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７日电（记者 李柯勇）汶川地震发生后，我被新华社抗震救灾报道前方指挥中心派往震中映秀，在那里呆了四天。在此次地震报道的记者中，我到前线不是最早的，坚持时间不是最长的，条件不是最艰苦的，面临的危险不是最大的。然而，这段经历给我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
这短短四天，无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还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我心里都将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我参加汶川地震报道，其实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在里边，因为我是唐山人。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就是被人从废墟下抱出来的，我的奶奶则是当时２４万遇难者之一。可当时我只有两岁，对地震的印象都是周围的亲友告诉我的，我自己却几乎没有印象。
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参加完奥运火炬登顶珠峰报道４天，正在拉萨休整。我立即向新华社国内部领导请求赶赴震区，但一开始未获批准。考虑到我刚刚在海拔５２００米的珠峰大本营呆了２０来天，领导要求我先好好休息。
然而，听到与唐山大地震相同的７.８级震级（早期对汶川地震的定级），看到不断增长的伤亡数字，我坐立不安，再次向领导请战，最后请求他批准我到成都“休假”。心软的领导受不了一个大地震幸存者的“哭喊”，只得勉强同意。
５月１５日，我从拉萨直接飞往四川，第二天上午就和同事蔡国兆被派往震中映秀镇。
脆弱与力量
置身于映秀的断壁残垣之间，看着那一具具了无生机的躯体和一张张被灾难惊呆了的面孔，仿佛有一条跨越３２年时空的记忆通道突然打通了，我的心被一只巨大而无形的手攥住，越攥越紧，痛楚难当。
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何等脆弱！有着千年历史的羌寨，眨眼就被抹平了。一千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几乎漫长得茫无尽头，而在宇宙间却连一瞬间也算不上。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坚不可摧的钢筋水泥结构，在自然面前却像孩子手中的泥巴一样绵软，轻而易举就扭曲了形状，摔到地上。一同毁灭的，还有成千上万人的喜怒哀乐、幸福梦想和雄心壮志。我颓然坐在散落满地的砖石上，一种幻灭感油然而生：我们平日精心爱护、为之奋斗甚至争斗的一切，原来是这样微不足道。
然而，有一种疼痛却让我无法释怀。在２６０余人遇难的映秀小学，我在废墟间看到一只孩子穿的桔红色轮滑鞋，沾满了灰尘，被压在几块石头下。而在几米之外，救援队员们又从探洞里抬出了一具小学生的尸体。
鞋子的主人是个怎样的孩子呢？应该像一朵带露的朝花吧，有着娇艳的笑容和清脆的嗓音，会蹦蹦跳跳，课间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上了课又规规矩矩地坐着，也许有点调皮，会搞点小动作让老师头疼……
一种锐利的疼痛忽然划伤了我的心。
到映秀不久，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件事：５月１６日，幸存者李科被埋四天四夜之后获救。此前，他的一只脚已经坏死，医生下到探洞里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他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气味非常难闻。就在手术即将做完、他的腿和脚还有部分筋肉没割断时，医生实在忍不住了，说：“我先出去透口气。”几分钟后，医生重新下到洞里，惊骇地发现，李科已经自己用力把腿从脚上扯了下来！
“这样快一点，省得耽误时间。”李科笑着对医生说。
听着部队战士的讲述，尽管没有亲眼见到此情此景，我们的惊骇仍不亚于其他所有人。
我想，生命本身就是宇宙间的奇迹，而对生命的关爱就是生命的意义。正是这种关爱，才让我们这种脆弱渺小的生物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并且具有了超越自身的强大力量。
在映秀四天，在几天几夜不合眼、为了抢救一个微弱的生命不惜流血流汗的搜救队员们身上，在强忍失去亲人的悲伤、奋力营救他人的人们身上，在李科那样面对死神、却从不放弃生的希望的幸存者身上，我们强烈地感到了这种力量的存在。也正是这种力量，鼓舞我们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克服一切困难，观察、记录和传播了解到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