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中国第一次以官方名义参加了美国费城世博会，随团参展的商人李圭根据经历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名篇。此后，一些有识之士不仅希望参与世博会，而且期望中国举办世博会。中国早期改良主义代表人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第一次提出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1910年，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创作了幻想小说《新中国》，虚构了100年后在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情景，甚至还预言了过江隧道和地铁等新生事物，这对当时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今天的上海，正在逐渐接近梦想的实现。
即将于2010年5月1日开幕、历时184天的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向世界全方位展示自己的过程。纵览世博会159年历史，不难发现，世博会留下的精神遗产，远远大于物质遗产。对于主办国来说，举办世博会的真正目的，在于启迪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尽管世博会的交流是双向的，但是让本国人打开眼界，触摸世界，寻找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提升自己，显然处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在北京奥运会已经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物质成果充分展示给世界的情况下，上海世博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炫富”的层面上。对今天的中国而言，金融危机虽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中国仍被广泛看作是“强大但不确定”的力量。对中国的疑惧，说到底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如果你自称是负责任的大国，那你对国际社会赖以存在和运行的普遍规则、制度和主流价值持什么态度？除了利益目标与物质追求，中国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是什么？世博会作为又一个“举全国之力”举办的盛大活动，寻找中国和世界在价值观层面的差距并给出自己的全新回答，无疑是题中之义。
从WTO到世博
在西方社会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维持者”等角色的转变。1950年代，中国被视为对西方的一个主要挑战，1960年代甚至一度被视为国际体系中最具激进色彩的革命国家。随着中国在1970年代初尝试打破孤立状态，并在1970年代末启动意义深远的改革，这种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方”。
而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则意味着中国国内体制与世界规则的全面对接，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代，也表明中国完全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大国，成为现行体系中的一个正式成员。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实力的不断增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交替出现。面对压力和疑惑，我们第一次不得不对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后将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等问题做出回答。2004年，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中国又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平发展”强调中国发展的道路，“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发展的目标，二者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则标志着世界欣然选择了开放的中国，这是日益开放繁荣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篇章，也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中国人一直希望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奥运会确实如预期的那样，取得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的效果。
金融危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危机要是没有作为国际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的参与就很难解决；同样，没有中国的参与，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建立不起来。这与过去“绕开中国，地球也照样可以运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在《美国在摸索如何适应中国语调》的社论中指出，美国总统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姿态访华、在从人权到汇率高估等问题上给中国“上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形势已逼得奥巴马被迫扮演一贫如洗的债务人角色——他正拜访苛刻的银行经理，要求再贷一笔款子。
随着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重要性的凸现，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随之改观。北京奥运会前，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达到了顶点，很多批评都属意识形态领域，比如人权和民主。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官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批评相对淡化。出于需要中国帮助渡过危机的考虑，在打价值观牌或者人权牌上有所收敛，转向低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利用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就可以换取某种政治利益，因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
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在结合中国本身经验的基础上，在和外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塑造中国的价值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似乎更多只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其维系主要靠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在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交往中，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把一些政治价值作为前提条件。在中国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很多问题，甚至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暴力行为，都和经济社会的落后有很大的关联。
但近来中国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除了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指责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认为中国到处找矿买油的行为难以接受。把这些批评完全归咎于对中国的无知、误解和冷战思维，或者对中国经济成就的酸葡萄心理，无疑是不客观的。
“价值观”一词进入外交词汇的时间不出百年。昔日的国际关系涉及的往往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价值观”一般不在考虑之列。老的西方殖民者在掠夺东方国家的财富时不大会考虑民主﹑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问题，这也是中国反感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原因：你过去不讲这个，现在凭什么用这个要求我？
但问题是，时代已经变了，西方过去不讲价值观，并不意味着现在就不能讲，从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到涉及是否善恶的价值判断，这在政治伦理上是一个重大进步。作为一个大国，如果不能更多依靠国家的制度创新与价值观上的吸引力自然地吸引外部国家的靠拢，而是完全依靠经济手段或提供援助的方式，这样的对外关系必将成为沉重的负担。有了不移不易的核心价值观，与世界相处就有了原则和标准，自身形象清晰可辨。倘若不是这样，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永恒的价值追求，在处理与他国、他民族事务时没有基本的原则，仅仅以一时的利益需求和好恶作为取舍标准，将很难得到世界的尊重。
中国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之大，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提并论。急剧的变革导致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激烈冲突，国家或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视线已然模糊。如果说在建国之初，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很明确，我们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国家，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行为准则也很明确，那么我们今天似乎已没有这种清晰的自我判断，故而时常处于某种犹疑、彷徨甚至自相矛盾的状态，很难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对外形象，而更多是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
显然，重建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外交价值观以适应全球化潮流和中国自身的变革，已经刻不容缓。国家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反映在政治文化与制度层面，还必须体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成功建构及其社会凝聚与秩序整饬功能的有效发挥，必须基于广泛的社会共识，有赖于政治领袖、社会精英与全体国民长期的共同努力，不可能单靠国家权力或少数人的意志强行灌注，毕其功于一役。兹事体大，其过程必定是异常复杂、艰难甚至痛苦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首先必须依托自身的文化传统。倘若完全抛弃传统，只是对西方现有价值观的重述的话，中国仍然很难在价值竞争中突围。只要我们还处在全面学习别人的阶段，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强大。中国的国家价值观，是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充分吸纳合理的现代普世价值，既能够反映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又能够适应世界基本潮流，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
上海世博会作为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是中国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在各个层面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奋起直追。在这个过程中，塑造让世界认同和向往的价值观，是一个尤为痛苦和艰难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