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

    　“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的话语，引起代表委员的强烈共鸣。

    　松花江水污染、广东北江镉污染……盘点着近期发生的这一起起工业水污染事件，代表委员们表示出深深的担忧——还有多少像“吉化”这样的“地雷”，潜伏在大江大河沿岸？

    　大江大河身陷化工企业包围圈

    　国家环保总局近期拉网式排查表明：我国有２万多家石化企业，其中布设在七大流域的重点排污企业就有５３７９家，年排废水２６亿吨。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对此忧心忡忡：“这种布局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春节后国家环保总局采取了一系列整治环境隐患的行动：排查１２７个隐患项目，挂牌督办１１家企业，严肃查处１０个违规项目。

    　来自黄河上游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锡武介绍：“我在调研时发现一家企业向黄河每年排放污水５００万吨以上，平均每天约１．５万吨。目前，这家企业共有两套污水处理设施，每小时可处理３２０吨，每天有一半的污水不能处理，只能排入黄河。”

    　“环境恶化问题犹如一颗颗‘地雷’，一不小心就会被引爆”。全国政协委员陈英旭的话一针见血。

    　王锡武代表说，黄河兰州段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黄河，造成水体严重污染。仅兰州市年排放生活污水就达１．２２亿吨，污水处理率仅为２５％。她说：“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家铜冶炼厂每年排向黄河的污水达到２５４０万吨，其中的重金属排放量高达１１００万吨，危害性最大的是砷、镉、铅。”

    　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显示：我国现有化工企业２．１万多家，其中沿长江、黄河分布的就占５０％以上。此外，珠江流域沿岸和松花江流域都分布有大型石化企业，辽河流域的辽阳、锦州也是石化集中区。

    　污染隐患源于产业布局

    　“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 周生贤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

    　“各地方竞相上马重化工业项目，跟重化工业本身的特点有关：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高，延伸的产业链条长，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对GDP和税收的贡献最大。”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河池市市长杨才寿说。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重庵代表分析说，近几年来，由于城市化建设和居民消费需求提升等因素，市场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巨大需求，我国进入了以重化工业大发展为主要特点的新的历史阶段。

    　李重庵代表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流域、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许多沿江河湖海建设的工业园区和化工企业，忽视生态功能要求和环境承受能力，导致石化企业产业布局不合理，环境安全隐患问题突出。

    　“今天的老污染，就是昨天的新项目；如果我们把不好这道关，今天的新项目，又将是明天的老污染。”周生贤说，环保部门将依法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关，尽快掌握、驾驭规划环评和决策环评的能力，使环境影响评价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调节器”，成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成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控制闸”。

    　项目建设当以环保优先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说，“饮水安全问题是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某个地方能否建工厂，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是否会破坏群众生活用水质量。”

    　刚刚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要解决的七大突出环境问题中，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排在首位。

    　“我国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平衡是造成污染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说，要想尽可能消除环境安全威胁，必须从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入手。他举例说，重化工区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引起环境专家的担忧，即使每个项目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许多大型化工园区或项目聚集在一起，还是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陈万志委员建议，当务之急，应根据我国的环境容量制定出国家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这样即便项目能为GDP作再大贡献，如果没有环境容量的指标，也不能上马。

    　“应尽快建立大江大河流域联网的环境预警系统。”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凌云县县委书记韦瑞灵说，有了这个系统，江河上游城市一旦发生水污染事件后，可以及时与下游城市间互通信息，并尽早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因此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