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本国化与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时间:2009-04-15 23:24　　　来源：--人民网

　　摘 要：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当前和未来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认真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去鉴别和分析本国国情，剔除其消极落后成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根本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既要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全面认识马克思的多个面孔，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要注意处理实践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开放性与发展性等多重重要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苏东剧变；改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中与各国特点相结合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不独今天才遇到的问题。然而，在经历了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之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进程，需要做出新的探索和回答。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及其成就已对此作了某种程度的注解，但并未解决全部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此进程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需要不断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笔者拟就此谈一些自己的认识。

　　一、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

　　苏东剧变之后，有不少人认为苏东剧变从理论上讲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曲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不符合马恩的本意，应为社会主义正名，恢复名誉等等。这些认识和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实际就是要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即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和向共产主义发展，又要符合民族、国情特点，不照搬某种道路、某种模式；既不拘泥于马恩的某些论断，削足适履，也不因过分强调本国情况的特殊性而放弃原则和基本立场。但实践发展往往远比这种全面的理论概括要复杂得多，怎样才算既坚持了基本原则和立场，又符合国情，这个度很难把握。往往出现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论断而对国情做出错误判断，或是强调国情的特殊性而放弃原则以至抛弃马克思主义等情况。因而我们看到，一方面，从19世纪的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到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乃至一些共产党都在强调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殊性的过程中，一步步抛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原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主义方向。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和西欧共产党在冷战后普遍向社会民主党的转化，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之一。同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把某些社会主义词句与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宗教思想等结合在一起，强调民族独立国家的特殊性，进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共产主义、不容许共产党存在的社会主义试验。这些大大小小的社会主义旗帜和招牌上究竟还有多少社会主义色彩和马克思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也存在着对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认识过于机械、急于使国家消亡、向共产主义过渡、对本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估计过高等种种脱离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问题，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不足取的，都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因而问题不是要不要结合的问题，而是怎样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些原则和本国的什么国情的结合，是在结合过程中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发展什么的问题。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看，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并非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而是既有成功的结合，也有错误的结合，关键在于能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发展。如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逐步建立了常备军，健全了国家机器，实行了联邦制，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等等，这些都与马恩的设想大不相同，但却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也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践证明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苏联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权力过于集中、个人崇拜、领导人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等长期延续和发展，扩张主义日益强化。这些现象实质就在于没有用马克思主义原则对其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进行批判的分析，而是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其国情中的消极因素所淹没。南斯拉夫在探索本国建设道路中日益发展的分散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实际也是这种类型。一个较长时期内，人们在批判斯大林时往往指责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他自己的理解和解释，与马克思的本意不尽一致，这实际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结合过程中的必经步骤和阶段，没有这样的人从事理解和解释工作，不可能实现结合，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本国化。斯大林的理解和解释也不全都是片面或错误的，如他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晚年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部分承认，都是符合或接近实际的。如果一切都要回到列宁甚至马恩的设想那里去，这可能就是真正的教条主义。因此，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国情尤其是其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结合，剔除其消极落后成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本国化，扎根于本国、本民族。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的结合，应着眼于解决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就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讲，除了从其不发达的生产力状况出发去建设社会主义外，还要特别注意其传统中的落后因素，尤其是封建主义因素，把反封建作为长期重要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既取决于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取决于扬弃其不发达社会的消极因素和反封建的进展。

　　中国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在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逐步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其实践效果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得以充分显现，这无疑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即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实践本身，也还有进一步探讨和发展的巨大空间，需要辩证地对待。一些学者提出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和“终点”、“一般性”和“特殊性”、“长期性”和“阶段性”，以及“中国特色的总趋势”等，[1] 是一种积极的思考。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这些年一直强调国情和中国特色，在实际中有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即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特色”而忽略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成了一个容纳传统文化中各种消极落后因素的大筐，成了各种逆社会潮流而动的思想倾向的挡箭牌，使社会主义狭隘化，对此不能不引起警觉。

　　二、如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出路和生命力所在，这已成为普遍共识。苏东剧变又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改革，而且必须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和苏东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既使人们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少了许多理想、空想色彩，也使人们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也即在当前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巨大转折的同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既不能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的某些认识，如关于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新标准。因而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正如邓小平在中国改革的初期所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2]（P137）并一再强调，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P116）是诸多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就世界范围看，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并未完全解决。虽然今天的中国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有了较系统的相应理论为指导，但仍有不少问题还没有很好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理论探索成果也未必适合其他国家的实际，还不能说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即在改革中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特别是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它们在吸收资本主义的某些优秀成果和与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定游戏规则的当代世界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出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及其取舍问题，也必然会产生学理上的争论，而且“从理论上看，有关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问题在学理上都是可以有争议的，而且事实上历来也就是如此。”[3] 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各自内部的变化及其在某些方面共同点的增加（如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多种经济成分等），并不表明二者的趋同，二者的区别也不仅仅是字面和话语上的差异，而在于各自内在的价值观。否则，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这样的修饰就毫无意义。而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具有现实意义，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①

