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传给“十二五”什么样的接力棒？
准确地判断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始终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在“十二五”即将来到之际，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需要对包括“十一五”在内的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做出分析和判断，探讨我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着力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人民网邀请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授们，就“十二五”规划可能涉及的相关热点问题，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农民市场化的出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工业化面临的挑战，转变发展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等专题，谈谈他们的看法，以供读者参考。
如果说，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工业化战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场拼体力、拼智力、拼耐力的接力赛，那么“十二五”时期无疑是最关键的一段赛程。把握过去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在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十一五”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十一五”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之前是发展计划），它顺应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几乎所有的指标和目标都顺利实现，在22个主要定量指标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15个指标属于“超额完成”或“提前完成”。特别是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医疗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但是在创造辉煌的同时，我们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更是完成“十二五”规划面临的巨大挑战。
2006年--2009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7%，大大高于“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7.5%，到2009年中国已提前实现“十一五”规划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国际上热议的“中国奇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不外乎是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惊讶与赞叹。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但是，正如一辆高速行进的列车，我们最大的隐忧和担心是，它突然失去控制而戛然停止，甚至出现翻车的危险。而这种隐忧和担心主要来自结构的失衡。首先是供给结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二、三产业比例不协调。 农业基础较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其次，需求结构问题突出，投资消费关系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导致消费低迷，内需严重不足。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失衡。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使边疆稳定、社会和谐受到了严峻挑战。
200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3600美元，已处于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临界线。正如一些学者所分析的，我国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在偏好“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的问题也逐渐凸显。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近几年，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分配关系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状况，劳动报酬增长速度长期低于GDP增长速度，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扩大的趋势。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化以大规模贫民窟为代价、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导致了这些国家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成功实现转型。因此，“十二五”规划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重点任务。
“十一五”期间，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化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在7个大类中名列第一，15个大类名列前三。2008年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计算机、移动通信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我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特别是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我国成为工业强国。目前，我国制造业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上基本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制造业行业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呈逐年降低态势。另外，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2009年我国R&；D（研究与开发）占GDP的比重1.52%，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平均达2.29%。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科技成果转化率比发达国家低50-60个百分点。
“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问题。涉及民生的2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在预期性指标中，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较好的经济增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08年已实现或接近实现预定目标。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导致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200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10.9%，此两项合计占比为15.3%，比人均GDP3000-6000美元阶段国家平均31.4%的水平，低了16.1个百分点。
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45.7%，城镇人口增加到6.07亿，城市化率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是城市化提速的同时，农村问题也日益突出，优质耕地大量流失、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兼业化，留守儿童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等。同时，我国从90年代以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吸纳了数亿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但这些人口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一些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栖息”着大量流动人口，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群体冲突加剧等，积累了诸多社会问题。
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口的城市化，通过农村人口到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增加了国民财富；另一方面也因此融入城市化进程，分享现代城市文明。因此，“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困难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通过体制机制的设计，真正解决“两栖人口”问题，实现工作人口变成工作和社会人口。
“十一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并将具体指标分解到各个地方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我国采取大力淘汰落后产能、推广节能减排新技术等一系列措施，主要污染物的2个约束性指标基本完成。据测算，“十一五”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亦能完成。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生态环境状况出现局部改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对发展的制约总体上还没有缓解，有些方面仍在加剧。我国工业能耗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0%，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超过50%），我国政府已经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在“十一五”规划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仍没有实质性突破。例如，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理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垄断行业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还比较薄弱等。特别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下滑，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重发展、轻改革，重政府、轻市场”的趋势，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因此，“十二五”时期，我国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形成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都有赖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与改革的深入推进。
“十二五”期间，改革最大困难在于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因此，政府自身的改革是重中之重。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探索建立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平衡的体制；尽快启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大幅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基本责任；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等是改革的重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言的，它以精神产品为主要表现形式，是一个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种内容的文化体系。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就在于除了经济、技术等硬指标之外，还包括着居民生活质量、人口素质、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软指标，因此，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就是要把更多的软实力因素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形中来。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硬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是软实力的落后却严重影响了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例如，中国企业缺乏创新能力导致了企业竞争力不足，文化、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落后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环境污染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缺失使老百姓缺乏安全感从而制约了内需。因此，进一步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应成为“十二五”时期的重要内容。（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