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西人在参观中国场馆
2010年的上海世博对我们国家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但是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到底如何，我们似乎还所知不多，难怪乎我们的介绍往往浅 尝辄止，语焉不详。
《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可以说是对“中国参与世博的历史”这一巨大而模糊的文化历史存在的一次“探索”式“自助游”。
在这次“世博历史文化之旅”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些故事：1851年伦敦博览会上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站着“身份不明”的“神秘的中国人”希生；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李圭发表“胸罩缚乳甚于缠足”的高论；1876年费城博览会上我首批留美幼童言动自如，吐属有外洋风派；1878年巴黎博览会期间大发明家爱迪生为驻英法大使郭嵩焘大上物理课；1878年巴黎博览会期间黎庶昌乘坐备受欢迎的轻气球，体验升空的感觉；1906年米兰博览会上令人惊叹的“捕鱼”学问，“种庄稼”学问；1910年布鲁塞尔博览会上本已谢绝参会的日本，恐我成为“远东之代表”重新决定正式参会；1910年布鲁塞尔博览会中国场馆开幕晚宴上中国驻比大使杨枢的精彩演说；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美女的游泳表演。1926年费城博览会直到开幕之日，会场还空空荡荡……
除了这些故事之外，这其中留给我们值得进一步探索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许还很多。比如，清末民初我国人是如何认识“世博会”的，或者说，世博会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国人对世博会的理解，不仅与世博会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而且与观察者所身处的特定时代、特殊国情有关。
图片选自《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
于是，在清末民初，不同人物，不同身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置身不同的世博现场，对世博会形成的认识是不同的。通过对此一时期“亲历世博”的珍贵材料的挖掘和解读，也许在清末民初这一历史时段中，我国人对世博会至少有着以下三种不同的认知。
一、无论是王韬对“瑰奇珍异之物”的神迷，还是抱一对“陈列装饰之法”的强调，都是从“休闲”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聚珍赛奇，娱乐游戏”成为王韬、抱一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二、无论是李圭的“裕国利民”说，还是杨兆鋆的“兴盛地方”论，都是从“商贸”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扩充贸易、兴盛地方”成为李圭、杨兆鋆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三、无论是张元济的“表彰国力，塑造形象”，还是冯自由的“网罗文化，诱导文化”，都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世博会，于是，“表彰国力，网罗文化”成为张元济、冯自由等人对世博会的认识。
这三种认识基本上环环相扣，递次克服，这也诠释着世博会的三种主要功能。
再比如，我们或许从中还能略窥中国参与世博会的组织模式之流变。这其中1863年维也纳博览会和1905年列日博览会可能是两个重要节点。也就是说在1863年维也纳博览会以前，中国参与世博主要是外国洋员主导推动的；从1863年维也纳博览会到1905年列日世博会，中国参与世博会主要是中国政府委托洋人把持的“中国海关”主导推动的；1905年列日博览会之后，中国参与世博主要是中国的“外部”与“商部”主导推动的；这三个阶段也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递次克服的。 (陈占彪)
(本文为商务印书馆《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一书作者后记,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