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手”描绘改革画卷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对北京的乐迷来说是个大快朵颐的假期，因为俄罗斯指挥大师捷杰耶夫带着他的“御林军”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把六部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齐齐搬上国家大剧院舞台，精彩的演出成为节日期间火爆的音乐盛事。
如果时间倒退回几年前，如此重量级的大指挥家和著名交响乐团，必然会是年度最重头的演出，可现在，这样高水准的演出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饭。
其实莫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西安……今天，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在神州大地处处可见。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到“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作出全面规划，勾勒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清晰脉络，各地陆续上演的文化盛宴，正谱写一幅色彩斑斓的壮丽画卷。
从“要我改”到“我要改”
思想先行为文化体制改革开道
改革是一场“攻坚战”，它意味着告别以往熟悉的工作模式、突破既定的利益格局、改变一切不合时宜的观念，而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只有思想认识到位了，改革才会从“要我改”转变成“我要改”。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化机构普遍实行事业体制，在国家统包统管下形成了“等靠要”习惯性思维。有的院团经营入不敷出，却“谈企色变”，“失去了事业身份，我们还有什么地位？没了铁饭碗，我们还能有饭吃吗？养老、医疗、失业怎么办？”迷惘、犹豫、徘徊——改革初期，相关人员的抵触情绪很大。
辽宁是老工业基地，许多辽宁人有根深蒂固的“国有情结”，崇尚事业身份，对于这场事关自己后半生的改革不少人心存疑虑。此时，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成为推进改革的关键。辽宁省委省政府规定，所有改革措施必须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的讨论通过，思想认识不成熟不统一不贸然改革。营口评剧院演员周海萍说，“那个时候差不多天天开会，市领导给我们摆事实、讲道理，谈政策、讲前景，光是改制方案就讨论了7次。我们终于认识到，宁可在企业里腰包鼓鼓地吃饱饭，也不要在事业单位里空有一个身份却饿肚子。”思想疙瘩解除了，改制水到渠成。不到半年，转企改制顺利完成，一场涉及数百人的改革最终实现“零上访”。
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说：“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必须亲自上手，强力推进。”在“一把手工程”推动下，陕西的文化体制改革狂飙突进：2009年完成省级改革，省直14家文化单位、1.2万人全部“下海”；2010年完成市级192个文化单位改制；2011年7月底县级221家文化单位改制完成，三级改制至此全面完成。
安徽，这样一个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并不突出的省份，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却出人意料地异军突起。“拥有全国第一家组建时就实现整体转制的出版企业、第一家以IPO方式整体首发上市的发行企业、第一个设立保税区的文化企业，在全国第一个完成全省所有院团的转企改制任务，省属文化企业经营性资产由改革前的不足30亿元增加到300多亿元……”
奥秘何在？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臧世凯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每年都被列入安徽省委常委会的工作要点，每年都被列入省政府的工作报告。“没有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上的‘一把手工程’，就没有文化产业的‘安徽现象’”。
从“试验区”到“丰收田”
政策扶持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护航
6月，顾芗刚刚捧得中国曲艺史上第六个“梅花大奖”；8月，毕飞宇凭长篇小说《推拿》获得了江苏省历史上第一个茅盾文学奖；9月，由江苏投拍的电影《辛亥革命》和电视剧《你是我的幸福》分别在电影院和央视黄金时段成为热点；电影《秋之白华》则开创了主旋律电影的经典范式……这是江苏省最近几个月的成绩单，也是江苏省文化精品生产集群发力的一个缩影。
政府在精品生产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梁勇认为，政府的职能是搭建平台，把握导向，使政策的杠杆效应得到有效体现。从2005年起，江苏推出《重大现实题材创作资助办法》，影视剧、动漫和舞台剧最多可获占总投资40%的资助。
9月30日，随着最后两个县城的数字电影院竣工，河北省14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数字电影院，提前4年多实现了国家确定的建设目标。这条喜讯背后的全景图是：河北省的文化体制改革提前两年完成中央确定的改革重点任务。
又何止河北，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各地都不遗余力。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湖北等省区或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从规划、方案、政策、投资等方面对本省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有力保障；或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文化产业投资引导资金,将其作为种子基金筹设基数为2亿元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或制定文化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在民族文化大区建设重点项目和重大文化活动的实践中，大胆起用和锻炼中青年人才；或加快推进文化市场体系建设，着力办好华中图书交易会、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等活动，成立华中文化产权交易所，开展各类文化产权交易服务。
