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奥运圣火的缓缓熄灭，2010年上海世博会越来越清晰地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早在1900年，郑观应就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明确提出，中国一定要自己举办一届世博会，而且，一定要选在上海。
“博览会者，万国国力之比较也”——那时候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世博会的重要意义。然而积贫积弱的中国，直到1915年才由政府组团，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世博会上首次亮相。在这次长达10个月的世博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了总奖牌数第一的好成绩，“中国制造”自此成为优质品的代名词。
不在巴拿马的“巴拿马博览会”
今天的人大概不会知道，百年以前，世博会才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盛会——就连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都是作为巴黎世博会的“附属项目”出现的。顾拜旦痛心疾首地声称“他们‘绑架’了我们”，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世博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世博会的主旨就是展示新技术、新产品，那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完成，发达国家都把世博会看作展示实力、相互学习的最好机会。”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研究员刘作奎说，“再说，虽然世博会本身不具有交易性，但它对于促进贸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用一位参加过早期世博会的中国商人杨卓茂的话说，“欧美日本各大工商业家，每望赛会之开幕，几若农夫之望岁。”那时候世界上并没有世博会的官方组织，大国举办世博会，只需自己宣布、自行筹备。因此在二十世纪初，几乎每隔两三年就有一届世博会开幕。
1903年，巴拿马运河工程开工。运河通航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航运距离将缩短15000公里，大大方便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其中获益最大的，当然是拥有运河主权的美国。为庆祝这一盛事，美国宣布将于1915年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迄今为止唯一一届不以举办地命名的世博会。
1912年2月2日，美国总统塔夫脱正式向各国发出参赛邀请。一个月后，一个叫罗伯特·大赉的旧金山富商，肩负游说中国政府组团参赛的使命，专程来到了中国。
“民国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
1912年，民国元年。中国这条被风雨剥蚀得锈迹斑斑的巨轮，刚刚找到新的航向。
大赉不顾时局混乱，冒着危险一路来到南京，先后拜访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实业总长张謇等人。令大赉喜出望外的是，虽然新政府面临千头万绪的问题，孙中山还是一口答应，待局势稳定后将积极筹款，以政府名义组团参加世博会。
此前中国的世博会历程，并不是一段光彩的历史。在清政府看来，世博会不过是“炫奇赛珍”的国际大庙会罢了。1873年，奥地利邀请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却被一句傲慢的“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以往助”顶了回去，经奥国公使一再请求，清政府才勉强同意民间工商人等“如有愿持精奇之物，送往奥国比较者，悉听尊便”。
此后的几次世博会，中国也曾派人参加，但一切事宜都由掌控海关的洋人负责，不但在大会上毫不起眼，甚至出现过种种辱华现象——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洋人总税务司送去的中国赛品竟全是鸦片烟具、女人小鞋之类。
民族承受的苦难，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开眼看世界”的重要性。而这次在美国举办的世博会，对于中国实业家来讲，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
1912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千万两白银。讽刺的是，美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中，有两个本该是中国的“最强项”——茶叶和丝绸。但在二十世纪初的世界贸易中，中国茶叶和丝绸的风头完全被以模仿起家、走低价路线的日货夺走了——1913年，只旧金山一个港口进口的日本茶就达4300万磅，中国茶还不足它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广东出产的茶叶，因为被怀疑人工染色，美国不准进口，连累其他中国茶叶也不敢在包装上标注“中国制造”。再说丝绸，那一年美国进口的丝绸价值达到1亿美金，其中五分之三为日货，中国只占五分之一——日本已经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最大对手。借世博会之机和日货一争高下，重夺国货荣光，是每个中国实业家的梦想。
对于政界而言，巴拿马博览会也有它非同凡响的意义。用工商总长刘揆一的话说，“中国往巴拿马赛会之时，即为我国五色新国旗西渡太平洋与万国争辉之日，实民国开国以来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
