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的深圳使命
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要允许深圳继续先行先试，甚至允许出错
1983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经济组任职的郑新立，第一次来到深圳，看到的还是一个小县城。25年后的2008年，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新立，再次带队考察深圳，“小树已经参天”。这次，他把考察报告定名为“横空出世看深圳”。在他看来，只有这个题目，才能概括深圳特区成立30年的变化，及其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作为中央智囊团的关键人物之一，多年来，郑新立一直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多次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认为，在今后的30年里，中国的改革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会比前30年少。在新的时期，作为“中国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已“不差钱”，政策层面应允许深圳继续扮演“先行先试”的角色，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甚至可以允许深圳出错。”
求解“中等收入陷阱”
《瞭望》：今年1月，汪洋在参加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时，提出了三道题：特区过去30年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经验教训？在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做什么，怎么样实现加快发展？今后30年还能干些什么，怎么样再创特区新辉煌？你怎么看这三个问题？
郑新立：应该说，关于前30年深圳的发展，深圳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关键是，今后30年深圳怎样继续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继续充当“领跑者”的作用？
今后的30年，面对新形势，新的问题还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探索发展道路。一代人，只能解决一代人的问题。今后20～30年，你们这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是深圳的开拓者们几代人所没有面临的新问题，这需要你们继续用改革开放精神去解决。
这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带领中国冲出中等收入的陷阱。这是全国，也是深圳今后20～30年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一般来说，人均收入在3000到10000美元之间，总的来讲叫中等收入。现在，就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有拉美陷阱，也有东南亚国家陷阱。
这样的问题，中国未来20～30年就将遇到，直接关系着中国的人均GDP能否冲到10000美元以上。今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要达到4000美元，将来，如果翻一番就是8000美元，再翻一番就是16000美元。我们要争取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一股作气地冲破人均GDP10000美元。如果能冲过去，一人10000美元，总量就是13万亿了，和美国就差不多了。
《瞭望》：为冲出“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应采取什么发展模式？
郑新立：现在看来，无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四小虎”，能否冲破“中等收入陷阱”，其核心问题就是，能否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为依托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形成国际竞争力，能够支撑本国货币的升值、支撑就业的扩大、支撑出口的持续增长。
如果仍靠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靠加工贸易，仍靠出口资源，那么注定不可能冲出10000美元关口。
《瞭望》：未来深圳会是什么样子？有哪些新的任务？
郑新立：珠江口东岸，现在形成了同一个城市群：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这个狭长地带，南北仅200公里，东西仅50公里，但是，却聚集了5000万人，GDP总量5000万美元。这里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块地方。
根据广东省的安排，我们调研组正在做关于扩大粤港澳经济合作、形成粤港澳一体化经济体系的研究。现在，从香港到广州要建城铁，这意味着，珠江口东岸的五个城市将可以做到生活上同城化、经济上一体化。而且，五个城市之间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一个整体的竞争优势。
我算了一下，到2030年，珠江口东岸五城市GDP总量可以在2万亿美元以上。这相当于甚至超过现在的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的规模。而在这五个城市之中，从增长速度上讲，深圳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发展是最好的。要不了几年，深圳在这五个城市里将起到核心作用。
到时候，深圳将承担着很独特的任务。因为它紧靠着香港，又连接着东莞、广州和佛山。实际上是通过深圳和香港的经济融合，实现深圳和香港的要素的优化配置，把香港在信息、管理、贸易、法律等方面的软件的优势和深圳的实体经济的创新、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有利于把香港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化。
近期，深圳通过填海的方式，在蛇口造了一个有十几平方公里面积的前海区，紧靠香港。深圳市想把前海区打造为深港经济融合的实验区，要在那块空地上做文章。依靠那十几平方公里，打造世界第三经济增长极。
《瞭望》：如何发挥深圳领跑者作用？
郑新立：带领中国经济冲出中等收入陷阱，我想这是深圳在未来要担负的最大作用。深圳要发挥领跑者的作用，要成为中国的硅谷，要成为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孵化基地。
下一步，深圳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还要进一步转移，腾出空间来发展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深圳现在已有了四个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高新技术企业：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其中，比亚迪去年还被评为全世界科技型企业的第一名。以后，深圳要继续培养出一批类似企业出来，要形成一种机制。并把这种机制移植到全国其他地方，要摸索出一套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制度来。
应对发达国家挑战
《瞭望》：除了中等收入陷阱外，新30年中国还将面临哪些挑战？
郑新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长，发展面临的阻力也更大。今年第二季度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今后在海外贸易、投资、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如何排除贸易争端和壁垒等方面，都会面临很多新的困难。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所没有的。此时，如果“一着不慎”，就可能会“满盘皆输”。
《瞭望》：对此，中国应怎样应对？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又该如何把握住经济快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郑新立：外贸顺差就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面对欧美国家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工资，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提高工资，增加消费。这样，不仅有利于减少总储蓄，缩小外贸顺差，更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即通过扩大消费来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
