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真正的实业家,也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银行家。近日,亲历招行创办并出任第一任行长12年之久的王世桢先生,因着本报“续写春天的故事”探寻招行成长历程的缘由,和我们共同回忆起创业之初的点点滴滴。
尽管直到今天,他还坚持自己只是企业家而不是银行家,但就是这位用“办企业的方法来办银行”的招行首任行长,与袁庚等人一起,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现代化商业银行,从而在中国的金融改革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在招商银行的这十多年,也是在我进入晚年的时期,还能为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起过这么一点作用,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很值得回忆的事情。”言及于此,王世桢脸上漾起开心的笑容。
“胆大包天”企业要办银行
“创办一家银行,主要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金融业改革停滞不前的僵局”,回忆起创办招行的起因,王世桢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热火朝天的蛇口工业区。从1985年起,王世桢一直是袁庚在蛇口工业区的左膀右臂,但在实践中这些改革者深深地感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轰轰烈烈展开的背景下,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却明显滞后。“就算是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资金从这个城市调拨到另一个城市,往往也需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完全没有效率概念,银行的服务意识严重缺失。”王世桢回忆说,1984年4月,蛇口工业区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企业内部结算中心,随后在1985年8月成立了“蛇口财务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区内企业的资金管理需求,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萌发了由企业办银行的念头。”
企业办银行,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胆大包天”的设想。但机遇往往会青睐有准备的人。经过一番努力,在中国人民银行、交通部等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8月11日,鉴于招商局的信誉、作用以及蛇口工业区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方面的成绩,中国人民银行发文同意由招商局独资创办一家地区性银行。
“被逼上任”半路当上行长
拿到了招商银行的“准生证”,袁庚、江波、王世桢等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找行长,可是这样一家前途未卜的小银行,“我们看上的,人家不肯来;而愿意来的,我们又没看上。”眼看批文限定的半年筹备期就要到期,情急之下,袁庚和江波不约而同地发现,“众里寻他千百度”,最佳人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当时还任职多家公司董事长的王世桢拒而不受,可是,当袁庚和江波坦陈:“这件事关系到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因为你不肯做行长而让批文过期作废,让这么大的一件事告吹吧?”王世桢无法再推辞,他笑着回忆说:“袁董交给我一大难题,还给我吃一颗糖豆,让我先干着,一边干,一边找人,找到人就让我下。结果是上去容易下来难,这一干就是十二年。”
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在招北十栋蛇口工业区财务公司原址挂牌成立。“当时我的办公室只有6平方米,我坐着,别人只能站在那里跟我说话。当时真叫做‘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
白手起家闯出新天地
王世桢带着36名员工,开始努力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1957年毕业于上海交大造船系的王世桢,早年是中国远洋局涉外买船造船的高级工程师,经他运作的资金达50亿美元之巨,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大企业和大银行包括中国银行接触很多。自称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他,却深知“无论是我们创办银行的初衷,还是中央支持我们这个银行的初衷,都是为了探索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子,试一试,闯一闯。”王世桢说,“如果我们只是把四大国家银行那套搬过来,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因此,招商银行虽然最初只有招商局一家股东,但却仍然率先接轨国际惯例组成董事会,并在实践中坚持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完全实行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此后,经过1989年和1994年两次增资扩股,招商银行从招商局独资的银行演变为标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逐步摆脱地区性银行的限制,从蛇口走向深圳,从深圳走向全国。
王世桢治行,一手抓“专家路线”,一手抓现代科技应用。上世纪90年代初,招行赚钱还不多,但集中资金和资源建起了规模可观的电脑中心和培训中心,一直没有建办公大楼。正是这样的远见奠定了招行此后遥遥领先于同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同时,着眼于提供银行的管理档次,王世桢坚持要“自讨苦吃”地按国际标准推行ISO9000认证,为招行提高管理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抚今追昔,王世桢无限感慨地说:“招商银行能够获得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深圳改革开放的良好氛围和优越环境,政府对商业银行从不干预,这是非常难得的。”
1997年,64岁的王世桢正式向董事会书面请辞,他谦逊地表示,“需要找一个更年轻、意识更加现代、学识更好的人来带领招商银行再上新台阶”。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以宽广的胸怀和通达的智慧,目送招行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招商银行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为中国的金融改革探出了一条新路。招行人可以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兑现了创办这家新型银行时对国家的承诺!”王世桢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记者 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