正因为此，美国人的邀请得到了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以及实业界的一致响应。1913年5月2日，美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华民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仅仅一个月后，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正式成立，温州人陈琪以其“才识宏通，历游欧美”被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为局长。
“陈琪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少见的精通博览会事务的专门人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马敏认为，“他曾在晚清非常成功地组织领导过中国的首次国内博览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而这一点正是袁世凯遴选他担任中国展团最高领导的首要考虑因素。”巧合的是，南洋劝业会上，陈琪曾接待过前来参观的“西美实业团”，得知美国好几个州都在争办1915年世博会，他当即联合各省商会代表致电美国政府，希望把博览会设在加州的旧金山，因为那是美国离中国最近、最便利的港口。
1913年6月28日，在筹备事务局成立大会上，陈琪以他特有的敏锐与远虑发表了演讲：“美为重农之国，我亦重农之国。美居太平洋西岸，我居太平洋东岸……中国地大人众，所缺者资本尔，美国地相若也，虽资本较足而人工独昂。按世界企业公例推之，不足十年中美间将有企业同盟……贸易前途未可限量。”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的“赴赛宗旨”——恢复土产固有名誉；扩张土产输出额；诱起国民的企业心；研究运河开通商业大势变迁后国际贸易办法；联络美国共图太平洋之商业权——陈琪的发言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那一天，司法总长、工商总长等多位政府要员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气氛热烈的“誓师大会”一直从上午八点开到了下午两点。
然而，没过多久，陈琪的书生意气就受到了极大的挫伤。
61万元经费与10万件赛品
申请参赛经费自然是筹备事务局成立后的第一要务。刘揆一曾向陈琪透露，日本也在积极准备参加此次巴拿马赛会，“特备600万元经费，于一年以前筹办，因欲与中国竞争丝茶两业，别以百余万元专事筹备两项出品，以期攘夺吾国之海外贸易。”
面对咄咄逼人的劲敌日本，陈琪却依然顾念连年军阀混战导致的国库空虚，不敢“漫天要价”。他向财政部提出申请，要求1902470元经费——参考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那次中国参展品只在文艺馆偏居一隅，尚且获得了150万两白银的参赛经费——换算过来，比这次还多出三分之一。
没有想到的是，财政部和农商部“节节议减”之后，竟将预算一路压到了70万元，而最终拿到事务局手里的，只有可怜的61万元，合24万美金——还不足日本筹备经费的十分之一。
等待拨款到位的过程中，事务局开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赛品。按照美国寄来的分类纲目，巴拿马博览会的参赛物品分为11大类，即机械、工艺、农业、牲畜、园艺、美术、矿业、食品、教育、交通、文艺。除了机械是中国的“软肋”，不准备参赛之外，其余十项都在征集范围内。基于多年对欧美市场的研究，事务局还下发了一份《赛会出品人须知》，对于参赛物品的选择标准事无巨细地给出了规定和建议：“(瓷器在欧美市场)尤以茶壶茶杯茶垫全套者最易销”，“我国制茶向由妇女用手足摩擦，至蒙外人不洁之诮……此次赴赛应先招募华侨回国，集合各茶商改用机器制茶……手工制茶须参考日本，以木板代手足之擦摩”……
“服务到位”的《须知》早早便下发各省了，不料商人们对于参赛一事，却并不如预想的那么积极——事务局细一了解才知道，此前的历次世博会，因为缺乏组织，再加上时局动荡，商人们交来的赛品往往是“有去无回”，卖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领钱，卖不出去连原物都不发还，再加上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征收出口税的国家—一次博览会下来，商人们往往还要倒贴不少钱，如此往复几次，足以让大家视“参赛”为畏途了。
而当时在其他国家，凡参加世博会的赛品一切运输都是免费的。因为中国铁路均为借款修建，陈琪不敢奢望“运费全免”，他只是立即上书交通部，委婉地请求打个对折。
交通部很快给了回复——火车最多打七五折，至于轮船，恕不在本部的管辖范围内。
更令陈琪懊恼的是，他提交财政部请求给予赛品免税政策的折子也被“打”了回来——因为所有赛品都要集中到上海装船赴美，财政部的“让步”仅限于1914年八九月间抵沪的赛品可以免税，其余都在自原产地运出的第一道关口一次性征税。
财政部的态度让陈琪彻底愤怒了，他在回复财政部的电文中直指此项政策是“徒具免税之名而无免税之实”。绝望之下陈琪甚至提出，从事务局已经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拿出一部分，替商人们缴上这笔税款。
陈琪的执著终于让财政部妥协，同意凡巴拿马赛会中国参展品一律免于征税；几经讨价还价之后，交通部也作出了让步，规定所有赴赛物品的车船运费一律以七折收取。
在看得见的优惠政策的鼓励下，经过层层审查，1914年10月底，来自全国18个省的10万多件赴赛物品已经堆满了上海港的码头，仅江苏一省，就有60个县的16000多件赛品汇聚于此。
“巴拿马博览会一共才展出了20万件展品，中国就占了一半——这固然是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的最好证明，但也带来很多问题。”刘作奎告诉记者。其实，筹备事务局在《出品人须知》上有明确规定，为保证种类丰富，同种参赛物品上交的量越少越好。而商家抱着扩大销路的心理，往往一样东西交个几十箱上来，再加上互不“通气”，几个商家交来同种物品也是常事。而各省参赛协会致力于相互间的竞争，谁也不肯把自家的参赛物品撤掉……直隶赴巴拿马赛会的总代表严智怡总结得最好，“中国以人参赛，非以国参赛也。”
