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现代通信史因为一句话而改变：“沃森先生，过来！我有事找你！”（Mr. Watson，come here！I want to see you！）
1875年6月2日，“电话之父”贝尔第一次通过他发明的实验装置对助手沃森说话。在另一房间的沃森一跃而出，大喊：“我听到了贝尔在叫我！”这一情景，被记录在贝尔的实验笔记里，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历史上公认这一天为电话的发明日。至今，波士顿法院路109号的门口，仍钉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1875年6月2日电话在这里诞生”。
次年，也就是1876年，这个电话装置出现在费城世博会上，让参观者惊异不已。贝尔到现场演示，当时巴西王子也在场，当王子拿起电话听筒听到贝尔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声音时，吃惊地说：“我的天哪！这个钢铁做的玩意儿竟然会说话！”经过评审，贝尔获得了发明金牌奖，被评委叹为“通讯的奇迹”。
由于在费城的成功，贝尔很快获得了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展示发明的机会，女王用“非同寻常”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个传声装置。1876年2月14日，贝尔向美国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3月3日，在他29岁生日的时候，专利获批。
但当时贝尔电话机性能还不完善，音量微弱，声音失真。1875年，爱迪生受西联公司之邀对之改良。1877年，爱迪生获得碳粒话筒专利。1878年，这个新话筒出现在巴黎博览会上。贝尔同时还推出了长途电话。1904年，无线电话出现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1964年，纽约世博会上展示的可视电话，实现了通话时既闻其声又见其人的梦想。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上，贝尔在开幕前接通了洲际电话，此后每天都有参观者赶来体验跨国长途电话，他们经常没考虑到时差，打搅了远方还在睡梦中的亲友。
不要说后来的互联网，在电话这项新生活方式上，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与世界同步的。贝尔发明电话的第二年，这种新技术就被引进了上海——1877年，上海轮船招商局为了保持总局与金利源码头的联系，拉起了从外滩到十六铺码头的电话线，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部电话。当时，根据电话的英文叫法，它被称作“德律风”。
就在这一年，1877年10月16日，清政府派驻西方的第一位外交官、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受邀访问伦敦电气厂，厂主毕谛特意请郭嵩焘参观了贝尔电话。郭嵩焘和随从张德彝试打电话，成了最早使用电话的中国人。
他们的对话记录典型反映了东方古国初涉文明世界时的惶恐和笨拙：“你听闻乎？”“听闻。”“你知觉乎？”“知觉。”“请数数目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次年5月，“巴黎万国炫奇会”（张德彝《航海述奇》）召开，当时被清政府追加任命为出使法国钦差大臣的郭嵩焘亲自率员参加了开幕式，主持了中华馆的开馆仪式。他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那些“新奇无比”的新玩意儿，还购买了一部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
但对于新文明的探访很快就中断了，郭嵩焘被清廷的保守官员讥刺为“喜好奇巧淫具”，不符大国官员身份。他列席旁听过英国下议院的辩论，研究西方政体，把“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与“孔夫子”、“孟夫子”相提并论。但“赛先生”尚不能引进，更遑论“德先生”？
虽然中国人很早就玩起了高科技，乘坐热气球（黎庶昌《巴黎大会纪略》），登上埃菲尔铁塔（张荫桓，1889年巴黎世博会），但“传播的革命”显然落后于时代。直到21世纪初，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到2010年底，全球手机用户将达到50亿。
任何技术媒介都是利大于弊的，一机在手就是全副武装的流动家园。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中提到一个拆字游戏：家园（hearth）=hear（倾听）、heart（心灵）、ear（耳朵）、earth（地球），“我们要用耳朵和心灵去聆听地球母亲的呼唤，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温馨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