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夫与蛇口开发和深圳特区早期建设的故事
1979年7月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广东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我们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同志。
8月20日，谷牧同志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达访问广州时，我们向他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21日，深圳、珠海两市市委书记张勋甫、吴健民就试办特区问题向他作了汇报。22日，谷牧同志与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省委和省革委会负责同志谈话。
谷牧同志还要求我和全国、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求的问题，三五天要解决。要赶快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还希望我们"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搞活。
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作企业的构想。
招商局是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航运业务不仅在国内江河湖海，而且还远及南洋及欧美西方诸国。后来，经营范围扩展到钢铁、煤炭、纺织、金融等部门。解放后，为上海市军管会所接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交通部希望重振招商局雄风，向党中央呈送《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并作了"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批示。交通部以此作为经营方针，决定由第一副部长曾生同志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调交通部外事局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
我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我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他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
我听了袁庚介绍招商局的经营方针和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12月18日，交通部部长叶飞同志、副部长曾生同志抵达广州，跟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香港招商局袁庚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和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1月31日，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同志批准了这一报告。报告要点为:
(一)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的作用。
(二)招商局工业区的建设工程项目有:货箱(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玻璃纤维厂、拆船厂和氧气厂等五个厂。占地约300亩，需用劳动力，第一期1000名，今后发展到3000亩，由广东省安排解决。
(三)这一工业区可作为宝安市区的一部分。
(四)工业区第一期建设由招商局投资人民币7000万元至1亿元(约2亿至3亿港币)。所需建筑材料和设备，由招商局负责。产品以出口为主。利润按三七开分成，即广东占三成，招商局占七成(包括与外商合作的分成)。
(五)工业区拟从1979年上半年踏看测量设计，下半年开始建设，1980年上半年建成投产。
(六)这一工业区进口的建设施工设备、建筑材料、生产用的原材料、燃料和该工业区工人的生活必需品等免税放行。
2月，招商局正式开始了蛇口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建设大军陆续进场，在荒山秃岭和沿海滩涂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注入巨额资金，搞"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污排洪、平整土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当时外商虽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被西方称之为"铁幕"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深圳和广东其他地方。我们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华侨和港澳同胞做工作，鼓励他们回蛇口和广东内地投资。
蛇口工业区利用企业留成利润，先开发一平方公里的荒坡为工业区，他们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搞好"五通一平"兴建一批工业基地和生活服务设施，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通讯和直通香港的4000吨客货运码头。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至沓来，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山秃岭变成一座现代化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提出的"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已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蛇口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模式，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当年曾持怀疑及非难态度的一些人，面对今天的现实，不得不对蛇口的开拓者们表示佩服。
198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份，我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同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机场开通使用，电讯、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同志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深圳改为市后，该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1979年3月25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委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
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省革委会范希贤、黄静波、陆荧，深圳市张勋甫、贾华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议定了如下事项:
(一)原则上同意在深圳市范围内划出一块地方出租给外商，由外商投资建设工厂、旅馆、旅游区，但出租要有个年限，要按照我国规定的政策法令进行管理和收税。可以先搞试点。可考虑采取投标办法，谁价高租给谁。具体办法即向国务院写报告。
(二)同意在深圳市开设外币商店，外汇分成问题待中央通知再定。
(三)深圳市提出兴建旅游别墅，同港商合作经营旅游业，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接待旅客；向外贷款兴建宾馆问题，原则上都可以搞。旅游宾馆可以建，但高级宾馆或别墅少搞一些，要面向中下层旅客，多搞一些收费较低的旅馆或宾馆，吸引更多的香港同胞和旅客回来度假和旅行。贷款兴建宾馆要少搞或不搞，因我们还没有经验，偿还贷款没有把握。关于开放梅沙、赤湾两个口岸供游客前来游览、游泳、度假问题，请深圳市提出具体办法，报请中央有关部门审批。深圳市应建立一个旅游管理机构。
(四)对与外商、港商合办企业征税问题，由深圳市具体写个报告，然后报中央有关部门审定。
这些决议是在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前议定的。其中出租土地给外商，同港商合作经营旅游业在国内尚无先例。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同意深圳市迈出这一步的。
张勋甫等人对我们在不到20天时间，就召集到那么多的负责同志来召开专题会议，并作出具体决定感到满意。他们表示回去之后，马上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去开展工作。
中央50号文件下达以后，深圳市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外经济工作日益频繁，碰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迫切要求扩大地方权限。
这年9月25日，在省委珠岛宾馆五号楼会议室，我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办公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省革委会的吴南生、范希贤、曾定石和陆荧、秦文俊、杨立同志，深圳、珠海市的张勋甫、吴健民、何海同志和省有关经济工作部门的严尚民、王奇、梁骥、何明、左本彬、王桂英、杨可忠等同志。
会议听取了深圳市委张勋甫、珠海市委吴健民分别就两市对外经济工作若干问题所作汇报之后，进行了讨论，议决了有关事项，摘要如下；
(一)为适应开展对外经济活动的需要，原则上同意深圳市、珠海市的政治、经济工作，由省直接抓，经济计划单列，由省直接下达。此事提请省委常委会决定执行
(二)适当下放对外经济活动的若干权限。两市的来料加工装配项目，不需要引进设备，或者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下，三年内可以用工缴费偿还的，可以由深圳、珠海两市革委会负责审批。引进设备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由省审批。
(三)根据中央〔1979〕50号文件关于深圳、珠海两市设立加工特区"采取比内陆地区较为开放的一些办法"的精神，省有关部门应结合自己的业务情况，迅速就设立特区的有关事项，提出具体措施和意见，由省统一制定管理细则、办法，以适应对外经济活动发展的要求。会议还就两市报批的若干项目，以及华侨、外籍人和港澳同胞向国内投资是否宣传等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王宁、曾定石兼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秦文俊任副主任。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同月，江泽民同志(当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到深圳特区调查。并为了办好我国的经济特区，曾到世界各国调查各类出口或贸易区的情况，为深圳特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一些重大问题需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仍然参与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0月30日，陈云同志作了指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东3个经济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到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来的1983年底止，深圳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深圳与外商签订合同2512项，包括有工业、农牧业、商品楼宇、旅游、餐馆等服务业、交通运输等项目，在实际投资之外，引进25万多台(套)设备，其中有些是比较先进的，如微波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脑等技术设备等，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深圳光明畜牧场引进一套全密封无菌鲜奶加工设备，其产品"维他奶"占香港鲜奶销量的七成。1980年至1983年，共完成基建投资额1914亿元，投产项目400多个，数十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工业发展较快，总产值从1979年的6061万元，增至1983年的147亿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深圳由边陲小镇迅速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同志陪同下来广东视察。我和梁灵光同志陪同他们视察深圳、珠海。小平同志对这两个经济特区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分别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24日，小平同志在邀请胡耀邦等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视察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刘田夫 来源:人民政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