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扩容：一场补办的婚礼
“深圳特区扩容”的消息传来，我们的第一感觉是势在必扩，不扩不行了。
事实上，分隔深圳特区内外的“二线关” 近年来已名存实亡，它只是一个特殊的符号，生动折射出行政区域划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不仅仅是深圳特有的现象，它在中国内地普遍存在。简而言之，不合理的行政阻隔，已经成为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了。
“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过去了
我们之所以说深圳“二线关”撤销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是因为从全国来看，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
大约十年前开始，国内不少大中城市相继大力推动新城区建设，市政府主要机构带头从老城区外迁，以行政主导力量来扩大城市发展空间，现在看来这一做法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时至今日，行政力量反而拖了城市发展的后腿。
就以这次“特区扩容”为例，再不扩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就难以推进，深圳正在修地铁，地铁必须延伸到机场，但深圳机场在关外，将来地铁通车后，每天大量的人流进关出关，怎么管理？
让我们再把视野扩展到珠三角地区：深圳与东莞、惠州是近邻，但深圳特区内房子均价卖到每平方米2万多元时，那两个城市房价每平方米还不到1万元，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城市之间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不能互相联通。尽管珠三角地区高速公很发达，但没有便捷的城际轨道交通，导致高速公上车流量过大，经常发生堵车，建高速公技术上相对容易，投资回报也不错，但它不环保，轨道交通投资大，难盈利，需要政府牵头投入建设，并且牵涉到两个城市之间的行政管理协作问题。
我们都能感觉到，珠三角城市化水平不如长三角，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正因为后者有更发达的城际铁网。试想想，如果深圳的地铁直接修到东莞、惠州，两地坐车二三十分钟就到，深圳的白领们也可以分流到这些城市工作和居住，不必承受现在那么高的房价、那么大的生存压力，这样区域的协调、社会的和谐，才能更好地实现。
行政区域阻隔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房价差异上，也体现在与居民息息相关的各类民生投资上。比如深圳要建垃圾焚化炉项目，就建在紧靠惠州的边界上，但深圳各区开发都比较充分了，土地稀缺，人口密集，这类设施建在哪都会引起附近居民强烈反对，而惠州有些地方还是相对偏远的，为什么不能把它建到惠州合适的地点去，然后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来平衡呢？
我们之所以说深圳“二线关”撤销是大势所趋、迫不得已，是因为从全国来看，区域经济“小而全”的发展模式已经过时。前些年这一点还不明显，现在高速公时代早已到来，高铁(高铁民航争夺战)时代也正在逼近，出现了区域内“同城化”，以及不同城市功能重新定位的趋势。但按照现行管理法规，企业投资的税收问题仍然很难解决，比如说我们觉得东莞松山湖开发区的环境不错，想在那设立一个研发中心，但是税收怎么办？现在企业异地投资要在各个区域分别报税，手续复杂，耗时耗力，让人很头疼。
又比如惠深高速经常堵车，因为车子离开深圳地界收一次钱，进入惠州地界再收一次钱，甚至还分好几段收，老是要排队。为什么两地不一次收了，然后内部再分账？这不是基建问题，而是管理问题，政府官员们应该好好想想，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百姓。
“企业被迫办社会”成富士康悲剧根源
如果当时政府能早一些重视关外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就不至于出现富士康员工跳楼风波之类悲剧。
上世纪80年代早期设立深圳特区时，它是一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验区，当时谁也不知道是成功还是失败，其模式也不能马上向全国推广，因此封闭管理是必要的。那时候流行“孔雀东南飞”，外面很多人要来深圳找机会，但想进特区不容易。潘石屹(博客)(SOHO中国董事长兼联席总裁，知名地产商)告诉我，8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来深圳，没办证进不来，只好找人带钻铁丝网过来。那时候是封闭管理，特区人口有限，彼此之间关系也比较单纯，治安很好，外面也没多少高楼大厦，大家都是住普通楼房。
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全国掀起市场经济浪潮，“深圳经验”才推向全国。也正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后期那些年里，深圳关内关外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以房价为例，1997年~2000年左右，关内房价每平方米10000多元，关外每平方米只有3000元到4000元，两个地区最主要的差别是公共服务，关外还是农民的天下，关内的白领都不愿出去，因为关外的治安、交通都不行。
实际上，2002年以后，特区内土地日益短缺，发展空间明显不足，那时候就开始热烈讨论撤销“二线关”，实现一体化了。再到2004年前后，深圳市政府在国内率先宣布取消“农民”一说，大家都是深圳市民，那时候“二线关”其实就应该撤了，但依然保留，结果关外马是修好了，各项公共服务尤其是软件服务仍然跟关内有差距，直到最近三四年才逐渐有所改观。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如果当时政府能早一些重视关外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就不至于出现富士康员工跳楼风波之类悲剧。富士康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它当初这么做，也是一片好心，因为他们的厂区设在关外，周边的治安、教育、医疗等等都成问题，怎么办？企业只有包起来，为员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把厂区做成一个“小社会”。但毕竟工厂“宿舍城”跟正常的社会气氛还是不一样，员工容易感到压抑。现在富士康把部分工厂搬到重庆和成都去，多半也在郊区设厂，如果当地公共配套没做好，说不定会走上老。
