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有了改革权限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可谓是一日千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还是一个边陲小镇，几年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仿佛一夜之间长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现代城市，人们常用"一夜城"来比喻深圳发展建设之神速。
1984年，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先后视察了深圳经济特区，对特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深圳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不久，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并加快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步伐。于是，神州大地旋风般地掀起了一股"深圳热"，深圳像一块磁石强烈吸引着海内外的投资者，就在这一片热潮之中，深圳迎来了建设发展的第5个年头。
有了改革权当市长才有点意思
人生有非常多的变数。1985年，我还在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一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找我谈话，说中央决定派我去深圳工作。当时经济特区发展刚开始起步，大家经验不足，以为搞经济就是铺摊子，战线过长，一些非议随之而来。中央考虑到梁湘同志已是66岁高龄，不宜长期在一线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决定派我分担梁湘同志的一部分工作。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犹豫，对于经济特区建设，没有经验，周围不少人也劝我不要去，因为当时对深圳议论不少，建设规模过大，经济结构不合理，隐藏着危机，有人甚至说"去了等于送死"。但是，作为一个有着多年党龄的干部，组织的决定我还是服从。当时中央领导找我谈的话很简单，交代我要把工作做好，用两年左右时间帮助梁湘把深圳的工作调整好。我提出要明确一个问题，"深圳还是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他说，"当然是啊"。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1984年深圳推出工资改革方案，改革了劳动分配制度，可是广东省认为标准太高了，要求停止执行，这说明改革也是可以否定的。我就问，"改革是个系统工程，不能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现行一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他点头同意。有了这个权，我觉得来深圳就有点意思啦，否则一点意思没有。
不久，中央发出通知，派我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到深圳特区工作，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1985年9月，在广东省六次人大会上，我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
来深圳的第二天，我去蛇口看袁庚。他对我说，你晚点儿来就好了，等问题暴露充分了，就更好办些！当时还有各种传言，说我来深圳第一条就是"砍工资"，还说我口袋里装着300名干部名单，要大换血，事实上，我来深圳没换一个干部，家乡人还骂我没用一个老乡呢。我明白，中央派我来深圳，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调整改革中谋取更大发展，把深圳的各项工作调整好，进入一个正常轨道。
四项改革为深圳发展铺平道路
深圳的改革，应该说并不是事先有一套很完整的方案才推开的，而是发展建设初期，问题摆在了前面，非要去解决不可。任何一项改革都遇到这个问题，任何改革要等到统一认识得到一致认可，或者得到批准后才去做，是不大可能的。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最重要，探索和试验最重要。
我来前，深圳已经在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比如物价的放开，最早放开的是蔬菜副食品价格。1979年，我回广东时不敢到任何一个亲戚朋友家里串门，为什么？人家要招待你吃饭，那时商品短缺，连蔬菜都买不到，肉就更不用说了。但到了第二年，情况就不一样了，适当放开蔬菜价格，价格涨了一点，但市面上出现了蔬菜，整理得整整齐齐。还有用工制度的改革，工程施工招投标改革，都引起了很大争论。
1985年8月，我来到深圳头二十几天，大部分是下去摸情况，搞调查研究，一直到正式任命我为深圳市市长。上任伊始，我感到政府决策得有制度才行，那时还没有人大和政协，首先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底的市长办公会上，经过深思熟虑，我提出了四项改革措施，成立四个机构。
第一个是成立外汇调剂中心。这是一项大的突破。根据当时外汇管理条例，企业出口创下的外汇只能到银行去结汇，按照国家规定的牌价换算成人民币；进口需要外汇，也只能去银行按照牌价购买外汇。1979年美元公开挂牌价是1．5元，就是100美元兑换150元人民币，内部结算价是2．8元，外汇结算实行双轨制。由于换汇成本不断上涨，几年涨到三、四元，对进口有利，但对出口不利甚至亏损。为了大量进口，牟取暴利，深圳有的企业就到处想方设法搞外汇，导致外汇紧缺，黑市外汇炒到五、六块以上。当时中纪委五室带领几十人，加上省里，有一支近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深圳，任务就是打击外汇黑市买卖，还抓了一个贸易公司老总。有一个礼拜天，市纪委和市检察院的同志到我家里，要我批准对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是深圳最大的公司，出口一批商品，赚了一笔外汇，按规定，应去银行将这批外汇换成人民币，他们却私下将这笔外汇卖给另外的企业了。我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是合理不合法，外汇只在企业内部调整，老总个人没有从中牟利，因此不能抓，我们很快就会建立一个新制度，它就合法了。中纪委的同志很讲原则，把情况跟北京汇报后，队伍就撤走了。
不改变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搞不成。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办，1985年11月，我们就以市政府名义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外汇调剂中心，委托深圳市人民银行具体操作。当时深圳市人民银行行长罗显荣到北京汇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管外汇管理的领导苦笑说："老罗，你怎么接这么一个任务？你知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就对老罗说，出了事由市政府负责。我们严格规定，只要是深圳的企业，搞出口创汇，就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去参加调剂，用汇单位也必须是深圳企业，要严格审查，买卖双方可以到外汇调剂中心参加调剂，价格随行就市，双方协商决定，不搞统一价格。这是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这项改革后来得到了中央的首肯，1987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下文确认合法。