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世界博览会，中国人在19世纪末上世纪初曾经叫做“炫奇会”、“赛奇会”，后来叫做“万国博览会”；世博会最早出现在欧洲，现在人们公认的首届世博会是1851年5月1日的英国伦敦博览会，当时在海德公园有10多公顷面积25国参加600万游客。不过若往前追朔，早在1756年英国艺术学会就在伦敦举办过农业机械展览会，1798年和1802年法国也在巴黎举办过艺术品和制造品展览会，此后欧洲渐开展览会和博览会的风气。
自那以后，虽然世界历经了多次战争灾难，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呈现出各大国竞相争办，参展国数量、人次、投入资金和规模面积都不断扩大的趋势。一百五十年来，全世界一共举办了58次世博会，1798年的拿破仑法国，1893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400周年的芝加哥万国博览会，1900年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以美国举办次数最多，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面积最大，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的投入资金最多规模最大。
历届世博会上，从早期的打字机、火车、无线电、缝纫机、汽车到电视机和电脑，诸如埃菲尔铁塔、亚历山大三世桥等等，无不一次次地引起世界性的轰动，无不成为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力的展台，无不成为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和建筑景观等等的时代标志，无不成为推动世界尤其主办国社会经济的强心剂。世博会打破自然障碍和人为樊篱，克服民族种族和宗教信仰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的和平友好盛会。
徐德琼、王韬和李圭三名商人——中国人第一次走进“赛奇会”
一直到不久前，我们还以为第一个有幸参观“炫奇会”的中国人是清末洋务运动著名的的先驱者王韬。当年逃亡海外负罪在身的他因祸得福周游世界，在法国适逢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不过这一切他只是个人游客身份。
曾经也有人错以为中国第一次参加世博会是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派了一个名叫包腊(E.C.Bowra)的英国人代表参会。不过很显然，因为包腊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清政府所派遣，所以他并不具备作为中国参会代表的资格。
我们还曾认为是一个名叫李圭的清朝商人，第一个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世博会。可是，最近上海“世博网”发布的一条惊人的消息，刷新了这个纪录：去年一个叫徐润的市民报告他的祖先曾经参加过伦敦第一届世博会，并获得了金、银大奖。于是，上海申博办在茫茫的清史资料中寻找佐证。终于，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中心的张伟等人从徐姓家谱中找到了这位名叫徐德琼的买办在1851年把湖州丝绸送到英国世博会上参展并获金奖的记录，从英国皇家协会1852年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上查到了相关的记载：来自上海的荣记湖丝得到好评，评奖委员会决定授予奖牌。徐德琼(1822-1873年)，名瑞珩，号荣村，广东香山人，是上海开埠后第一批来沪闯荡的广东商人。1851年，他以自己经营的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在伦敦的首届世博会，引起重视，一举摘得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金、银奖牌各一枚。
虽然如此，虽然中国人走进世博会的历史随着不断地发掘还会更加地丰富，但李圭毕竟是最早带着中国展品走进世博会并留下历史足迹的人之一：那是在1876年举办的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来自中国江苏的李圭参赛并亲历了盛会。那次博览会的主题是庆祝美国建国一百周年，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规模最大的一届盛会。李圭的更具价值的贡献还表现在回来后写了一本名叫《环游地球新录》的书，其中记道：“中国赴会之物，计七百二十箱，值银约二十万两。陈地之地，小于日本，颇不敷用。此非会与地不均，盖我原定仅八千正方尺，初不意来物若是多也。”原来远涉重洋运去的展品，大大超过了预期数量，结果连原计划的展场都不够用了。
李圭作为清朝工商业界代表，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派遣的，所以李大人还专为这本书作了序：“大清光绪纪元之二年岁在丙子为美利坚立国百年之期美人设会院于费里地费城，广集各国珍玩古器，日用服饰生潜动植物诸赛奇公会将欲考究物产修好睦邻盖仿欧洲赛会而纫为是举也江宁李圭以东海关税务司德君璀琳国家者甚远且大又岂仅一名一物为足互资考镜也哉……”