1914年11月1日，“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改为“巴拿马赛会驻美监督处”，陈琪担任总监督，中国参赛代表团正式成立。直隶、山东、浙江三省的赴赛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先遣团”，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量米为炊”、“相地度材”
1914年12月6日，历经一年半的筹备之后，中国赴巴拿马赛会代表团终于启程奔赴大洋彼岸。此时，巴拿马运河已经开通，定于1915年2月开幕的世博会进入了倒计时。
与此同时，先期赴赛的三省参会代表已经在旧金山登岸了。刚一过关，就有当地华侨偷偷告诉直隶代表严智怡，旧金山人对华人排斥得厉害，要不是赛会代表的身份，过关时一定会被严格盘查，稍有问题就会被扣下。
事实上，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种种排华政策，已经引起了华侨的强烈愤慨，并险些对巴拿马世博会造成影响——就在巴拿马世博会的同一时期，南加州的圣地亚哥也召开了一届规模要小很多的“巴拿马加州万国博览会”，旧金山华侨因不堪忍受当地政府歧视华人的政策，明确表示抵制巴拿马世博会，声言将鼓动中国政府把中国馆设在圣地亚哥，并将以资金支持圣地亚哥博览会。这引起了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极大不安，纷纷上书要求调整美国的移民政策，平息华人的不满情绪。
很快，参加巴拿马赛会的其他中国人也领教了美国人的“不友好”。
这年12月29日，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颠簸，途中遭遇两次大风之后，40余位中国代表团成员连同第一批400箱赴赛物品，终于到达了旧金山。由于赛品运到上海时都是按省别装箱的，监督处工作人员要一一开箱，按出品种类重新归类，再填写报关单——工程浩大，难免忙中出错。到美国后，海关要求开箱检查，试开了一两箱，光核对物品就用了三四个钟头，且发现箱中物品与报关单并不完全相符，整箱赛品随即被扣留了。
参加巴拿马赛会的江苏代表王树榛后来回忆说，起初中国人不懂得和海关官员“联络感情”，最终发展到每次开箱，稍有不符就下令封闭待查，美国海关官员给中国人的脸色更是难看。久而久之，大家渐渐明白了“动之以情”的重要性，于是准备了若干“赠品”，供美国海关官员随意取用——此法果然奏效，美国的海关检查由“极严”慢慢变成了“极宽”，到最后，海关官员竟和中国的办事员们“彼此谈话俨如朋友，检点物品错误付之一笑”，再无恶意刁难之举。
好不容易顺利通关，陈琪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实业总长张謇传下“口谕”，政府馆建筑的包工费在原有基础上减去十分之六，只给国币9万元——这意味着中国代表团要用别国建筑经费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建造一座世博会上最大的展馆。
由东道主提供场地、参赛各国自主建造政府馆是世博会的惯例。巴拿马世博会既以“促进东西方贸易合作”为主旨，自然将最大、最好的两块场地留给了中国和日本。
早在1914年6月，工商部的黄慕德和束日璐两位委员就领着30名中国工人来到了旧金山。他们的美国之行也极为不顺，原定的轮船以中国工人有病为由“拒载”，只能延期赴美。多亏国民政府电告驻美公使夏偕复，请其派人在旧金山港接应，才免得下船时再受刁难。中国政府馆的选址位置虽然不错，却有个严重的缺陷——正好在旧金山海滩上。这无疑给施工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也使工程造价上去了不少。原来的预算尚且捉襟见肘，如今听说拨款骤减，工人们已经罢工好几次了。监督处的中国办事员们只能亲自上阵帮工，才把大家的情绪安抚下来。
除了政府馆外，中国的绝大部分赛品还是按照种类分散在博览会的10个单项展馆之中。《出品人须知》中本有明确规定，各省收集赛品之后，要把需要各展馆多大陈列面积一一报上，却没一个省照办，以至于到了赛场才发现，中国赛品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展区的承受能力。陈琪只得忍痛进行二次挑选，很多远渡重洋的展品因此未能得到陈列，有些甚至从未开过箱——陈琪当时并不知道，这一无奈的举动，会在将来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
布展刚开始时，监督处甚至失去了对场面的控制——各省都擅自开箱装架陈列，都要先挑好位置、大面积。“各馆陈列地点所塞满者，为黑色之稻草，为破碎之空箱，为抛弃之腐烂品，为已开箱之陈列品，为待开之箱，为设备未完油漆未干之橱架，有时致不能举足……”从王树榛的描述中，当时的混乱可见一斑。
这时候，61万元的参赛经费只剩10万余元了。当时1美元合华银2块6，一个布展工人的工资一天最少3美元，算下来光陈列一项就需要10万元以上。陈琪已经两次致电民国政府请求增加预算，都被驳回了，他又托严智怡写信给在总统府工作的哥哥，希望能将问题辗转反应到袁世凯的耳中，却终究没得到任何答复。
无奈之下，陈琪只能充分发挥他温州人精打细算的特质，“量米为炊”、“相地度材”，用严智怡的话说，“皆以物品凑橱架，不以橱架凑物品”。各馆地面一律铺廉价的平松木板，简单油漆，只在四周围以中国式的栏杆、园墙、牌楼，再画上各色花纹……中国特色浓郁的布展方式倒意外赢得了当地媒体的不少好评。
第二批1400箱物品到达旧金山，已经是1915年1月29日，距离赛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监督处的工作人员们亲自上阵布展，进度飞快，展品少的馆不过20天，展品多的至多40天就布置完成了。虽然到世博会开幕时，中国只有美术、工艺两馆布展完毕，但由于一战的影响，欧洲参赛各国还没有到会——中国展品反倒抢在不少西方国家之前，在全世界面前亮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