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30周年谈：城市的基础是人而不是产业
张曙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
“深圳特区未来30年如何转型？比如说经济转型中如何应对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昨日，张曙光、高全喜、秋风等经济和文化界人士聚深，畅谈深圳特区30年从经济转型到社会文化转型。从城中村问题的评价到建设公民社会，各专家学者对深圳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城中村不应简单拆迁
深圳的城中村是市场本身发展起来的，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需要住房，农民就盖楼出租，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着大约500多万人，那里的服务健全，生活便利，关键是价格低，这才是农民工能够安居乐业的环境。
他认为，政府可以提供廉租房，但城中村的案例说明市场也可以做，两种方式可同时进行，为什么非要政府一条腿走呢？城中村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治安、防火等，都可以慢慢解决，而不是简单地把它拆掉。
城市化不能留下硬伤
城市化失衡的主要问题出在政府行为方面。城市面积扩张很快，外来人口大批涌入，但城市服务却没跟上来。政府建设廉租房，目前只考虑到城市贫困人口，没有考虑到进城农民工的需求，他们的住房以及子女的教育问题，这都需要政府拿钱出来，而政府还想从中获益，这也是个矛盾。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城市化就留下了硬伤，从表面看是个漂亮的城市，但是不适宜人居。
国家支持深圳先行先试，是一个好的契机，政府可以大胆探索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摸着石头过河”。目前深圳的经济基础很好，应该针对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寻求根本上的解决。如果能够克服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为政府转型打下基础，继续领先30年没问题。
高全喜 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
秋风 原名姚中秋，独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已出版译著《哈耶克传》等十余部。
由经济社会向文化道德社会转型
深圳拥有30年快速发展的成就和基础，可以把深圳作为转型时期的样板探索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不是衡量指标，而是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公民社会，到文化道德社会的转型。
这个领先并不一定是量上的领先，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文明的领先。
中国处于现代化向现代性的转型。现代化就是大家理解的工业化、生产能力方面的、物质方面的。现代性就是一种价值层面的、精神层面的、道德层面的、真正符合人生活现实的内涵价值。这个命题是当代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普遍问题。这方面深圳至少有很大的空间。
深圳应在道德社会建设上下工夫
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道德生活不是靠血缘、多年的居住、私密性交往扩展起来的。除了建立单纯市场的、信誉的道德之外，还需要有新的伦理、新的精神。深圳可以在这方面探讨一些。
我们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建立一个道德社会，实际上最后就是我们的深圳特色。假如追求高科技，科技兴市还是工业兴市，那么优势很容易被上海周边的城市淹没了。深圳应该在这方面创新。
城市的基础是人而不是产业
秋风说，深圳未来30年应该做的事情，或者其他城市期待深圳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地去构建比较优良的治理秩序。
对于“治理秩序”这个概念，秋风认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分，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社会、一个是文化。
从政府层面上看，深圳要作为中国的领先者、要为中国设立一个典范的话，其实首先要思考的就是，政府通过什么样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式，能够让这里的人有秩序地生活在一起。 其次是社会层面。秋风表示，在珠三角，其中包括深圳，本地的户籍和外来的户籍严重不均，是一个隔离，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他们有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然后有不同的收入，属于不同的阶层，彼此之间是很少有沟通的，更不要说他们共同来讨论、解决公共事务。“但是，城市的基础是人而不是产业。”秋风说，因此，对于深圳这样的城市、对于整个珠三角地区，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塑造出一个市民共同体。
在文化方面，秋风认为，深圳是有某种条件来真正地发展出融合中西文化的新文化的，它有一个天然的优势是可以接受到很多西方的文化，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能不能透过这些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做某种转换、提升，然后使得它和现代的工商文明更好地去配合。(记者习风 易少龄 谢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