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来了。
对于这个已持续了159年的“国际巨展”的降临，国内许多媒体或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或出于发自肺腑的兴奋，总喜欢用连篇累牍的报道，同义反复着两个论调：一个是“平台说”：借世博平台、展现中华国力；另一个则是“契机说”：趁办博契机，提速上海乃至长三角城市的建设……
中国人为了能“圆梦”，而得意一下，当然不可谓之错——但是，就算是饱含真理的语言，您也无须坚持“年年说、月月说、日日说、时时说”，否则，难免会有狭隘的嫌疑——前者，透露出了太多的自大；后者，则是充满着功利色彩。这两种论调，显然都是“以我为主”——这也必然会导致国民不肯放下架子，无法以学生的心态，虚心求教于人。
在“善于学习、善于消化、善于创新”的这一点上，我们真该好好向日本人学习。
自从1964年，举办了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人开始摆脱了心理上“战败国”的阴影；1970年，在中国人忙着搞“文化大革命”、试图用毛泽东思想“解放全人类”的时候，日本人又在关西的大阪，举办了一届“激发国民创造力”的世界博览会。
据记载，彼时共有6400多万人次参观了大阪世博会，其中，除了200多万人次的外籍游客，其余的参观者，全都是日本人——这个数字，几乎占了当时日本人口的半数。
为了让北至北海道、南至九州的农民和渔民，也能亲眼看到世界工业化的成果，并不算富裕的日本政府，不惜代价，以免费交通或补贴的方式，邀请这些最普通的、甚至最缺少文化的国民，前来大阪参观。所以，我们能见到许多头戴斗笠、颈扎毛巾、甚至赤着脚在世博园区行走的人，出现在当时的影像资料中……
中国人总喜欢将上海世博会，定义为“历史上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王泠一博士却认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这么讲，或许会赢得些许自豪感，但它不符合历史真实——1970年日本的GDP远低于中国，它就属于那一时期、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
而“眼界决定境界”，也正是从那届大阪世博会之后，日本国民对科技创新的热忱，被迅速地激发出来，15年后——1985年，日本终于迈进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行列。
其实，当人们用“一切始于世博会”这样的话，来赞美近160年的世博会的无量功德时，您也必须明白，发轫于工业化浪潮的这种展览方式，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已算不上“先进”了——拜互联网之所赐，当今人类的交流、沟通方式，早已呈现出多元化、轻量化和便捷化。
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把人类进入21世纪后、受IT技术深刻影响的全球化阶段，描述为“世界是平的”。他认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已经从1800年之前的“国家和政权”、1800－2000年两百多年间的“跨国公司和资本”，演变成了今天的“互联网和个人”。
互联网传播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即时（快速）、海量、开放和互动。
人类在前进过程中，若没有参照物可资观察借鉴、而只顾着一味高歌猛进，很可能变成“瞎折腾”；唯有借助信息与交通的发达，人们才能不断地延展身体和思想可触达的范畴，从越来越多的参照物中，找到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尊严，首先属于不盲从、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既然互联网在技术上已经可实现“世界无边界、思想无极限”，那么，真想要继续改革开放，只须拆除“网络藩篱”就是了！但遗憾的是，至今各种“藩篱”非但没被拆掉，反而越来越多地被重新树立起来然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必然是“传播成本无限小，监管成本无限大”——堵不如疏，唯有让人们越来越自由地在信息中穿梭前行，人们才能学会在海量信息中，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判断，自我说服、自我教育，也才能真正接近事物的本真。同时，信息开放，亦是让公民同时享有“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的重要保障。
推动城市的人性化、制度化发展，也是人类为了更好地降低沟通和交易成本，而做出的不二选择。
应该说，人类社会迈向“现代化”，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工业化”。肇始于1851年的世博会，正是工业文明的产物。第二则是“城市化”。工业化的集约性、流动性、持续性和降低交易成本等特征，推动了全球近代百年来大规模的城市化改造，仅中国，目前已有50%的人口进入城市生活，而且，这个速度还在以每年1500万农业人口的“进城”来递增。
由城市化而导入的第三个阶段，则是“人的社会化”，一方面，由于传统“集权式、科层式”体制的瓦解，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另一方面，社会也由“统治”走向“治理”，而治理的主体，不仅是公权力（政府）一家，它还包括了个人、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市民们也更希望通过这些商业勾连和自组织形式，来获得社会认同感，从而能共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既然有了“人的社会化”，当然，“社会建设”就成了公民社会的一种必须强化的内容，就是指“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中共十七大提出：实现社会民主的前提，就是要保障人民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唯如此，才能促使人类社会迈入现代化的第四个阶段——“政治的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