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
深圳建设文化强市应从四方面着力
我最近几年经常去深圳,真切感受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所发生的变化,不能仅仅用“日新月异”来形容,简直可以说是“天翻地覆”。
今天研讨的题目是从“而立”到“不惑”,就是说30年过去了,将来深圳还要做什么?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索。我主要从事文化和传媒研究,想从自己关注的角度来谈谈对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的一些思考。
深圳应建构自己的文化内涵
我觉得,从经济特区的角度出发,30年来,深圳成绩斐然,有很多量化的指标能够证明深圳很好地完成了作为经济特区的使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一个论断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阶段发展的一个判断,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在当时那个时间段里,主要的任务是经济建设,所以科学技术是当然的第一生产力。然而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提升,到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非常清晰地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或者叫做一个概念,即“文化生产力”。
怎么认识“文化生产力”这个概念?我认为这是高层决策者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判断,即我们的社会已经从经济建设为主发展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折点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在继续大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要考虑向文化强市发展。现在的特区已经扩大了,扩大到一个更大的区域。我们欣喜地看到,深圳市委已经明确确立了这样一个方向。
怎么理解我们谈的文化?在十七大报告里,胡锦涛总书记对文化从内涵到外延作了清晰的阐述,包含价值观、历史传承、社会形态的建构、文化创新。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它实际上已经见证了对文化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界定是物质形态的符号体系、精神形态的价值体系、行为形态的制度体系。如果从这样三个角度来讨论,深圳可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可能做的事情确实空间很大。我想建设文化强市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城市一开始的本意就是人的聚集地,或者说是为了商品交换而集聚的地方。我们常说城市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住宅、工业、商业。但在这样一个城市结构里面,还需要去探讨城市的形态和精神。一个城市更重要的是找到它和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精神和文化,文化是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文化就是差异,科学求同、文化存异,要区别这个城市和那个城市最核心的点,就是找到它们的差异性,所谓差异就是文化。如同读书都是先由简入繁,然后再把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由繁入简,吸收转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一样,深圳精神、深圳文化的建设也需要这样一个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的城市精神,现在应该到了一个由繁入简的时间段。在精神层面凝聚全体市民的共识,去建构深圳自己的文化内涵,好记上口,便于流传。
建设文化强市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怎么建设文化强市?我想提几个思考点供参考:
第一、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深圳特区的特质,这种创新有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打破常规。创新就不可能按照现有的规范去做,那么就要突破。这种创新它不仅仅是单纯地追求标新立异,而是慢慢地让非主流成为主流并且能够引领新的主流,找到发展的持续空间。创新刚出现时是非主流的,但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行为方式。深圳要建设文化强市,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领域里是不是能够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进行一些探索?
第二、改革体制。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还很大,目前的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还很明显。怎么能够继续用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去解决、去推动这样一种形式?
比如说关于事业和产业的关系问题,现在更多地还是强调它的相对独立性,而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相互依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比如文化和经济的关系。通常经济是有硬指标的,是有GDP计算着的,而文化通常是定性的,没有量化的指标,怎么把这样一种定性的考量变成一种可以量化的考核,使文化也可以成为量化的考核指标?比如现在提出的文化是战略新兴产业,和以前说的新兴业态不一样,怎么去理解它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成立的新业态,而不是里面的新技术?怎么去理解胡锦涛总书记说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支柱产业,怎么使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深圳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率先积极探索。
迪士尼在上海的落地,我曾经在北京的会议上谈到,他们的目标不是面对上海,也不是面对长三角,而是面对全国。我们怎么应对?我提过四个词,叫做“自主版权,中国元素、高新科技、娱乐休闲”。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示范,突破文化体制的示范。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确表态:“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虽然政策出来了,成功的案例却很少。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是不是可以从文化这个角度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第三、重点突破。比如说腾讯,是一家民营企业,但是它又是和最先进的生产力绑在一起的——网络、计算机信息技术。而且在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发展势头极好。以QQ为例,这样一个产品,却构成了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存在,一种社会形态。我们怎么从中找到个性和差异化的内容与社会资本、先进生产力的结合?然后再和整个城市文化品牌的结合?腾讯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深圳要建立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找到一种结合点?深圳还有很多文化企业、产业做得很好,这些也应该是可以去重点突破的问题。
第四、创造模式。深圳不应该仅仅是提供一个个成功的案例,深圳可以从大量的现象、事实和案例中提炼出一些可以供大家效仿的路径,这就是特区的作用。即特区不仅能够把自己做好,特区更多的是可以提炼一种可供大家仿效的模式。
希望深圳能引领社会形态巨大发展
相信在今后的30年中,在深圳经济特区向文化强市的发展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转型当中,它能够继续起到特区的作用,能够引领社会形态的巨大发展。
一个城市的最终目标不完全是经济,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的解读说得很明白,叫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所以对一个城市来说,它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安居乐业,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老百姓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建设一个新的、综合的社会形态。这是我的一点感想,期待深圳创造更大的辉煌!(记者 陆云红 摄影李伟文)
学术简历:
熊澄宇,美国杨百翰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参与中宣部、国务院信息办、国务院新闻办、文化部、科技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行业主管部门重大课题的组织和起草工作。主要著述有:《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信息社会4.0》、《新媒体与创新思维》、《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数字媒体:技术与应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