
文章回顾道，两岸自1949年起，即因内战而对峙。1987年7月14日，当时的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同年11月2日又宣布开放探亲，于是两岸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交往与和解时代。
然而两岸毕竟在敌对中隔阂了近40年，这条交往与和解之路，自然难免有着太多猜疑、畏惧，甚或敌视的因素横梗其间，双方都必须找到德高望重且有公信力的领袖级人物，来扮演先行角色。
于是，遂有了1991年2月8日，“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这是台湾方面的布局。而在大陆方面，同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辜汪两人都是大老板级的人物，他们的就位，接着就是正式对话的展开了。因而遂有了1992年1月8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组团前往大陆访问之举。
问题在于，对话就必须要有对话的身分条件，而两岸对话的身分条件，当然是必须对“一个中国”做出定义。基于此，台湾在辜振甫推动下，1992年8月1日的“国统会”上，遂做出了“关于一个中国之涵义”之决议。两岸皆支持“一个中国”，为未来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基本共识开始出现。接下来，双方又于10月28日至30日举行了香港会谈。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即因此而形成。正因有了这种共识，才有1993年4月汪辜两人在新加坡的首度会谈。两位大老级的人物，在该次会谈上皆不卑不亢，相互聆听，相互谅解，最后会谈在签署4项协议中闭幕。第一次汪辜会谈的成功，对两岸关系乃是历史性的一大步，其振奋的效果不言可喻。
然而两岸关系原本即极其脆弱，加以又有美日对中国的图谋在其中，互信程度极低。于是就在汪辜会谈后，即有1995年6月李登辉以返回康奈尔大学母校访问为名赴美和1996年飞弹危机。于是两岸关系又降至冰点。第二次汪辜的上海会谈，也因而延迟到1998年10月才再度举行。只是经过一番波折，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说是弥补性的“融冰之旅”了，而两岸之间的疑忌之冰业已冷得无法完全融化了。等到1999年7月，李登辉发表“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论后，未融之冰又再更加的凝固。
文章称，汪辜会谈的效果，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它即被台湾“内政”的变化所侵蚀殆尽。1999年7月，李登辉发出“特殊的国与关系”之论，以及2000年民进党执政，独派当道，陈水扁甚至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两岸关系进入“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正式的对话已完全停止，勉强的交流如春节包机问题，基本上退化成“业者决定，官方背书”的程度。汪辜两人再也不可能第三次会谈了。
文章认为，在汪辜两人辞世后，两岸关系已进入另一个更难测的阶段。汪辜两人在海峡两边都是大老级的人物，他们可以得到当局绝对的信赖和授权，对两边的社会也有公信力，加上这两人皆世家出身，通达世事，因而能在无路之处靠着智慧，硬是开创出新路。尽管他们开创的新路难以持久，很快就被政治现实所摧毁，但盱衡未来，像他们这种有分量、有担当、有智慧的人物已不会再有，那么谁又担得起这种在无路处找路的重责大任呢？
文章说，因而汪辜两位大老级人物谢世后，两岸等于已进入新的浑沌难测的阶段。北京在经过这几年的波折，已不再抱持幻想，因而藉着《反分裂法》划下底线，并更积极的争取台湾在野政党和民间的力量，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年的前往访问，即是重大的转机。由最近台湾的选举、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已显示出“反独非独”乃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由这样的趋势观察，两岸关系纵或不会有多大的进展，但有基本面的支持，应不至于继续恶化。
但问题在于当今台湾主政的毕竟仍是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它不可能因为选举失败即改变两岸政策，何况陈水扁早已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已没有转圜的空间。最近这段期间，民进党政府已表明两岸政策不会改变，即已堪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两年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当然难有开展。
文章也指出，这时候，外力因素就可能不容忽视了。近年来美日军事结盟日益紧密，由于韩国已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时候美日将更不容台湾反独非独力量取代“台独”势力，免得台湾也和韩国一样，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意谓着在未来两年多里，美日不无可能对“台独”做出更大的鼓励，让民进党继续掌握台湾“政权”，这是不容轻估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看着两岸关系的低迷与更加的不可测，遂让人们对汪辜这两位长者那种能掌握大纲大节的立场，而又能以体谅和忍让的态度，在无路处找路的风范更加怀念了！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