后来，全国40多个城市都这样做了，一直到1995年中国外汇结算并轨。现在回过头看，深圳如果没有这样的外汇初级市场，要搞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二项措施是成立投资管理公司。出于什么动机呢？我当市长后，经过调查，发现所有政府机构没有不办企业的，可以说全民办企业。这问题就大了，不用政府机构投资，挂上国有企业的牌子，最后出事都要市政府埋单。市里领导只能说清楚当年财政收入多少，负多少债，但是全市有多少企业，有多少资产，负债多少，谁也说不清楚，连资产负债表的概念都没有。作为市长，连家底都不知道，这怎么行？而且很危险，我下决心改变这种"糊涂"状况，提出成立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就是现在的国资委那一套，把所有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它管理，一个投资管理公司管100多家国有企业。对这一改革，财政局就首先反对，说把财政权夺了，省里也不赞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7年7月全国第一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才正式挂牌成立。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到1989年才算弄清楚全市国有企业有多少资产，我们第一次查清家底，从建特区到1989年深圳国有资产净资产达到32亿元。投资管理公司演变到现在，成为国有资产管理系统。
1985年通过成立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决议，到1987年正式成立，1989年第一次摸清家底，很不容易！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没有人去推动，大家都是一笔糊涂账。作为市长，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资产，有多少债务，交给后任债务一大堆，还算什么政绩？
第三项措施是成立监察局。这也是全国首例。为什么成立监察局？目的就是把队伍管好。这中间有个小插曲，我刚到深圳不久，第一次接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问：你们这里有没有贪污？我回答说，深圳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再完善的社会也有，不过深圳不厉害就是。他又问，你们怎么对付？我说，我们准备参考你们的做法，成立监察局，新加坡有反贪局，香港有廉政公署，但我们不一样，不能照搬。我们的监察局有三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水平，这是政治性的；第二监督党风和政风，监督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不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监督党政官员的操守，这才是监督重点。我来以后，当时搞"严打"、办案抓人等，动不动都是纪委、政法委冲在前线，都是以党的名义出面，对我们很不利，这些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纪委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监督执行，应该超脱些。我对李光耀说，我们有很多可以学你们，但有一条学不了，你们部长月薪两、三万美元，我们是低工资制度，市长也就是100多元。我们的干部大多都是党员，靠觉悟，有理想纪律，不光是为了钱才做事。我接触李光耀多次，他是我见过的外国政要里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归纳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他说中国不能没有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他们对深圳很关注，每年都会派人来观察深圳的动向。第二句话，深圳改革试验如果成功的话，说明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子是走得通的。当时他怀疑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难以兼容，这说明他对特区的功能、特区的意义，比我们理解的还透彻。第三句话，他说，我培养了很多百万富翁，但我自己不能当百万富翁。他问我，赌场开得开不得？我告诉他，我刚来，接到过群众来信，反映她的老公一天到晚不回家，给老虎机迷住了。据我了解，在我们的深圳湾酒店曾有过一下子，弊病太大，后来关了。看来，国家的发展不能靠赌场，还是不要搞的好。
监察局紧锣密鼓地筹备，过了几个月，开市委常委会，我就问，监察局筹备简报怎么不发了，近来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鸦雀无声，都不说话。追问到最后，梁湘同志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说是胡闹嘛。我说，谁说我是胡闹？得说出个道理来，我是认真地做改革实验，怎么是胡闹！就这样停顿了一阵子，一直到1987年5月，深圳市监察局才正式成立，何勇同志还发来贺电。当时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我主张同级别的干部加一级工资，反对得不得了，后来加了半级。
第四项举措是成立规划委员会。那时深圳还没有国土局，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一个城市的市长必须把城市规划权抓在手里，城市经济总量渐渐大起来，必须对城市的土地利用、发展布局作出更详细的规划，否则就乱套啦。我当市长不愿兼职，但规划委员会主任我是当仁不让，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主要部门负责人都是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还聘请了国内外有名的专家。这个机构成立最顺利，第二年1月，也就是1986年1月，市规划委员会就成立了，聘请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做首席顾问，另外还有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学会、日本东京大学、澳大利亚堪培拉规划局在内的30位中外规划设计权威人士担任规划委员会顾问，规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的规划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和批准涉及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的重大事项。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们正在搞旧城改造，规划委员会开会时，英国专家提出意见，说旧城改造把什么都拆掉，就等于一个人失掉记忆一样，他反对把旧城什么都拆掉。市政府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停止不必要的拆迁。我又提出，规划不能光在特区内搞，还要包括宝安县。现在大家都认为深圳的城市规划是不错的，其实当时的认识不够，如果经验多一点，精力多一点，也许城中村、乱占乱搭建就不会那么多。后来抓紧撤县建区，就多了一些选择权，如果再不搞，土地都被折腾光了，哪里还有保留到现在的48％的绿地！我觉得，规划委员会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
这几项改革，有的很顺利，有的从决定到成立，经历了两年时间，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化解了矛盾风险，站稳了脚步，管好了队伍，管好了资产，就为下一步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以壮士断臂的勇气调整经济结构
