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并且在去年成功“保八”，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今非昔比”。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独树一帜”的表现和成果也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再次掀起了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
“中国模式”最初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于２００４年提出，即所谓的“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是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中国模式”一词并非中国提出，迄今为止也未获官方认可。然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却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成为两会前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走向最多元化也最富启发的一场集体思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力认为，虽然“中国模式”最早由西方提出，但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中国模式”应该是指一种行政主导的经济开放模式。
分析人士说，过去３０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解决了１３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人口３０年增加了５亿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此期间，３０００万工人下岗再就业，５０００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１．５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中国仍能保持全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动荡，突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奇迹。
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慎言“中国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
赵启正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市场经济、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高效率的政府、和平发展等都是“中国案例”的特点。“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也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