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老宅的墙壁上，至今仍可找到“农业学大寨”的影子。
从“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农业学大寨”再到“农村经济学大寨”，大寨传奇演绎了新中国的两次勇敢跨越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句国人皆知的口号曾影响了中国十四年的时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最著名的村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七零八落的山梁山沟间，大寨人通过实干苦干造出了层层梯田，粮食亩产猛增。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换来了十余年“中国农业学大寨”的光荣。
当历史的火车在十字道口转轨，大寨一度痛苦地迷失了方向。当小平南方讲话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大寨人终于在雾里看到了那朵最美的红花——“改革”。如今的大寨，正在集体与个人各扬所长的折中道路上前进着。
“各位乡亲，收电费啦！”一个男人的声音透过大喇叭响彻全村。从大喇叭里传出的淳朴乡音，已经在这个村庄响彻了半个世纪。不同的是，三十年前喇叭里传出的是诸如“下地干活”之类的有关集体的统一号令。
在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喇叭声中，80岁的宋立英老人坐在毗邻陈永贵故居的自家窑洞里，一边在一本本大寨题材的书籍上一笔一画地签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向前来拜访游客们讲解着大寨往昔的激情岁月。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大寨村第一位女党员、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的妻子，宋立英和“铁姑娘”郭凤莲一样，是大寨最出名的女人。
1953战天斗地狂想规划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染一面坡”。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村支书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人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制定了“战天斗地”的狂想性规划。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宋立英向记者回忆说：自从开始治沟平地，日后闻名全国的“冰碴饭”就成了大寨劳力们冬天的主餐。黄土高坡上的冬天非常寒冷，且昼短夜长，一到冬季，劳力们干起活来就得使出十二分的气力，以确保按时完成治理计划。争分夺秒之下，大寨人决定由后勤把饭送到地里，以节省下劳力们来回村庄吃饭的途中时间。可山高路远，滴水成冰，当后勤们把饭送到地里时，饭往往已经结了一层冰。干了半天活的劳力们早已饥肠饿肚，端起碗来就是一通狼吞虎咽，吃完不休息，继续劳动。大面积的梯田逐渐一层一层地展现在大寨人的眼里。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1963顺利完成灾后重建
宋立英在大寨生活了80年，她亲身经历过的天灾不胜枚举，但没有一次比得上1963年夏天的那场洪灾。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农业学大寨”铺开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在这场艰苦的灾后重建中，一位大寨少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她叫郭凤莲。她和村里的少女们一道，以超乎常人想象的干劲和毅力，承担起了和汉子们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村民们把这批少女称为“铁姑娘队”。1964年，不满18岁的郭凤莲成为大寨“铁姑娘队”队长。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大寨村民们如今住在别墅里。
1978“大寨标准”被打破
1978年12月18日，北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31岁的中央候补委员、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默默地坐着，掌声一次次响起，她却有些茫然。在这次会上，做了14年中国“农村样板”的大寨，第一次感受到了失落。她当时并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已经在“秘密协议”上签字画押，搞起了“大包干”。不久之后，“小岗经验”就将取代“大寨经验”，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力推广的新一代的农民智慧。
随着小岗村的声名鹊起，她逐渐感觉到了外面的世界正在以超乎她知识结构的跨度在发生剧烈变化。
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猛，大寨开始变得门庭冷落。1980年9月，郭凤莲眼含热泪，奉命调离大寨，被安排进了工人队伍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此时，包产到户已如一阵久旱后的甘露，润泽着神州大地的几乎每一个角落。而大寨人，却仍在黄土高坡农民倔强性格的支配下，在旧日的辉煌梦中沉睡不愿醒。
村民们反对包产到户，宋立英回忆说：“一开始思想上确实接受不了，但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敌得过历史的潮流？1983年，大寨“不大情愿”地下放了自留地。一个时代悄然拉上了帷幕。
1991大寨精神再次复活
离开大寨，是郭凤莲所不情愿的；但在这段日子，她开始冷静思考。
她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素，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不高。辉煌时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她开始痴迷地阅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大寨需要复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此后，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作为大寨的领头雁，人到中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积极投身商海，找人才、推业务，她学会了用商人而非农民的思想看待社会。
熟能生巧，她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她开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孙俪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品上。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世故，他们开始把那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当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区，如今的大寨村几乎完全为各类大寨纪念品商店和窑洞饭馆所充斥。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游业即可创收两三百万元。
2000年，年过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加入了旅游业创收的大流。郭凤莲当时劝她说：“您是名人，您要是开纪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欢迎。”那以后，身为文盲的宋立英开始学习写字：“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宋立英”……她每天准时“上班”，端坐在商店里招呼进进出出的游客，她成了大寨签名售书的明星，成了这个“红色旅游”景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
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
链接： 中国名村
“农村改革发源地”小岗村
小岗村由两个自然庄组成，位于安徽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
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如今，2008年11月24日，小岗村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已经同意土地流转，上万亩的土地将在明年公开拍卖。
“天下第一村”华西村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区东，华士镇西，建村于1961年，最初面积只有0.96平方公里，人口1500多人。40多年来，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华西人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归口，服务分配，实绩到位”的华西精神，建设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被国内外各界人士赞誉为 “天下第一村”。 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接待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考察和访问，目前每年游客接待量在1000万人次以上。
2008年，华西村顶着金融海啸的冲击迎难而上，去年实现销售额500亿元人民币。华西村的特点是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动摇。
“曾经的神话村”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全村有848户、3180口人，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拥有26家村营企业。1984年，南街村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而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猛增到12亿元，一时间名满神州。
南街村一直以其特立独行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由于集体实力的发展壮大，南街村村民的福利待遇日益增加，免费享受20多项福利待遇，生活、住房、上学、就医等各方面均无后顾之忧。
然而，日前有不少媒体调查发现，这个号称资产数十亿元的村办企业集团已经欠债10余亿元，3年前已悄然“改制”。这意味着南街人苦心经营近30年的“神话”或将走向终结。(文/图 本报记者 张强)
