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这是比较大的错误，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大炼钢铁，再加上一系列具体的“左”的作法，结果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的威信、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实的步骤和比较合理的方法，三年时间就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过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二年刚刚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这时又出现了“左”的思想，一九六五年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我们把这种思想叫作极左思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所谓“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什么？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农民年平均纯收入七十几元人民币，那是很穷的了。七十几元的年纯收入大约相当于工厂工人的月工资。到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农民的年平均纯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只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当然这是旧中国所没有的，也是一个进步了。但是，要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说，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要发展生产力，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必由之路。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本身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我们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与此同时，我们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甚至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合资经营，外国资本占一半，另一半是我们社会主义公有的，至少发展了一半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企业办起来，企业的一半收入归社会主义所有，国家还可以从企业中得到税收。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合资经营的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还欢迎外国独资经营，我们从中得到税收，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没有什么损害。现在外国投资有限。我们倒是觉得这种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决不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如果我们的改革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方面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没有什么坏处。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总的一句话，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讲开放问题，不要忽视国家机器的作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纠正过来。开放政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险，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会被带进来。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
中国的革命取得了成功，就是因为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于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我们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是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注：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