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会排队了。”不约而同地，韩国人金亨述和新加坡记者洪艺菁用这句话描述自己的“世博观感”。在后者的印象里，过去她看到的某些中国人，往往“一有缝就钻，还有一副‘你不会插队是你笨’的表情”。
欣慰也好，尴尬也罢，在举办世博的六个月，排队现象的确折射出这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变迁。试运行第一天，20万人蜂拥而至顿使园区“狼狈不堪”；半年后这个数字长了4倍，却很少再有前推后搡、垃圾满地，唯见熙熙攘攘百万客流，拥挤却有序。
数据亦可作证：随着世博的演进，上海城市文明指数已从第一次的78.95分跃升到第六次的91.08分。我们欣喜于蜕变本身，但仍有更深的期许：这种应考状态下的“每临大事有自觉”，能否化作持续长久的文明之源？
法治的弘扬
考察往昔的世博会，排队之于参观者，好似浑然天成——
159年前的伦敦，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在写给父亲的信里，这样描述水晶宫里的三万人：“听不到一点喧闹声，看不到一个不轨的动作，活的人潮静悄悄地向前滚滚流动，发出低沉的嗡嗡声，如同遥远的海涛。”
40年前的大阪，三万人变成五六十万人。他们同样有序行进，只闻木屐声。到10年前的汉诺威，排队甚至成了艺术。彼时最热门的荷兰馆前，4000多德国人利用草地排成了“Ω”形，甚至是“＠”形。
“这是最不堪一击的队形，但他们却做到了。”世博纪录片导演吴钧感叹。而在上海，人们能否适应世博会上必要而长久的排队，一度叫人忧虑。
自年初起，世博会组织方就在多个场合“打预防针”，提示公众做好排队的心理准备；到世博会大幕拉开，排队的讨论仍在媒介源源不断。所以如此，既出于过往的耳濡目染，更因为这项内涵丰富的行为本身，就藏着深层次的价值指向。
“从其本身来讲，排队是一个相对公正的程序。”学者葛剑雄说，“紧张的参观资源面前，排队往往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文化人梁文道则认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否善于排队，根本上关乎这个社会的秩序与公义。这是一种法治精神，是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尺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他国世博会上缘何会出现美好的排队风景。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看来，历史上的世博会不仅促进主办国和举办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也将有力推动主办国家尤其是举办城市的法治化和文明化。“世博会上弘扬的法治精神，应当影响城市未来。”
而正是在一个个与排队相关的故事里，我们实践着尊崇秩序、追求公义、弘扬法治。
犹记开园一个月，组织方在各场馆前竖下标牌，严禁工作人员利用“时间差”提前排队；并且联合参展方，对心存侥幸者果断逐离。组织方解释这般动真格的理由：“那样的行为侵犯了参观者的利益，对游客不公平。”
当年届八旬的美学家李泽厚走近英国馆的绿色通道，也遭工作人员的礼貌阻拦。由于没有携带证件，他也无法享受便利待遇。纵然遗憾，老人却毫不生气：“这就是形式规范，他做得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