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全会前瞻之六：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突破口
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面对“十二五”的到来，为更好地把握未来，需要对包括“十一五”在内的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做出分析和判断，探讨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人民网邀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授们，就“十二五”规划可能涉及的相关热点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工业化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等专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从1978年的17.92%，上升2009年的46.6%，目前，已有将近6亿人口生活在城镇，大约2.3亿农民走向非农产业，其中1.3—1.5亿生活在城市。城镇化加速大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但是，我国的城镇化与世界各国的城镇化不同，受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人口城镇化过程被割裂为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身份转变两个阶段，目前，仅完成了农民向农民工的职业转变，还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身份转变，形成“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的“不完全的城镇化”的特征。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不仅削弱了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还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加快城镇化必然成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
我国城镇化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在55-60%之间。在我国，2009年人均GDP已达到3711美元，但是城镇化率仅为46.6%，比工业化后期城镇化应有水平低了10-15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化率虚高，不能反映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在2009年我国城镇化化率46.6%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原因，把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都统计为城镇人口，其中包括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人为地拔高了城镇化的水平。对于这部分人口，目前还没有直接的统计数据。有学者采用两种办法进行估算：第一种办法是按农业人口与乡村人口之差推算。2006年按户籍统计的农业人口为89162万人，按常住地统计的乡村人口为73742万人，相差的15420万人，被“虚增”为城镇人口，使当年的城镇化率“虚高”11.7个百分点。第二种办法是按普查中登记住户人口与常住人口之差推算。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2006年末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为87768万人，其中常住人口为74576万人，全国农村登记住户人口中有13192万人常住在城镇，使当年的城镇化率“虚高”了10个百分点①。这样来看，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应该在36%左右，滞后于工业化后期应有城镇化水平20-25个百分点。这种状况，严重削弱了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城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一是可以促进投资需求的扩大。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居民，城市需要新增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年投资需求就增加6.5万亿元。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测算，2010—2015年，城镇化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可达到9万亿元。如果要在20 年间，把1.3亿农民工市民化，城市每年需要建设保障性住房650万套（户均80平方米，共5.2亿平方米），拉动相关57个产业增长，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②。 二是促进农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消费份额与其人口比例是极不对称的，7亿农民在全国消费品市场所占份额仅为33%，而占全国人口43.9%的城镇人口，却占67%。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量相当于3个农民消费量之和。如果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120万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如果7亿多农民大部分人都能达到现在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在城乡二元制度下推进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这种“不完全的城镇化”，只完成城镇化的一半任务，即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变，今后还要完成另一半任务，即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变，真正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如果按照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2020年城市将新增3亿人口，其中2亿是农民工及子女，未来20年我国城镇人口的50%是农民工及其子女，确切地说，是第二代农民工及子女。这些人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显著区别是，从小读书，不会干农活，追求城市生活，在价值理念上与城市居民相同，甚至很多人从小就城市中长大，没有回过农村。如果不能把这些人转变为市民，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另外，如果让大量农民工长期处在城乡两栖流动状态，两栖率持续居高不下，也会导致我国城镇化效果大打折扣。有研究表明，如果到2040年，我国转移的5亿农村人口，如果全部居住城镇，脱离农村，城乡两栖居住率为0,城乡建设用地为2.83亿亩，如果城乡居住两栖率为60%，也就是2亿人口成为永久市民，城乡建设用地为3.2亿亩，如果城乡居住两栖率为100%，5亿人口处在城乡流动状态，城乡建设用地为3.83亿亩。③再者，农民居住的两栖化，“根在农村”，还会导致耕地保障功能的增强，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成为普遍现象，从而造成粮食安全问题。
服务业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创造就业的主渠道。由于我国城镇化滞后，也株连了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有研究显示，城镇化与服务业比重之间的关联性达0.94，与服务业就业比重之间的关联性达0.96；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涨0.77个百分点，带动就业比重也上升0.77个百分点。④笔者到云南实地调查也发现，每3个人进城就需要1个人提供服务。人口和劳动力在地理区位高度密集，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因此，通过加快城镇化，聚集人气、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可以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石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