“前店后厂”变形与“腾笼换鸟”困境
每个地方长时间发展的产业，都有一个“锁定效应”，不是说走就走的。以内贸为主的企业，短期内不会从深圳外迁，因为成熟的产业配套让生产效率更高。
我们通常说的制造业“前店后厂”模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最早是店在香港，厂在深圳，后来是店在港、深，厂在特区关外或惠州、东莞。深圳皇岗长期以来都是很繁忙的陆出入境口岸，出境大货车经常排起长龙，让周边居民不胜其烦，这些大货车很多都是装着东莞、惠州的外贸企业和加工厂商的出口产品过境深圳的，现在皇岗口岸比以前冷清了，为什么？一来外贸运输可以走海的盐田港了，二来深圳和珠三角企业对内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了。
最近深圳南山区和宝安区推动滨海板块开发，到香港宣传招商，口号是“前店在深，后厂在港”。原来香港现代中高端服务业要积极进入内地市场，他们的“厂”(即总部)设在香港，“店”(即一线服务机构)设在深圳，因为跟香港相比，深圳在辐射内地市场方面优势更强。深圳有内地的中小企业板，有很多新兴产业企业，如最新的内地首富李锂夫妇，以及QQ的马化腾，比亚迪的王传福等等，都在深圳创业获得成功的，你很难想象如果他们的企业设在香港的话，能辐射整个内地13亿人的庞大市场。
香港的现代中高端服务业以深圳为跳板进入内地，而深圳既是珠三角外贸企业的前沿阵地，也是珠三角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广州则逐渐演变为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的政治文化和内贸中心，它辐射的是佛山、顺德等以内贸企业为主的城市，澳门、珠海成为休闲度假中心。这意味着珠三角各主要城市功能进一步分化明确，类似的功能重组每10年左右都会发生一次。
最近富士康大幅为员工加薪，引起了外界对深圳制造业可能加速外迁的猜测。我觉得每个地方长时间发展的产业，都有一个“锁定效应”，不是说走就走的。尽管深圳制造业厂商的人工成本上去了，但最大的电子产品消费市场，以及整个产业配套都在深圳，这是一时半会改变不了的。为什么“山寨机”生产在深圳这么发达？不是因为人工便宜，而是离市场很近，反应敏捷，即使产品售价便宜也赚钱。也就是说，如果是以内贸为主的企业，短期内不会外迁，因为成熟的产业配套让生产效率更高。但对深圳一部分纯粹的外包企业来说，富士康大幅提薪的冲击较大，像富士康就是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产业链两头在外，产量很大，利润较薄，对人工成本更敏感。
当然，从深圳市政府的战略考虑来说，未来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的方向，即使撤关扩容，深圳再发展下去土地资源制约还是会日益明显，而资金总是会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前些年深圳曾提出“适度重型化”的发展方向，其实是有问题的，广州发展重化工业更合适，因为它腹地更大，而深圳更应该发挥现有市场优势，发展电子行业、金融服务业等，深圳的中小企业很有活力，创新能力很强，像华为这样的行业巨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今天的规模。话说回来，华为做大以后，你不可能把它全都留在深圳，一来没那么多土地，二来他们急需的某些高端人才，深圳又不能满足，华为到北京、上海去设研发中心，拦也拦不住。
也就是说，虽然深圳的外贸行业也很重要，但更多的是新兴产业企业，他们拥有核心技术，面向全国市场，而不是纯粹接订单加工的。东莞前段时间实施“腾笼换鸟”政策，试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遇到实际困难，有其内在原因。东莞与深圳不同，他们港台企业比较多，外贸主导型产业特征明显，厂商通常不掌握核心技术，利润都是靠大量产业工人的廉价劳动获取，它想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腾笼换鸟”不太可能。但东莞发展到现在，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应该大力拓宽跟广深的联系渠道，建设城际轨道交通，让广州、深圳的中高端人才感到来往方便，生活成本低，居住环境又好，愿意前来工作或创业。这一切，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打破行政区划的各种障碍上来。
粤港澳一体化是未来二三十年新课题
香港的市场管理经验、法治环境等许多方面，还值得内地城市好好学习。
总体而言，大家对“深圳特区扩容”期待已久，但这一天真正来到时，感觉各方反应没有预想中强烈。我想因为这已经是一桩“事实婚姻”，现在只不过是补办婚礼，给予名分上的认可而已。
现在我注意到另一个现象，内地有些舆论看轻香港，认为香港的地位在下降，对此我不敢苟同。上世纪90年代早期我来深圳创业前，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过近5年，我觉得香港的市场管理经验、法治环境等等许多方面，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历经近10年争议，深圳特区“关内关外”的阻隔将成为历史，以广深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加速融合的趋势也已呈现，而广东与香港及澳门实现一体化，相信是接下来二三十年的又一个新课题。毕竟三地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社会资源流动越来越频繁，适当的时候，地域和人群的人为隔阂将最终被打破。 (作者上世纪90年代早期赴深圳创业，现为深圳世联地产董事长、深圳市法定图则委员会委员、阿拉善生态基金常务理事会员。本文由中国经营报记者谭洪安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