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总结和传播特区经验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圳特区报记者吴铠峰摄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窗口’、‘辐射’、‘试验场’和‘排头兵’作用。在庆祝建立特区30周年的日子里，认真总结和传播特区经验，对深圳今后的科学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有重要意义。”
记者近日走进位于通心岭的方苞家里，这位参与领导过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早期建设的老领导，一开头就讲了这段话。在3个小时的访谈中，满头白发的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他深情地回顾了深圳特区初创的艰辛岁月，畅谈当年领导班子正确做出重大决策的感人故事，阐述特区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大气候、大环境好是特区建设成功的决定因素
记者：作为深圳特区的老领导，您认为深圳特区成功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
方苞：世界各国办了那么多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其中不少比深圳特区早办许多年，深圳特区的发展和成就，真是翻天覆地，日新月异，远远超过他们。这里面，“大气候、大环境”好是决定因素，天时、地利、人和。特区建立之时，适逢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转移的良好机遇，党和国家确定改革开放政策，要求广东、福建两省和四个特区先行一步，跳出现行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要求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权力下放，允许和鼓励我们敢闯敢试。经过揭批“四人帮”，整党整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主氛围好，干群敢讲话，大家思想比较解放，干部作风务实，联系群众广，不同意见敢反映、敢争论，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群众利益鼓与呼。改抓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经济发展，成为大家共同心愿，干群同心，上下同欲。
“四个结合”正确处理“四个关系”是特区建设成功的重要经验
记者：从领导决策层面上，您印象最深，认为最值得总结、传播的是哪些经验？
方苞：对于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如何“突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先例可循，只能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在借鉴中如何学其所长，避其所短，我印象最深的是坚持“四个结合”：借鉴外国经验与本地实际相结合；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与吸纳干群合理意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相结合。“四个结合”的结果，正确解决了特区内外关系、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关系，使特区发展远远超过外国加工贸易区的发展。
记者：请举例说明。
方苞：首先，在特区性质、任务、范围和指导方针上。中央197950号文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后，干部群众在坚决拥护中央决策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和建议：外国出口加工区范围太小，只有几平方公里，不利于城市规划建设和长远发展；内容单一，不利于综合经营，全面发展；不让国内企业进入，既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不利于发挥“窗口”、“辐射”和“试验场”的作用；在无人区设立，与百姓隔离，不利于百姓受惠，就难以取得百姓的支持；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群众性走私和偷渡潮问题，社会不稳定和治安不好，最终对特区建设与发展不利。
大家建议：要搞大特区，搞综合性特区。要外引内联相结合，实行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有选择地允许国内企业进入。各级领导反复研究，吸纳了这些建议。1980年，中央41号文同意广东省委意见，划定深圳特区范围为327．5平方公里。1981年，中央27号文明确深圳、珠海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1981年初，深圳市委明确外引内联相结合的方针，这些重大决策使深圳特区发展迅猛。经过30年历届班子和全市人民不断创新，使深圳从一个边境农业县转变为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的国际大都市。1979年与2008年对比，国内生产总值从1亿多元人民币增至7806亿元人民币，出口总额从930万增至2999亿美元，财政收入增至800亿元人民币。GDP、出口总额、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香港比重，分别为52．7％，39．8％，25．3％，93．2％。如果当年完全照搬外国出口加工区的模式，决不会有如此巨变。
实行富民政策，取得当地农民支持，是特区建设成功的经验
记者：深圳特区的发展与成就远远超过外国出口加工区最根本的措施是什么？
方苞：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如何对待当地百姓，能否取得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外国出口加工区在空地上封闭建立，员工住在围墙外，不许国内企业进入，主要害怕走私偷盗和损害国家利益，其弊病是不能取得百姓的支持和国内企业的合力。深圳特区从性质、范围、政策和指导方针，都重视吸纳当地干群合理建议，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国内企业获得大发展机遇，当地百姓能得到实惠。市委于1979年至1981年先后制定三个文件，放宽政策，辐射当地百姓迅速致富，从根本上解决好偷渡走私问题，为吸引外资创建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取得当地百姓的大力支持，使当地农民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这是深圳特区比外国出口加工区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记者：请您谈谈市委三个文件是怎样运用政策辐射使农民致富的？
方苞：我认为深圳的开放改革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1979年3月，市委发出《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3号文），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二是积极开展补偿贸易，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种养场；三是引进外资投资设厂，来料加工装配；四是扩大过境耕作，允许过境耕作人员收集境外废旧物资免税进口，交境内供销社或工厂翻新加工出售。这些政策是干部、农民多年的心愿和诉求，百姓渴望扩大过境耕作和恢复边境贸易“走出去”。
深圳市委能够在成立第二天就发出此文，是宝安县委经历长时间酝酿和请示的结果。文革结束后宝安县委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农民这种诉求。省委书记习仲勋1978年7月到宝安调研时表示赞同。1979年1月我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时，又再次向省领导习仲勋、刘田夫请示，并送上书面报告。1979年2月省革委21号文正式批复同意。
