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可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
[背景]
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进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十分关心国家命运的李大钊，这时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着“隐忧”。1913年，他以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锐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资助，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读书。在留日期间，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秘密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世凯祸国殃民、企图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当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立刻奋起反对，先后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同时还散发了“敬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号召国民起来奋起自救。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曾被聘担任北京《晨报》编辑，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的前期，李大钊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反对封建迷信和盲目服从，宣传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保守的人生观。他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他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他积极奋进的态度，激发了当时中国青年一代的朝气和进取精神。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备受鼓舞。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极敏锐的眼光，比同时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这场革命与18世纪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看到了它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的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于法国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李大钊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上街散发传单，并积极奔走联络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入狱的陈独秀，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李大钊在这个时期的一个最大贡献，在于他写下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文章，并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系统地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因此，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20世纪初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钊的影响、引导和直接培育下，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李大钊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培养了一代革命家。
[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开办的永平府中学，两年后考入刚刚开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他深受影响，开始有忧国忧民之心。毕业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3年，李大钊认真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过头脑中还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国后投身新文化运动，先期办报，又到中国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通过在社会实践中比较检验，并得知俄国革命胜利的消息后，终于从1918年起在思想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认为只有这一真理能够救中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自发举行爱国游行，李大钊演讲鼓动并奔走营救被捕者。翌年初他与陈独秀商讨了建党事宜，并支持北大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外称“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即共产主义的谐音）。同年春，陈独秀来信询问党名是否称“社会党”，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叫共产党！”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沪召开，李大钊因校内同仁生计需他解决，未能赴会。翌年8月李大钊赴上海拜见孙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得到同意，成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牵线人。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跨党”身份的李大钊成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同年亲驾马车率同志越出东北边境，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并参观五个月。随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被军阀称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缉。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风险，主持反帝大会后率群众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请愿，遭军警开枪屠杀。走在队伍前列的李大钊头部和手负伤，脱险后率北方区委机关避入苏联大使馆旁边的兵营，在那里领导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旧中国每逢战乱，下野军阀和政治家避入外国使馆是常例。西方列强对中共领导人进入苏联使馆却实行两重标准，鼓励奉系军阀张作霖破坏国际惯例闯入搜捕。事先曾有人报警，李大钊毕竟出身书生，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捕去李大钊等人。在狱中李大钊身受剥指甲等酷刑，仍坚不吐实。面对各界谴责及社会名流呼号营救，奉系军阀竟于4月28日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被捕的20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时年李大钊3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