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能不说到"蛇口工业开发区"这个"试管婴儿"的诞生,不能不提到精心培育这个"试管婴儿"的香港招商局,不能不提到招商局"临危受命"的领军人物袁庚。袁庚的"改革现场"展示了中国改革初期的惊心动魄。
告状信不断,改革的心依然
1978年12月初,袁庚向叶飞呈报招商局发展计划,提出在广东设后勤基地。为了了解袁庚计划是否可行,招商局能不能发展,叶飞迅速派出一个四人工作组赶赴香港招商局进行调查。组长王大勇,是个局级干部,办事异常慎重。副组长孙绍先,基建司工程师。这个小组对外名义是技术交流小组,事实上是来秘密调查袁庚和招商局新班子的,与叶飞单线联系;之所以如此神秘,是因为关于袁庚的告状信不断飞往北京,有人告他经营"独立王国"、"胆大妄为"、"独断专行"等等。告状信很管用。叶飞爱才惜才,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是信任袁庚的。但由于"小报告"不断,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他有什么差池呢?
袁庚真诚地欢迎技术小组抵港,几天后,请他们在刚买下的新楼附近的海鲜馆吃了一顿饭,以尽地主之谊。小组中,有两个人怕中了袁庚的"糖衣炮弹"不敢去,王大勇与孙绍先因盛情难却还是去了。席间,王大勇只是点头,吃饭,不发表任何看法。
闲谈中,孙绍先说起袁庚在外事司那时候的事,对袁庚说:"过去我们出来都是你批的,这次出来不是你批了。"
袁庚支棱着耳朵听,对过去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的事并不想多说。
"听招商局的人说,你有很多很大胆的想法。"
这下袁庚来劲了。他说,招商局要发展,首先要发展航运,发展工业。孙绍先认为招商局在香港没有工业,袁庚说他准备买下友联船厂,还想在对面划一块地方搞个基地,主要是航运的后勤供应,说着掰起指头数了八大项目。
"你真开放!"孙绍先由衷地说,"搞得起来吗?"
袁庚盯着被煮得通体透红的盛在盘里的基围虾,表达心中的忧虑:"难说。我可以告诉二位,自我袁庚到达香港之日,也就是告状信飞到北京之时。我不得不横着站,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原本也将目光望着盘中虾的孙绍先,迅速抬起头来望着袁庚,心里想:这个搞情报的老家伙,难道已经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了?转而又想:他不可能知道!
大约一个月后,孙绍先一个人独自返回北京,在叶飞的安排下,向党组汇报了关于招商局新班子的调查情况,主要是两条:一是招商局可以而且应该发展,发展航运以及与航运有关的工业;二是香港无地可用,只有在广东发展。
汇报到这里,叶飞询问究竟广东什么地方为好,孙绍先回答说,袁庚认为在蛇口或者大鹏湾比较好,已经派人去考察了。叶飞立即委派他先到蛇口去看看,尽快向部里汇报。
在"揭发"袁庚的告状信中,有一封信说他不顾招商局大多数干部的意见,不在广州选址而要在宝安他老家搞,是狭隘的地方主义、家乡观念。孙绍先清楚,这个所谓"多数"是招商局内大多数来自广州远洋公司的干部。这些同志中有个别人有自己的考虑,反对袁庚在宝安县选址。
孙绍先在蛇口镇老街上碰到梁鸿坤,什么也没有说,打个招呼就分手了。蛇口是水上交通的咽喉,孙绍先考察后认为不错,立即向交通部作了汇报。
交通部党组手头既有袁庚的报告,又有"技术交流小组"的报告,能够迅速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向雷厉风行、作风硬朗的叶飞很快签发了交通部与广东省的联合报告,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
为了让国务院领导同志了解香港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意图和计划,争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交通部党组决定让袁庚进京当面汇报。袁庚接到部里的通知,比预定时间早了一个星期飞赴北京,在述职汇报后,焦虑地等待中央领导的垂询。
1979年1月26日,叶飞以急切的心情给李先念副主席去信,请他抽空听取袁庚汇报并给予指示。叶飞写道:
李副主席:去年11月至12月我访问西欧荷、比、西德三国结束后,回途经过香港,在香港停留了5天,看了一下在香港的招商局所属单位,并听取了航委同志汇报,他们的工作正在开展,局面已开始打开,正如您的批示所说的,确实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袁庚同志(招商局副董事长、港澳工委航委书记)现已由香港回京度春节并汇报招商局工作情况,知道您对香港招商局工作很关心,希望您能抽一个空听取袁庚同志汇报并给予指示。我经广州时,已与广东省委商妥在广东宝安地区建立一个招商局的工业区,我部已和广东省革委会联名写了一个报告呈国务院,请您审阅,如可行,望即批示,就可以动手去干了。顺致敬礼,并贺春节!