这篇短序虽然写得简单，但是对于世博会的内容意义，概括得还是可以。想李圭一介商贾的文字，居然能够得到当朝重臣的亲笔题序，或许也体现了当年洋务大臣对于世博会的理解和重视吧。
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人的世纪留影
据说1900年清政府曾经派员参与过巴黎万国博览会，但是没有能够真正参展。那一年戊戌刚过，先是义和团接着八国联军入侵，连慈禧太后也逃亡西迁；朝将不朝国将不国，国难民穷那里有闲钱那里顾得了远赴法国的事情！
到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城万国博览会时，正值戊戌风云与辛亥革命之间的相对平静时期，慈禧渡过难关被迫实行新政，打开大门面向世界的机会使清政府参加圣路易万国博览会成为可能。据载：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二月七日派溥伦为赴美国散鲁伊城(作者注：即圣路易斯城)博览会正监督。”“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甲辰)：四月二十五日派驻比使臣杨兆前往黎业斯(作者注：即圣路易斯Liegt)万国赛会。派驻英使臣张德彝将万国红十字会原约划押。四月二十六日，贝子溥伦觐见美国总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国际博览会”条目中有一句话的简单介绍：“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博览会是1904年圣路易国际博览会，在会场上展出了北京颐和园的模型。”
清末的太上皇慈禧也与这届博览会有过某种关系，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书中记过：“当有人第一次提议为她画像并送往圣路易期博览会时，慈禧太后十分惊讶。康格夫人向她做了好一番游说，说欧洲各国首脑的画像都在那儿展出，其中包括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的画像，还说如果慈禧太后的画像大量在海外流传，也有利于纠正外人对她的错误印象。经过康格夫人的这一番劝说，慈禧太后才答应和庆亲王商量商量再说。此事好象就到此搁浅了。但很快她就派人传话给康格夫人，说她准备邀请卡尔小姐进京为她画像。”这几句话，大概是慈禧太后直接与万国博览会有关的唯一的历史记载了。
溥伦(1869—1927)，字顺斋，满族镶红旗人，1896年任镶黄族副都统，1907年后历任北京崇文门监督，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参与政务大臣。民国后曾任北京大总统府政治顾问，1915年任过北京政府参政院院长，1927年58岁时早逝。虽然后人的评论都说溥伦的能力和政绩非常平庸，但是他的时运却是非常的幸运，以皇室贵胄的身份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系列机遇送给了他面前，还注定要在世博史甚至奥运史上占据一页——可叹这位早逝的清国的最后一任大臣，当他郁闷不乐地看着倾倒的皇朝和失去的一切时，或许想像不到也理解不了曾经的世博会对后世具有多大的意义
但是中国人这次远涉重洋到美国参展，还是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展品也获过奖；清末开办的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的马牌洋灰(注：就是现在的水泥)就获得了赛会的头等金奖。可惜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国人记载中国参加圣路易万国博览会的文字，仅看到的一点也多是失望、批评和责难，几乎是完全之否定，更难找到赞美的文字。可见非怪溥伦非怪时代，是耶非耶，毁耶誉耶？
百年过去时至今天，那次参赛的影响和成绩如何？倒真叫人很费思索，是非功过该作如何评说？今天站得更远更高一些，我们能否比以前看得更清楚，包括里面非常有趣的问题┅┅
贝勒爷的皇室克隆——野史里的清国参会
正史的记载太过简单，可能因为那是朝廷的态度；而野史的述说生动丰富，恐怕是代表了世俗和舆论。让我们看一看其中一则“记圣路易赛会副监督”：“某京卿者，中国最初出洋游学生中之杰出才也。虽无专门学问，亦未受卒业文凭，而于侪辈中，当时固已首屈一指……复拜使命，为美国赛会副监督。于是创议于会场特建中国宫室，糜物至四十五万金。既成，视之，非宫非殿，非庙非衙，殊不能名其状。且以卑小之室，置诸各国崇楼宏宇间，”
关于这篇野史点名的“副监督”姓甚名谁，姑且就事论事不去说他。倒是那座引发责难的“废物至四十五万元”的“于会场特建中国宫室”是个什么样子？实在是令人好奇。
据查：关于赛会上的清国馆，世博会设计者的要求是在里面布置一套清王朝的皇室内宅。这真是个说容易很容易，说难又非常困难的题目。因为从建筑技术看，这只算小菜一碟,实在不成问题。但是王朝的深宫内廷从来是不能向外人更别说向外国人展示的，那一处敢拿出去？这就实在是非同小可太不好办。再说还要远隔重洋横跨千山万水，委实是难之又难了！
溥伦苦思冥想所采纳的办法，是在清国馆里完全照样复制了一套自己家的客厅和卧室，也算是非常的聪明。就这样世博会第一次破天荒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皇家内宅，留下了一则贝勒爷居室的克隆故事。