从“授以鱼”到“授以渔”
机制创新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提速
在8月31日结束的第三次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中，四川“高分”亮相：全省文化馆数量共计203个，居全国第一；32个国家一级馆，比上一次评估增加78%；全省上等级馆总数146个，增加85%。“免费时代”的文化单位如何运转得又好又快？重要的是我们建立起了一整套 “管理—投入—供给”的创新机制。“正是这样的转变，让文化事业投入效益最大化，老百姓真正享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文化福利’。”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说。
天津电视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美娟感慨似乎仍在眼前的转企改制：2009年3月，天津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取消职务职级的20多名员工跳进了市场的大海，以岗定编、按劳取酬。机制的转变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纪美娟说：“以前三四年拍一部戏，如今一年拍4部大戏。”
文化体制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只是给政策、给资金，体制、机制不顺，终究难以出现良性循环的局面。
各省市区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务求实效，积极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浙江等省提出“转出一批、改出一批、放出一批、扶出一批”的思路，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重庆市已完成转企改制的经营性文化单位已达60家，重庆出版社整体转制以来，集团主业销售收入翻了近三倍，总资产是2003年的近四倍；河南省电影公司改制成立河南奥斯卡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影片逐级发行模式，票房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2004年的第二十二位跨入前10位；江西省新闻媒体宣传与经营“两分开”改革稳步推进，江西日报社以“一媒体、一公司”为突破口，将“五报三刊一网”的经营性资产剥离；面对改革中最难处理的职工和企业的利益问题，山西省用足用活现有政策，确保改革成本支付到位，遗留问题解决到位；贵州省广电网络公司率先破解“广电第一难事”，实现一省一网，创造出“先整合运营、再资产重组”的“逆向操作模式”……
进一步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依法管理，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从经办文化事业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到定政策、做规划、抓监管上来，转到依法行政、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上来。”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党组书记陈俊年形象地将这种转变称作“瘦身运动”。
基于同样的改革目标，山东创造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文化综合执法管理模式——“临沂模式”：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打造文化行政主体，实现了由“办”向“管”、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管理社会的三个转变。
从“私房菜”到“家常菜”
成果共享为文化发展蓄能
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文化改革发展的成果已经显现。层出不穷的文化精品是“私房菜”、惠及百姓的文化服务像“家常菜”，皆为全民共享，为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积蓄了巨大能量。
素有“中原汉文化坚守者、多元文化聚合体”之称的福建，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放在优先位置，已经基本形成覆盖省、市、县、乡、村的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在陇原大地上，《读者》、《大梦敦煌》、“农家书屋”，一款款出自于甘肃本土的文化品牌，已经成为一个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影响和改变着当地百姓的精神生活。
有志气的宁夏人提出：“宁夏改革的步伐不能落后，小省区也能办大文化！”“百乡千场”送戏下乡每年都超过1500场，广场演出每年都超过1200场。与此同时，大型原创回族舞剧《月上贺兰》，不仅在全国巡演了80场，而且演到了埃及、卡塔尔。
云南把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推出了《丽水金沙》、《云南映象》、《蝴蝶之梦》、《云南的响声》等一批文艺精品，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云南现象”。
海南的文化改革发展则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与旅游紧密结合，与旅游业形成良性互动；二是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发展后劲足；三是形成园区化、集聚化发展模式。
作为中国通往东盟的桥头堡，广西文化“走出去”特别是针对东盟的交流活动更加频繁活跃：大型历史舞剧《碧海丝路》赴马来西亚访问演出引起轰动……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不同的发展思路、不同的人文资源、不同的基础条件，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不同的舞台上各展其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壮丽景色，正越来越清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