　　在一定意义上，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即在改革中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民主、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观不断释放和实现，使其渗透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形成引领社会发展的相应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观念和价值原则。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或者说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需要注意：一是既要注意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也要进一步认识和反思当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出于解决眼前现实问题的需要，而对社会主义做出的一些新的论断，形成的具有特殊性的认识和观念，及其在建设社会主义策略上的调整。既应肯定其现实合理性，也要注意其时空条件。比如，我们可以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来警醒落后国家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不良倾向，但并不能由此认为“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甚至唯一条件，社会主义的意义远较“富裕”要丰富深刻得多。二是既不因在实践中存在着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见解，刻意争论“姓资姓社”而妨碍经济建设，又需要随实践的发展在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同时，进一步明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而不以“不争论”来禁锢思想和统一观念。② 三是在以生产力和“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积极“接轨”的同时，逐步增强参与制定世界规则的能力和主动性；在增强社会主义国家自身软实力的过程中，注意重塑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对世界发展的吸引力、影响力。四是在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五是积极促进政治建设和民主发展，实现更高程度的政治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自由，同样也不是社会主义。③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此外，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自然也是必不可少，舍此，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要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互动中增强自身的优势，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同传统所有制及其观念的彻底决裂，促进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和指导思想，但这并不能终结对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问题，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和实践都要进一步发展。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需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这也是中国党和理论界所大力倡导的，一些学者进而提出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自然是有的放矢。但衡量解放思想的根本标尺，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程度，即是否有利于民主、自由、公正和社会和谐，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自马恩去世以来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尤其是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向人们表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至关重要。但国际共运和马克思主义以往的发展历史表明，无论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还是要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首先都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问题。也即先得明确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而才能回答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怎样才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诸多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在其传播过程中因种种不同理解、诠释和阐发，形成了诸多色彩纷呈的流派，它们虽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某些联系但毕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又长期给人们以极大影响，不同程度地制约了当今人们完整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因此被涂抹得“面目模糊”[4]，因而也有了“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派”等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既要从理论研究角度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那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又要从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出发，立足实践发展，“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5]（P28）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理解和研究，需要注意文本本身、解读范式和现实问题等的转变，[6] 即马恩自身在其思想和理论阐述上的变化与马恩之后经过阐发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论形态间的差异，不同时期因不同需要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式和侧重点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国内外现实问题的变化。充分注意并深刻认识这些转变，是理解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

　　理解、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要全面认识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的多个面孔，充分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构筑和阐发他们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往往有着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多个面孔，是这三种身份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科学性、革命性也是与此一致的。马克思曾经历了打算当学者（大学教授）到成为革命家的转变，但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其学术研究活动，而是终其一生。同样，恩格斯也是毕生从事革命和科学研究活动。恩格斯称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巨匠”，又明确指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7]（P574-575）在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又被列宁称为“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8]（P86）无产阶级“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8]（P92）。这些评价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而是一种基本事实。从马恩所处的时代至今，只要不抱偏见，人们都无法否认或回避马恩所创立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和社会科学多个领域里的贡献与地位，及其对当今人类发展的影响。作为学者，他们的科学研究活动，为其思想创造奠定了基础；而他们的科学研究和思想创造，又与他们作为革命家的实践活动是分不开的；他们的思想创造成果，又运用于指导工人运动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实践活动，并以此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纯粹书斋里的学问，也不是一般的革命理论，而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体现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等社会科学许多领域，是有其自身独特体系的整体，并不局限于某几个部分，如通常所说的“三个组成部分”，也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但长期以来，在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和研究中，不乏对马克思思想的割裂，将其思想性、革命性、科学性对立起来，或以某一方面取代其他方面，或限于对某一部分的阐发而遮蔽对整体的把握，或是将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对立起来。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责难也与此密切相关，而症结就在于把人与其思想割裂开来，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对马克思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的身份割裂，使马克思的面孔被扭曲，将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构成简单化。固然，我们不能否认从不同学科角度对马克思及其思想进行学术研究会各有侧重，也不能一概否认在解读和阐释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形成各种流派和学派的必要，诸如我国学界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上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心主义等派别。但无论什么样的解释派别，都不能忽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和学者的三个面孔、三种身份的统一，以及马恩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目标。而事实上，一些解释派别本身或许就有割裂马克思之嫌。因此，只有全面认识马克思的多个面孔，将其统一起来，才会有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马克思及其主义。一些学者倡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9]，和注意对文本的“总体性把握”[10]，实际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只有把对文本的“总体性把握”和对基本思想、理论体系的总体性阐释结合起来，并处理好文本研究与理论阐释的关系，才有助于完整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当前，无论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还是在实践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理论创造和传播，都不能不考虑如何对待马克思的不同面孔这一基本问题，任何执于一端的解读呈现给人们的将是一个扭曲的、残缺的马克思。