当时就有英文报章兴奋地向世界报道：溥伦王子住室的华丽的复制品位于英国和比利时展区之间。斜峭的屋顶四角向上翘起，灿烂的色彩是博览会上东方建筑的漂亮样品┅┅用中国龙、神和英雄的图案装饰┅┅中国住宅和寺庙模型非常有意义，这些是在中国分块制造的┅┅在万国博览会上，中国皇室的展品是溥伦王子住所的复制品。在寝室中间放着一个开启的宝亭，有一座宝塔，还有插着百合、牡丹和玟瑰的金鱼池；王子的寝床、客厅和画室，到处是世界最高雅的刺绣极品，中国的地毯制造艺术就是在地板上也能看到——建筑物在红色、金色和兰色中集中地装饰出华丽，同样的奢华在花园中也表现出来，那后花园是由专员夫人(指溥伦夫人)亲自设计的。”
虽然当年没有记录电影，没有电视转播之类；不过幸而已有摄影照相，留下了当年拍摄的珍贵历史镜头，可供后人鉴赏。从博览会的展区大照片中可以看到，门前裁着两根中国式旗幡的牌坊里面正是清国馆，就是野史说的那座“非宫非殿，非庙非衙”；看上去，它的确既不像宫也不像殿，既不是庙也不是衙。虽然从建筑体量看，与其它一些西方大国甚至日本馆比，面积规模确实是小了一些┅┅
但是，从照片也清楚看到：清国馆的总体布置和形象并不难看，甚至可以说很有中国特色非常高雅；牌楼宫殿的辉煌结合了江南庭院的典雅，让人一览之下就能联想到特有的皇权、宗教、政治和文化；借方寸天地，营构如临其境的效果，或许倒是它的成功之处。当时把清国馆设计成这样，不论设计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恐怕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树立一座代表当时中国的综合形象；如此来看，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清国馆本就不是宫殿庙衙，当然就该是“非宫非殿，非庙非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相比近些年的许多现代建筑，我们能够发现到某种雷同之处；遗憾的是，我们花了多少年走了多少路，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我们似乎更应该感谢百年前的那位建筑师，或许会觉得那野史所代表的思想是不是太狭隘太封建，太大惊小怪了？
“人类学日”是耶？非耶？——中国戏剧第一次走向世界？
上面野史所说毕竟只是一国之事，其实对于圣路易万国博览会的评价，还真有一桩公案，招致了各方面的公愤，并且沿习至今——那就是博览会组织的“文化人类学日”展览和比赛：比如让非洲黑人、印第安人、菲律宾人、阿伊努人、土耳其人和叙利亚人表演、比赛爬竿等等——这届博览会从此担上了种族污染的千古罪名。
奇巧的是，清末的另一则野史“中国赴圣路易赛品”竟也与此不谋而合：“圣路易赛会，中国政府馆之卑陋，既如前所述。而最足以章吾国耻者，则赴赛物品是焉。兹录其尤甚者如左：烟枪十余技，烟灯数枚，满面烟容之官员一。杀人刀数柄，杀人小照数方，雏形知县署一。各种酷刑俱备，枷一。上海、北京、广东、宁波装小足妇人各一。小木人数百枚，乞丐、烟鬼、囚犯、苦工、娼妓之类。小草屋十余间。苗蛮七，绿营兵一。翰林、进土、举人、秀才各一，均高四尺以上，背驼面目枯瘠。奎星楼一，小城隍庙一，城隍鬼判俱备。教会学校照片数十方，药王财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呜呼！政府糜数百万巨款，而所征出品，乃悉为卑陋劣粗之物件，或代表陋俗迷信之具。是非赴赛，直白求辱耳！论者所以太息痛恨于承办官吏之毫无心肝也。”
野史的作者在痛数清国馆建筑的“卑陋”之余，列数清国展品的粗俗：除却烟枪、刑具、小脚妇人、苦役、乞丐和娼妓等等以外，甚至连知县衙门、奎星楼和城隍庙的模型都搬了去，完全展示的是野蛮和落后，简直是自取其辱，毫无心肝！
在我们的历史常识中，腐朽的清王朝常常做出丧权辱国的事情，本在我们印象之中。应当承认，对人本身的研究，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除了医学和宗教之外，还有所谓的人种学人类学。而且过去的人种学，多是在堂皇的外衣下隐藏着大欺小、强凌弱、反人道和邪恶，甚至成为种族灭绝的理由和借口，成为宣扬种族优劣论和种族歧视的幌子。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单就清国馆而论，国外的看法与国人的责难竟绝然不同，看法之悬殊令人吃惊！英文报道说：中国镇是中国商会提供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这儿有一个拥有本土演员的中国剧场，一座寺庙，讲解员会为您解释宗教仪式和符号的意义。一个茶室里有本土来的侍者，还有一个集市，聚集着本土来的商人、木匠、画家和油漆匠。这儿有丝绸织工和象牙雕师展示着手艺，在剧场里从北京来的男演员表演具有高超技巧的艺术，使游客能够理解了除了语言以外所有的内容。馆里的花园优美得使西方情趣感到陌生┅┅中国镇是用表演使游客高兴和满意的临时的家。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并且很可能成为中国戏剧(最可能是京剧)第一次走向世界的最早的证据！
时过境迁，人们认识可能冷静一些：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划分得并非那么清楚，经常是与社会学、民俗学或文化史牵扯在一起的。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上的“文化人类学”的展览和比赛，并没有直接与早期的人种学挂勾，也是人类的一份民俗遗产，很多都可以说是民族民俗文化，属于社会学、民俗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正是极其需要保存和保护下来的。