希望深圳能够就此进行探索。比如，逐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可以每年提5%，给企业一定的消化工资成本上升的空间。同时，通过改善企业管理、开发新产品，实现产业升级。
而且，凡有条件的中国企业，都应搞国际化经营，特别是要开拓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同新兴经济体搞贸易，改变出口过度依赖美欧日的状况。
另外，要通过海外并购，特别是并购有一定技术资源的企业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海外并购更多的国内短缺的资源，像石油、天然气、铁矿、铝矿、铜矿等，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与此同时，要培养一批类似波音、IBM、微软、英特尔之类的“百年老店”。这些都需要深圳有所探索。一旦这些力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我们就不怕少数发达国家“使绊子”，不怕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实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开拓多样化的市场，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的压力
《瞭望》：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对此，深圳是否也应探索答案？
郑新立：中国确实存在你所说的这些现象。最近，深圳市委交给我一个课题，我现在正在组织各方力量研究，内容就是深圳市如何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增加公共服务的供给。在此方面，深圳应走在全国的前面。
当前，全国的改革开放下一步的重点，实际上已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到了社会体制改革。深圳要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打造“和谐之都”。
《瞭望》：深圳在社会管理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打造和谐之都？
郑新立：最突出的就是，外来流动人口的问题。
比如富士康，在深圳有43万员工，一个企业既要管生产经营，又要管理43万年轻人的生活，很难不出问题。城市管理应通过社区的完善来加强。比如，通过建立社区的服务体系，使年轻人在工作之余能够有休闲娱乐的场所，有诉求表达的场所和精神生活的寄托。
从收入分配来看，要思考如何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贡献。举例来说，华为新来的大学生每月可拿到5000多元，员工持股占50%，这种内部分配制度就比较和谐。
但是，富士康的打工仔一个月才1000多元，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却是他们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管理层和员工缺乏交流，没有认同感。从而导致员工心理出现问题，自杀事件频发。前不久富士康公司接受教训，率先给农民工涨工资，这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但还要进一步分析深层原因，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深圳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要思考如何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与经济发展同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套完善的体制。这里面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产业、社区管理等。
继续“先行先试”
《瞭望》：总体来看，在今后30年里，深圳这块“试验田”，要试验什么？
郑新立：要打造四个“都”：第一，深圳要继续成为创新之都。前30年深圳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自主创新形成了一套体制机制，建立了一大批的内资高技术企业。今后，还要围绕着怎样优化自主创新环境下功夫。深圳要借助创业板加快风险投资，鼓励创业等政策环境、社会环境的优化和完善，在全国带个头。
第二，要成为服务之都。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二个转变就是要发展服务业，改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有人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搞集约发展会减少就业，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事实上，中央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发展服务业就是要扩大就业。美国80%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伦敦人口1200多万，有4/5的人从事服务业，纽约、东京也类似，因为服务业比重很大，这些城市充满活力。而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仅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3%。
深圳应把生产性服务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重点，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科技服务、设计服务、创意服务、物流服务、法律服务，等等，为全国作出表率。
第三，深圳要成为和谐之都，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实现社会和谐。
第四，要成为开放之都。现在，中国经济规模扩大了，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同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十七大提出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今后30年我国的对外开放，面临着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情况。
深圳要在全国的对外开放中探索新的经验。比如，如何让企业走出去，如何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如何获得更多的资源勘探权、开发权，如何到国外开展加工贸易等。深圳要在探索中，提供好的经验，通过帮助企业走出去，形成更多的跨国经营的业务，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
另一方面，深圳应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性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才。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和服务业滞后上。美国吸引着全世界的科技人才，所以在科技上处于领先水平。深圳应借鉴这一做法，吸引更多的人才。
《瞭望》：未来，国家还会像过去一样继续对深圳进行政策倾斜吗？深圳还需要什么政策？
郑新立：事实上，随着开放政策的逐步扩大，早年特区的特殊优惠政策已成为普惠政策。2009年，深圳GDP总量已达8000多亿元，全口径财政收入2765亿元。深圳并不缺钱，也充满活力。此时，深圳只要有一个政策就行了，那就是，继续允许深圳“先行先试”，允许深圳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间的一些矛盾和问题。
比如，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允许深圳往前走，甚至允许出错。错了没关系，错了以后可以再纠正。
比如，住房制度改革。现在深圳房价长期处于高位，直接影响到在深圳的生活成本，损害了深圳的竞争力。现在深圳正在考虑构建适合其特点的住房保障体系。一方面，有钱的人要买好房子，不能限制；另一方面，要按照十七大提出的“住有其居”的目标，保证所有人能够有一套跟自己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住房。这些问题，都将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所要面对的，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所要面对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深圳的事，更是全国的事。（记者张辉 实习生孙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