深圳经过最初几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急剧升温，逐渐超过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当时，人们对于经济结构、外汇收支等缺乏经验，未能引起警觉。由于前5年超高速的发展，潜伏着的问题终于在1985年下半年暴露出来。由于深圳基建规模过大，资金全面紧张，也给市财政不断增加压力。不得已，市财政只有向银行贷款用于基建，几年下来透支近8亿元。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外汇和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些问题浮出水面。1985年初，香港《信报》连续12天刊登一组文章，总题为《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把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说得一无是处。
正当人们对深圳特区前景议论纷纷，感到彷徨、迷茫之际，1986年初，中央及时召开了全国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圳是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主要作用并不是自己创造多少产值，而是要先走一步，创造出新鲜经验来，要求深圳把工作重点转向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来，由过去的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深圳市政府党组第57次会议纪要，可以说明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市已拥有酒店、旅店、招待所367间，床位40880张，加上各度假村床位4420张，共有床位45300张，总面积为76．6万平方米。据今年上半年统计，中高档宾馆住房率平均仅在45％以上，而目前我市已批准兴建的高层综合性楼宇达297幢，建成后拥有床位15万张，大大超过了实际需求量。同时，这批综合性高层建筑全部建成后，需增加电气设备安装容量69万千瓦，新增加日用水量26万吨，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计划预算。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对经济发展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
调整势在必行。这次大调整，是深圳建立特区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有人用壮士断臂来形容，血淋淋的。但是，不调整就没有出路。1986年，我们对全市1500多项基建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基建规模被压缩一半以上，施工队伍裁减近10万人，20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这是一次自觉有序的调整，是有序的撤退，在被动中求得主动。第一，调整是积极的方针，不是倒退，也不是否认过去的成绩；第二，调整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有的多调，有的少调；第三，调整必须与改革结合起来，走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为特区长远发展、为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规定今后不许搞赤字财政，政府机构不许给企业乱担保。经过1986年到1987年两年的调整，1986年深圳的经济发展速度虽有所降低，但从1987年起便稳步快速增长，从此以后深圳的经济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再未出现过大的起伏，可以说，那时的大调整和相关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年后，我们还完了所有的银行债务，深圳成为没有债务的城市。在1988年全国开始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了调整的阵痛，开始了又一轮改革发展的急行军。
从股份制改革到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是全国最早进行股份制试点的城市。我们率先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有限与无限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必须进行股份制改革，营造一个按国际惯例打篮球的地方。
1986年10月，我们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6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大企业试，小企业也试，当时王石还在特发集团下面很小的公司--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当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我们也大力支持。1988年股份制改造发行股票才更名深圳万科。同时，筹备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公开发行股票，自然就有交易。那时谁也没想到搞证券市场。
1988年，我去英国、法国、意大利三国考察，证券市场只是其中考察的一项。在英国伦敦，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帮我们组织了一个投资座谈会，我代表市政府讲话，欢迎英国金融投资家到深圳投资。英国一家基金公司经理说，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你们的工厂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股票。他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当时深圳发展银行股票还是柜台交易，交易量很大，但柜台交易是不行的。回到香港，我就考虑深圳证券市场体系建设问题。最早想找日本大和证券当顾问，他们的老板叫宫崎永一，我们从1980年就开始交往，比较熟悉，关系也不错，但是考虑到日本太远，语言交流不方便，就请邻近的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当顾问，帮我们做三件事。第一件，帮我们起草一个建立证券市场的总体方案，一个证券市场要有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还要有登记公司，还要有交易所，还要对股民宣传教育等等，否则不成一个体系；第二，帮助起草证券市场各种法规制度，最好把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法规制度都找来作参考；第三，帮助我们培训证券方面的干部，分期培训骨干人才。从香港回来后，我们马上就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后来说赤裸裸的叫资本市场，不好听，就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当时连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租了国贸的几间仓库，当时临时筹建办公室。