大约百年过去，当我们正在弥补着这方面欠缺的时候，才意识到当年的文化人类学展览或许也保存和保护了世界的文化史，或许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当然这是需要假以时日，只有在整个世界的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才能遂渐地认识到的……
圣路易斯万博会与奥运会——是中国最早参加的奥运会吗？
在北京申奥的日子里，挖掘我们历史上与奥运会的关系也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其中头一个令人特别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就是中国最早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最早参加的奥运会是那一届的人是谁？
目前已经得到共识的是：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首届奥运会曾经向清国发出过邀请，但是清王朝当时不清楚“奥运会”是什么意思，没有积极响应“未予回复”，没有能够派出政府代表参加。后来，中国政府与奥运会的正式官方接触，最早是在1921年的上海第5届远东运动会上，当时国际奥委会委派过日本的奥委委员代表致词；直到“192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上，中国政府才首次派出了观察员。”
但是当我们研究了世博会的历史后，可能需要修改上述看法。原因在于：历史上的第二和第三届奥运会曾经是与世博会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世博会的附属项目。试想草创期的奥运会如同初生的婴儿，比世博会晚了约50年，不可能一诞生就如后来就如今天这么风光；作为一项纯粹的体育比赛，当初的影响远远不及世博会。所以初生的奥运会借助世博会的影响来发展，也是一个良策。
顾拜旦在1894年的巴黎国际体育会议上，就建议首届奥运会与世界博览会同时在巴黎举行，借以扩大奥运会的影响，当时这种意见遭到了否决。后来鉴于顾拜旦为复活奥林匹克运动所作的贡献，奥委会代表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决定1900年奥运会既第二届奥运会与世界博览会同时在巴黎举行。
尽管顾拜旦和奥委会委员们不情愿，后来也不满意。但是因为幼小的奥运会尚不能独立；第二届奥运会是作为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附属项目，第三届奥运会随之成为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附属项目，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的事实。
按照以下最简单的理由和逻辑：一个国家或政府委派的出席世博会的代表自然也是该世博会下属各个项目的代表。一个国家只要是派出了参会代表，不论其有没有运动员参加比赛，也认为是参加了奥运大家庭的盛会。
那么，溥伦作为清政府委派的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正式代表，当然是同时举办的第三届奥运会的代表。何况他作为一国之代表率领着一个不算太小的代表团(因为远隔重洋交通不便，还有许多国家甚至没有派人参加)会见过美国总统，逗留了很长时间；从道理上讲，也不可能不参与奥运会的活动，不观看同在一城举行的奥运会吧。
据说，利用世博会扩大奥运会影响的计划并不如愿。主办方对新生的奥运会小弟弟还不屑于顾。顾拜旦在日记里对第二届巴黎奥运会抱怨道：“世界上有一个对奥运会非常冷淡的地方，这就是巴黎。”掩饰不了心中的失望。或许可以猜测：这可能就是他作为主席竟然没有去美国参加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的真正原因。
那一年，虽然圣路易斯城为了世博会竟把庆祝开市一百周年的活动推迟一年到1904年，奥运会还随同世博会，延续了5个多月，为的是让博览会和奥运会相映生辉全城狂欢。
圣路易斯奥运会与上届巴黎奥运会一样，人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世博会，奥运会比赛场地和运动设施等等都非常简陋，奥运会也受到博览会的冲击成了陪衬。尤其遗憾的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竟然都未出席开幕式。这一切预示着，日后奥运会与世博会的分道扬镖是不可避免的了。
目前，中国的有关部门还在挖掘和考查中国参加奥运会和世博会的历史材料，看来接着应该着重瞄准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暨奥运会。1900年和1904年两者必具其一，如果找不到参加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暨奥运会的证据，那么中国最早参加奥运会的记录或许就能够确认：是幸运的溥伦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 (文/何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