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扩大了对外开放，又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为突破口，带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过去进出口贸易是国家外贸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省革委21号文和市委3号文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边境贸易出口和分成外汇进口物资均由市、县小额贸易公司经营，非边境地区农村完成国家任务外的农副产品出口，由国营外贸公司或由小额贸易公司代理。这样，进出口贸易就由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改革为国营、地方、代理制并行。竞争突破了国营外贸公司垄断封闭时的压价收购行为，从而推动境内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的放开。调整部分粮田和调减部分粮食上调任务发展多种经营，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允许外商在种养业开展补偿贸易，外商就纷纷进口推土机挖塘养鱼，租地养花种菜，粮食种植和收购计划是死任务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价格管理体制被突破了。经济规律的运用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当地农民也因此迅速致富。
比如养鸡业，过去依靠家庭传统养鸡，只能小打小闹，宝安县一年出口活鸡长期在4－6万只徘徊。1978年夏，边境社队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在香港新界我方插花地上办起第一个年出栏量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人员的实习基地。1981年，深圳市新建5万只以上规模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当年增到114万只，1989年，出口香港活鸡达1800万只，占香港市场的三分之一，还有1000万只活鸡在省内市场销售。淡水养殖也从6千亩发展到10万亩，蔬菜面积从7千亩发展到8．9万亩，垦荒新种荔枝达10万亩，从养鸡、养鱼、种果菜、花卉中获得年收入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种养大户犹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超过香港新界农民，全市农民从中看到了希望。
1981年后，深圳市再也没有出现群众性偷渡潮了，农民也不愿冒着被重罚和判刑的风险去走私了。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的环境，大大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农民从自身迅速富裕的体验中认识到特区发展与自身命运的必然联系，农民廉价为特区建设提供大量集体用地，为特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
深圳特区建立后，市委于1980年发出《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规定》（321号文），1981年发出《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施》（11号文），两个文件规定：特区政府“尽量把外资‘三来一补’放到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县还可以办进出口贸易货栈”、“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补’项目由县审批”，“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优惠待遇”等等。市委把国家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扩大到特区外的宝安县全部农村，大大加快了宝安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1978年夏，习仲勋同志视察宝安沙头角镇的来料加工厂，就充分肯定并鼓励宝安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到1979年底，深圳市已办起约200个“三来一补”企业。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政策指导下，宝安县委决定，首先在特区外围，交通便捷的布吉、横岗、龙岗、平湖、西乡、宝安新城创办工业小区，进而沿着西乡至松岗、布吉至公明、横岗至坪山、坪地、坑梓三条公路两旁村镇发展“三来一补”工业，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宝安农村引进“三来一补”工业超千宗。宝安县出口总额，1978年约1000万美元，2000年达289亿美元，工缴费达11亿人民币。宝安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1979年350元，1990年4335元，2000年达2．25万元。据宝安区2005年统计，工业厂房出租2．5万栋，约6千万平方米，出租屋128万间（套）4千多万平方米，宝安农村人均拥有集体资产：1979年293元，1990年1．55万元，2000年达18．7万元。原来1－2千人口的农村，变成几万人口的城镇，宝安农村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
市委三个文件，开放促进改革，经济规律促进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特区政策辐射特区内外农民迅速致富，充分体现了“四个结合”，也正确处理“四个关系”，是特区建设成功的重要经验。
冀望总结、传播和运用好特区成功经验
记者：从您的介绍中，我们认识到了当年“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真实情景，特区创业的艰辛，政策的威力，以及“四个结合”、正确处理“四个关系”的重要性。请问这些经验有无局限性，现在和今后是否适用，你对今后深圳特区的发展有何建议？
方苞：“四个结合”和正确处理“四个关系”，实质是运用经济规律发展社会生产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用政策辐射使农民致富，体现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优良传统作风，我认为不仅特区的初创阶段能产生良好效果，当前和今后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现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其中，忽视百姓合理诉求，工作方法和作风违反“四个结合”，错误处理“四个关系”，是重要原因。我认为特区成功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曾三任宝安县委书记、也是1984年前深圳特区建设初期三届市委班子成员，一生中四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在这里度过，特区成立前我每年在农村蹲点“三同”超过6个月，与宝安干部、农民同甘共苦，毕生难忘，工作调离后仍深情关注着特区的发展，人民的富裕安康。我深情祝愿特区人民继续传承特区精神、发挥特区优良传统和作风，总结、传播和运用好特区成功经验，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方苞
1931年12月出生于东莞，文革前担任过东莞县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代理书记；1973年12月至1979年任惠阳地委副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1979年至1983年，任深圳市委副书记、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常委兼宝安县委书记；1984年至1986年任珠海市委书记；1986年至1993年任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省教育领导小组组长。1993年至1998年，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