到了1990年，场外交易泛滥起来，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到了11月下旬，我们所有的证券交易系统都搞好了，我说不能再拖了，就带着郑良玉、张鸿义几个市领导，还有几大银行的行长，一起参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现场第一次看到黄马褂，计算机操作交易系统也都完善了。他们告诉说，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开？他们说，没批下来。我说，批不批不管，政府会负责，你们一定要开，先试验嘛。就选个好日子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上海12月15日是正式开业，我们是试营业，也没搞个仪式，到第二年批下来，1991年7月9日我们才补办了开业仪式。现在还是提两个证券交易所，深圳是先生孩子后登记嘛。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没有把握。小平同志1992年来深圳还讲"可以先试，不行就关了嘛！"我们最大困难是1991年，当时场外交易泛滥，暴涨暴跌，控制不住了，差一点就关掉了。所以说，有上海成立证交所好，否则我们是孤军奋战，1991年可能就被关掉了。
深圳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搞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又成立了股份制企业，搞了场外交易，自然就引导到证券市场上来，开办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取代泛滥的场外交易。1990年，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最高炒到每股132元。这里还有一个故事。1987年深发展股票发行时，公众股还有80万卖不出去，当时到机关推销，公务员可买200股，20元一股，4000元。万科也卖不出去，到蛇口摆地摊，就像现在卖彩票一样。我那时的工资只有200多元，当时谣言满天飞，香港报纸说我买股票赚了450万，交了150万党费，搞得我一身不是，有口难辩。后来一清查，才知道家里子女集中资金买了200股。这事还惊动了中央，派调查组来调查，李鹏同志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传你有多少多少股票，搞得我哭笑不得。我找到人民银行行长，要他把买发展银行原始股处长以上的名单给我开出来，一查，市委常委，副市长里面只有我、秦文俊、还有警备区政委三个人没有买。我在市委常委会上讲，我们搞证券市场，不要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要坚守这条，大家把股票都交出来吧。后来，市里发了一个通知，处级干部不能买股票，当时市政府主要领导压了一个多月不签字，我就劝他，外面都有很多议论了，我们自己得失是次要的，关键要保住证券市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这被关了。他最后签了，发了下来。
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 1992年"8o10事件"，说实在的是领导上的疏忽，首先是我的疏忽，一个疏忽，竟酿成一个事件。
那时股票发行方式不像现在上网发行，而是采用拿身份证买表抽签，这种发行方式已经做过两次，中间有很多争论，市长郑良玉也明白，他主张再冒一次险，这次有6家公司同时上市，还是采用抽签方式，发行1000万张表，就可以收回10个亿，用这笔钱来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买10张表，中签率10％，没什么风险，中一张签就可以在二级市场赚一到两万元。因为赚钱效应，吸引全国各地百万股民南下深圳，有人甚至到农村收购身份证，多得拿麻袋装。由于发行方式本身有问题，投机变成了疯狂，加上中间出现舞弊行为，导致发生"8o10事件"，的确后果比想像的要严重。最后中央追查，发了一个通报，副市长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市长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我作为市委书记负一定领导责任。后来郑良玉调走了，到江西当副省长，张鸿义去了香港中国银行。
8月10日那天晚上，正好宴请陈慕华副委员长，我和郑良玉作陪。吃饭中间不断有人来嘀嘀咕咕，饭没吃完郑良玉就被叫走了。吃完饭了，别人告诉我说出事了，股民上街游行了。一听，来不及去办公室，急忙赶到传达室，与郑良玉、张鸿义、李海东几个市领导一起商量。游行队伍很快就到市政府，信号弹都打起来了，他们群情激动，秩序相当混乱，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时束手无策。我说，没什么别的办法，就是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因为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为什么？因为我们决策有错误，股票发行本身有缺陷，买股票没有任何风险，稳赚不赔，利益使得他们急红了眼。有人怀疑，说这个办法行吗？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我就说，这是最简便易行的办法，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人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决定以后，连起草文字都来不及，草草写了几条，拿到广播车去广播：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明天还在原来地点卖。结果，游行队伍一听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去了。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当晚召开局级以上干部开会，安排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维持秩序，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后来又想到一个环节，抽签表能赶印出来吗？赶快找人民银行行长来问，他了解一下说，恐怕印不出来。我下死命令，无论如何明天8点前必须印出来！他考虑一阵子说，那就减几道工序，早上8点前印一部分，12点前印一部分。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凌晨一点钟左右，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8o10"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番。又过了半小时，李鹏同志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事情已经平息，股民都去排队去了。我告诉他，当时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就是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可以。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凌晨两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我又报告一番。一夜就这样过去，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视察南方不久，如果冲击边检，冲击机关，出现重大冲突与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汇报，也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的分析判断，按正常程序要请示，如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敢于负责任，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国家不能出大事。(记者 樊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