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将蛇口比作一根试管
邓小平与袁庚交谈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而记录“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则是从蛇口开始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后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参加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1950年，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袁庚说，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字里行间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袁庚没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正当袁庚四处寻找招商局发展的场地时，宝安县（深圳前身）南头半岛的蛇口跳进了他的视线。袁庚向中央要蛇口这块地，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用红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把宝安县整个南头半岛一带都划给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脑袋转得飞快：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亿1千万，整个南头半岛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亿左右，再加上银行利息，自筹资金是个问题。袁庚说：“如果是‘大锅饭’，就不用算账，现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在中国是第一次实验，面积太大了，搞不好会对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1978年10月，已经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今日蛇口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新的标准出台：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2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4分钱。司机们开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车，最多的每天可达130车。工程提前完成，司机们拿到了总数达6000元的奖金。
由于“大锅饭”在当时还占主角，有关部门很快勒令停发奖金。实践了半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废除，司机们的积极性没了，每天运送泥土的数量又降到了30至40车。自筹资金的蛇口工业区急了，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中央领导立刻作出批示，恢复奖励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
这4分钱启发了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话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力排众议，被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1984年国庆，特区的彩车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开过天安门，这句口号立刻风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头的标语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于是，蛇口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并在有关省、市、院校通过考试招聘人才；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设中首次尝试“工程招标”等等。
1978年前的蛇口
袁庚说：“蛇口工业区更成气候的是三个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个是赤湾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个公司投资1个亿，现在的总资产是50个亿。第二个是招商银行，资产平均利润率在国内第一。第三个是平安保险，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
蛇口创办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由此产生。
继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