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发展文化共同体 创造新的文化辉煌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首次用单独章节及相当篇幅对今年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方面主要任务作了纲要性阐述，并用鼓舞人心的“中华民族不仅能够创造经济奇迹，也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文化辉煌”的论断，对文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文化塑造和文化共同角度赋予全新的内涵。
一、 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观
纵观全球历史，每一个大国的崛起或人类文明跨越式的进步都是在经济和文化共同发展的成果，都包含有“文化共同体”的演化和发展。历史上中国战国时代各思想学派师承传递及秦始皇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直接奠定了中华民族首次大一统的局面；伊斯兰教各国以宗教教义为准则形成的强大意识和行为凝聚力，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近代英国利用军事优势和文化优势所形成的全球政治版图和英联邦体系，至今仍将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不同肤色、不同传统的国度凝聚成有相似法律规范和经济行为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致力于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的人士，也在积极探索通过建立华夏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统合机制促进两岸人民和社会的融合。
二、共同体的含义和形态
共同体一词，英文为Community，具有“社区”、“群落”、“共同性、一致性”、“共有、共享”等涵义，其初始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的伙伴关系”。英国现代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有形的共同体，也有无形的共同体。”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共同体主要有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科技共同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形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类共同体之间的基本范式越来越趋向于复合，即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融合与统合。而科技共同体的发展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共同体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迅猛发展所起的作用，可为文化共同体的发展所借鉴，更能对中华民族创造文化辉煌增添助力。
三、文化辉煌的创造需要全力发展文化共同体
如果套用托马斯·库恩对科技共同体的看法来描述文化共同体，我们也可以说：“常规文化和社会革命都是基于共同体的活动。”“一种文化支配的首先是人，研究任何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或动摇了范式的研究，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体入手。”因此，文化共同体（Culture Community）可定义为遵守同一文化理念、致力于同一文化的研究与传播的文化工作者、文化机构在社会活动中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结成的社会群体。在同一文化理念的约束和自我评价下，文化共同体的成员使用和接收大致相同的文化观念，共同探索相关的目标。文化共同体是文化的社会建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组织机制、是人民群众文化活动的主体。
笔者认为，与科学共同体对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相类似，大力发展文化共同体，将有利于再造中华文化的辉煌。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国家的发展战略发生的转变，也意味着以GDP为导向的“发展范式”发生了变化。“发展范式”发生变化后，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需要形成一种共同的约束和自我评价机制。文化共同体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对我们文化事业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也会引领形成各类新型的文化产业。
借鉴较为成熟的科技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使命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新时期对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完善各类型文化共同体的建制和工作体系
科技共同体主要有科学家集体组织，如卡文迪什实验室、民间非政府科学家组织等；国家组织协调的多学科组织，如中国科学院及其科研院所、大学、国家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等；以及民营和官办R&D实验室，如企业研究中心等建制形式。
文化共同体当前也存在相类似的组成结构，但其建制仍不似科技共同体那样建制严谨、制度规范、战略清晰、任务明确，尚未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和作用空间。比如，应当培育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国家级共同体，进一步优化其职能和战略定位；针对影响深远、意义特殊的文化事务，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建立集研究、传承、保护和开发为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建制，系统性开展工作。
此外，正如科技共同体不仅专注科研，更专注科技应用那样，文化共同体也应该关注“研究、保护”之外的产业领域，为社会福祉增添新内容。如“非遗”保护领域，不仅要传承保护，还应该利用发展，通过文化贸易和产业发展将更多更美的文化内容传播给社会大众。
二、充分研究文化的“反经济周期”性，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构文化共同体平台，促进文化贸易
文化的“反经济周期性”已经不断在历次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显露出来，这与和经济危机伴生的科技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发达国家已经将文化产业确立为支柱型产业之一，从美、日、韩等国的文化产业支持策略和文化贸易促进机制的效果来看，文化产业不仅是经济产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立文化及品牌认同，促进其他产品贸易的有力手段。
当前国家大力发展“孔子学院”语言教学的国际传播网络，并通过语言教学来软性地传递文化。我们也应当学习日、韩在战后文化复兴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较为刚性的产业促进措施。特别是1997年经济危机之后，韩国政府全面动员，通过设立各级文化振兴院、建立文化贸易促进机制、推动本国文化共同体的建设，从而掀起了阵阵“韩流”，在国民精神塑造和经济推动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由此，国家应当率先成立国家级的文化产业发展促进机构，鼓励各级政府支持社会力量成立各类文化产业促进平台或产业整合基金，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整合资源、支持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的发展。
三、利用共同体的文化影响能量，构建中华文明复兴的国际国内环境
正如科技的跨国界特性一样，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承载物，同样具有跨国界的特征。近年来，日、韩、中、新等国家倡导的建立亚洲和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各类活动和项目就是一种有益的跨国界文化共同机制的尝试。从汉字等文化符号、儒家思想的世界观体系、中国传统技艺和艺术中发掘文化理念上的要素，通过跨国界文化共同体的传播和推广，既可以加深亚洲文化对世界进步的贡献，同时也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的国际环境。
同样，构建和谐社会，也离不开国民在文化上的普遍认同。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倡的“八荣八耻”教育就是深刻认识到社会文化认同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当前面对西方一些不良文化的侵袭，通过发展文化共同体以推动中国文化在国内认同的重塑和创新，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
四、建立基于文化统合的全球性挑战应对支持机制
当前全球面临低碳经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种重大挑战，这些挑战的深化，将深深影响着社会的演进方式，催生重大的社会转型。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天然就是构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元素。但这些文化精髓并未深入到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去，以物质占有多寡来衡量所谓成功的心态在一些国民意识中还普遍存在。要在技术和经济手段之外，形成整个民族应对重大危机和挑战的机制，就必须通过构建有形和无形的文化共同体，构筑起发诸于民族心灵深处的中华文明大爱的文化堡垒。这也许是我们今年在纪念“汶川地震”重建两周年中最值得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宝藏。
温总理的工作报告总结出“经济奇迹”加上“文化辉煌”来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力发展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挥其作用和影响能力，将是创造文化辉煌的有力支撑。（中国文化网特约评论员：高垒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