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成都，今年72岁了。解放前，在南充一家缫丝厂当工人，解放后受到党的培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四川省轻工厅、纺织厅、丝绸进出口公司任职。1989年身负重任，带领“一百零八将”川籍员工，来到深圳一家港资服装加工厂，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出任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
从旧社会的丝厂童工成长为处级干部，又在知天命之年离开四川，被派到距家乡千里之外的深圳，在边陲小镇的“边陲小村”大梅沙白手起家。
百多尔时装公司创立之初，港商派来7人按照香港模式管理企业，企业一开工就亏损数十万。我是临危受命当的总经理，当月实现赢利，3个月后工厂彻底扭亏为盈。十多年来，百多尔投资方先后发生变化，但企业始终保持良好业绩。时间最紧的订单，要提前完成；难度最大的产品，要确保质量。而最繁琐、最难操作的大规模迁厂工程，几百万元的设备搬家，我们只花了2500元的车费，连一只灯泡都没有打碎呀。
这就是深圳速度、特区效益，我们的组织管理效率之高，让投资方难以想像。1999年三方合资协议到期，投资方回报率超过500％。连着几年，百多尔规模不断扩大，工人从当初的“一百单八将”，猛增到500多人。合资港商说“王总是一笔财富”，我听了自不敢当，但对得起家乡，对得起深圳，心里踏实。
我认准一个理：不管是什么经济模式，只要采取恰当的党建形式，就能为企业赢得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1990年，厂里有3个党员时，我在当地党委支持下，成立了梅沙地区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目前已经发展到24名党员。百多尔最优秀的员工是共产党员，各个重要岗位的骨干是共产党员，此外，还成立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
在我们公司，多年来不用请保安员、不围铁栅栏、不用打卡机，更不会扣压员工的保证金和证件。为员工购买各种社会保险，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模特队、秧歌队经常参加街道、区里和市里的大型活动。我还亲自动手，为打工夫妻设计了100多间夫妻房，尽量为他们想得更周到些。
深圳是个好地方，干事创业的大舞台。如今，我们的产品跻身国内十大女装品牌之列，更是盐田的守法诚信纳税大户。近20年来，从四川贫困地区先后带出500多名娃娃们，大多数已在百多尔干了十多年，有的待遇再好也舍不得离开。许多人靠打工在家里盖起房，甚至有了以前从不敢想像的十几万存款。（金涌 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