　　合理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才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新形势下来阐发、实践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就当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来看，不能不注意以下问题。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也是反映一切劳动阶级利益和愿望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追求是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相始终的。而科学性是相对的，不断发展的，服务于其价值取向，因而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是二者的统一，必须以丰富、完善其科学性而为其价值取向的实现服务。任何将二者割裂，为科学而科学，淡化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革命性，抛弃其价值取向的做法，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因此，19世纪末的伯恩施坦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而不是发展。二战后苏东社会主义建设中日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科学体系和使其价值取向淡化和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倾向，无疑也与其社会剧变有着深层联系。因而，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目标为前提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当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的重要一环。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把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研究和创新，但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实践，在于能不能解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发展。马恩之后的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及20世纪的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着重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发，和进行某些恢复与发现，侧重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探索；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更注重于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从而在20世纪形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个重要流派，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东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东方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不能否认这两条道路各自所取得的成就。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日益与实践相脱离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书斋里的学问，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奢侈品，对西方国家的社会变革的实际作用甚微。而苏东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因在某些重大理论问题上研究不够也曾导致实践中的巨大失误，如民主建设的曲折等。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理论同样离不开实践。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创新都应首先奠基于实践的基础之上，把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长期发展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发展性，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不同流派之间，乃至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也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以至空间上开放的系统。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其发展不是由个别伟大人物能够最终完成的，而是一个个、一代代不断涌现的思想家、革命家们解决各自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理论概括的积累和延续，因此，应该说马克思之后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哪怕是极其有限的。同时，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逐步开始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点相结合而走向本土化、民族化，因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不同程度地从本国实际来阐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断与各国特点和实际相结合，并产生了几个流派。这样既有使马克思主义更为丰富和变为具体策略的一面，也不可避免有一国一地一时的时空局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既表现出流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出现了各流派间的关系问题，争论、论战也不可避免。历史经验表明，像中苏论战那样对马克思主义执于一端的理解和相互指责不免要讲许多空话。相互排斥，简单地否定对方，或妄自尊大，独占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权都是不足取的。而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发展性，尊重各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权，允许各自探索，打破门户之见，平等相待；以促进马克思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为依归，相互借鉴，交流、对话和吸收，从而使多种风格和实践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既有对立、批判和斗争，也有相互影响、借鉴和吸取。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合理成分的积极扬弃，是马克思主义成为真理的重要途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吸取了马克思主义。这既是历史的事实，也是需要面对的现实。就当前来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将长期并存，既会有排斥和斗争，也会有相互“合作”和“补充”[11]。因此，既要善于批判和斗争，也要像马恩一样注意借鉴和吸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料，任何轻率和武断都是无益的。

　　上述表明，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的结合情况，取决于能否在改革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什么样的坚持和发展。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检验。

　　注　释 ：

　　①《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是中国改革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地位问题，理论界随后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笔者认为，上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概括，主要还是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现实角度作出的，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和阐释，不完全是对社会主义一般价值的概括，有些内容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荣辱观等。因此，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进一步去发掘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意义。

　　② 对于“不争论”的提法，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理解，甚至误解。一些论者明确指出“不争论”的提法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实际中存在着对它的滥用和误用，造成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风气，不利于学术进步。参见张文富、郑晓林《关于“不争论”的再思考》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有过不少论述，并明确指出未来共产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我国理论界以往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自由”重视不够，往往是从抽象的哲学层面理解和说明，很少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在实践中贯穿和体现不够。高放先生在理论界较早阐述了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明确提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应该说这是符合马恩社会主义思想的本意的。参见高放《论社会主义与自由》《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期，《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 韩亚光　《实践论》《矛盾论》历史局限性探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2）：5-13.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孙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坐标[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3）：34—37.

　　[4] 潘中伟. “回到马克思”，有何不可？[J]. 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4，（7）：16—19.

　　[5] 江泽民.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 李惠斌.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三个转变[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2）：7—10.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版.

　　[9] 华翊　应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访谈录[J].探索与争鸣，2003，（7）：1-3。

　　[10].聂锦芳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一般图景勾勒 [N].光明日报，2007-04-10（11）.

　　[11] 孙凤武.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发展[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12—19.

　　作者简介：王晓敏（1968—），男，陕西岐山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编辑，政法系教授。

　　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供稿

编辑:张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