1979年1月26日,是戊午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是除夕。年前年后的日子,中央领导都很忙,袁庚猜测,至少要到十天半个月以后,才可能安排他去汇报。春节三天假期,袁庚与妻儿在西苑南中央调查部住宅楼里过了一个团圆年。
春节前后,袁庚接到中调部几个老同事老上级的电话,他算了算,一共有6个。这6个电话有问候他的,通报各中央机关平反信息的,告诉他某个方面可能要放开的,也有祝贺他在羊年当"领头羊"的,让他感到异常温暖。
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
按国务院春节放假通知,1月31日,大年初四,结束春节假期,各机关单位上班。就在这天,袁庚接到通知让他进中南海汇报。
1979年1月31日上午,袁庚早早来到交通部大楼,将准备好的资料收进一个两年前从荷兰鹿特丹买来的灰色文件夹里,看了看时间,9时整。他内心有点紧张,却又被渴望所填满。
9时30分,一辆交通部的黑色红旗牌小轿车载着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两人,穿过长安街,向中南海方向飞奔。10时整,袁庚和彭德清一起走进了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穿越走廊时,袁庚留意到,李先念办公室门前的一株腊梅树已含苞吐蕊,空气中漾起一丝清甜的气息。在李先念办公室,李先念正与先到的谷牧谈论着什么,彭、袁二人立即趋前向二位首长拜年。袁庚略显拘谨。
李先念首先询问招商局的情况,袁庚的汇报就从招商局的百年沧桑开始。他说,从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清廷奏呈《试办招商轮船折》到招商局创办一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工交金融企业,从1950年香港招商局全体员工率在港的13艘船舶起义,到如今全部资产仅剩1.3亿元,已到了非变革不能图生存的地步。袁庚建议,要把香港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内地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
袁庚从灰色的文件夹拿出一张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顺着袁庚手指的移动,从香港地面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他抬起头来在身边寻找什么的时候,袁庚立即起身,从李先念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抽出一支削好的铅笔送过去,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划:"就给你这一块吧!"
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着李先念手中的铅笔,在地图的左上角,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30平方公里!
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开发那一大片土地所需要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300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袁庚解释说,《报告》中关于免税进出口问题是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规定而提出来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面签个字,这块地皮的价值就大大提高了。
李先念说:剩下的就是要缴税的问题。广东拿了百分之三十,其实就是缴税。
李先念翻阅着交通部与广东省的《报告》,问谷牧道: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看怎么办?
谷牧说:你批原则同意,我去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好了。
这时,李先念爽快地表态:"好。我批。"说着,他用袁庚原先递给他的铅笔在《报告》上做出批示:
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
向中央领导汇报标志着袁庚进入了一个崭新世界。11时50分,回程的车上,袁庚一直看着李先念划过的那张地图,原先勾勒出南头半岛的铅笔印已经用橡皮擦擦浅了一些,但仍可清晰地看出"圈地"的痕迹。而重新在蛇口南部所划的粗短线条,就像决战时的总攻命令,非常激动人心。袁庚的心情既惊喜又愉快。车窗外,冬日的阳光正酽。
彭德清副部长也很兴奋。不过,这位原则性很强的老领导还是严厉地批评了袁庚:"你刚才主动把铅笔递给首长,你这不是逼首长表态吗?你怎么能这样做?"
袁庚原本想解释,作为侦察兵,当时他看出了首长意图是在找铅笔,那么,他就应该主动为首长办好。但是,已经用不着解释了,他只对彭德清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说。
让袁庚心情激荡的是,就在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中下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筹建的各项准备基本就绪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春潮开始从南海之滨聚集力量,汹涌澎湃地冲击着闭关守旧的中国。
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袁庚欣喜地获悉,1月23日,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委,张勋甫为书记,方苞为副书记。3月初,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有一位领导忧心忡忡。他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万恶的资本主义会如洪水猛兽般涌进来。
但是,广东省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即与习仲勋等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一重大议题,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定"试办出口特区"方案。1980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从"文革"进入"改革",一字之差,天壤之别。袁庚多次谈到,这一个字的变化,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一字之变,说明我们的党真正成熟了,促成中国当代历史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